〔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四章人物志的才性系统|  第二节 才质与德性(英雄、圣人)

继“九征”之后,《人物志》又言“体别”,指出人之体性各有不同(如刚毅、柔顺、雄悍、沉静、清介……),其意在说明人之殊异性。人之殊异性,是依于才性气质之不同而来。故各人皆有偏至,而“偏至之性,不可移转”。“体别篇”虽说到“进德”与“学”,但却说不出如何学方能进德。依儒家,进德之学,唯在“变化气质”。

 

只顺才性观人,则进德之学无法建立。其根本原因,是“入道进德”之学,与“周遍及物”之恕,并不能在“才性”领域中获得超越之根据;而必须逆其材质情性之流,而觉悟到成德化质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道德理性),以开出“理性领域”,才性气质之偏始可转化,成德之学始有可能。

 

才性可欣赏,亦可忧虑。从品鉴的立场说,才性多姿多采,虽是偏至之格,亦可欣赏。但从成德的立场说,则是可忧虑的。魏晋之时代精神与学术精神,是取其可欣赏的一面品鉴之,此是才性之积极意义,《人物志》即是其开端的代表。但《人物志》既开不出超越的义理之性的领域,故不能建立成德之学。因而亦对圣人无相应之理解。

 

圣人是德性人格,不是才性人格之目。其根基在超越的理性,不在才质或天资(而人物志却正是以才性来了解圣人,其所谓中和、中庸,亦是才质义的中和中庸,故不相应。)圣人之天资才性所呈现的姿态,在成德之学中为其所润所化,而转为圣人之“气象”。故宋儒总说观圣人气象,而无人说观圣人之风姿或神采。(风姿、神采,乃是原始的,故非人格价值之观念。)

 

顺才性观人,虽不足以论圣贤,而论英雄则甚为恰当而适应。

 

“英雄篇”云:“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以项羽、刘邦、张良、韩信四人而论,张良是英而不雄,韩信是雄而不英,项羽、刘邦则既英且雄,唯项羽“英分少”,故不及刘邦。英雄一格由刘邦而开出。)先秦经典中无“英雄”一词。东汉末开品题人物之风,许劭谓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亦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至《人物志》正式提出英雄而品鉴之,且著之于篇章,然而,既开不出超越领域,则照察不出生命之理性,故只见英雄之可欣赏,而不知英雄之祸害。

 

下至宋儒,建立成德之学,方能识英雄之病。故推尊圣人,以德为本。而汉唐英雄之主,在宋儒之照察下,遂成卑不足道。此所谓理境既宽,眼界自高也。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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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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