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端的性恶论
韩非的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二八〇至二三三年之间。出身韩国公室，为韩之诸公子。曾从学于荀子，但除了接受“性恶”思想而变本加厉之外，对于荀子之学，可说无所傅承。
韩非以为人之性皆“自利”“自为”。人的心智皆“计虑利害”，无有父子之亲，夫妻之情，君臣之义。其言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⑨
又曰：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慠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⑩
总之，“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⑪“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⑬“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⑭在韩非心目中，人是没有善性可言的，人是不可信任的，人与人之间，无非猜忌、防范、算计、利用。人的内在生命既然一片污黑，自必反对尚德尚贤之礼治人治，而主严法任术，以驱策人民。如此，视生民如刍狗，遂成自然之势。荀子虽然以为人性恶，但他同时教人“化性起伪”，“以心治性”，由心知通向善而归于礼义。故荀子并未抹煞人性、否定人德，只是不直接承认“善是性本有”，而必须由心认知礼义之道，再以礼义之道来对治自然之性，使人在“化性、起伪”中成就善的价值，完成善的人品。因此，荀子仍然是堂堂正正的儒家。（是儒家道德学中的他律道德系统，唯相对于孔孟与宋明儒而言，则荀子“本源不透”，不得为正宗耳。）
二、反理性的价值观
价值、理想，必根于道德心性，而起于好善恶恶之自觉。韩非既排斥德性价值与文化理想，只以成就现实的“君国之利”为其价值之基准，以“富国强兵”为唯一之价值目标，故抑儒、侠、工商之民，而视之为蠧虫，而只奖励耕战（耕以富国，战以强兵；如此，人便只是耕战之工具而已。）
同时，又以官府之赏罚为毁誉之标准，而“廉、贞、忠、孝、勇、直”之行谊，皆已抹去其价值性而加以贬斥，结果落到“人间无道德，故人如虎狼；社会无学术，故人如牛马”。这种“反理性”的价值观，实乃对人性最大的扭曲伤害，也是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滩污秽，非常丑陋，非常可恶。
三、反古道的历史观
韩非在“显学篇”指出：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⑯，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韩非基于这种见解，以为历史是变动的，实无古道可以依循，亦无定常之德可以效法，所以明白主张“不期循古，不法常行”⑰。他采取商君的“反古道”而变本加厉，以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⑱，结果是下堕于“尽物力”（物质生命）以决斗之局，而最后乃归趋于“焚书坑儒”之秦政。
韩非根据这种反古道的历史观，来抨击儒墨两家显学，由“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的相对论点，而推至“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的绝对论断。这实在是他的历史观中最不良的偏见。⑲
四、刍狗生民的社会观
韩非的人性观、价值观既如上述，则他的社会观也必走向“以生民为刍狗”的蚂蚁型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被定著（限制）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和职事上。在这个社会里面，第一、人性个性与道德伦常是被否定的。第二、社会文化的价值是被抹煞的（韩非以文学、言谈、游仕、游侠、工商之民为“五蠧”，即可证实）。第三、唯一正面肯定的只有耕战之民。耕种增产以富国，战斗杀敌以强兵，这是直接有利于“君国之利”的，故视为社会之支柱。但人的存在，只剩下一点工具性的价值，这样的国家，对得起人民吗？
我们检视人类的思想，像韩非这样贬抑人的生命之意义，打压人文社会之价值的，实在绝无而仅有。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儒家思想是“人文的”，道家思想是“超人文”（过之），墨家思想是“次人文”（不及），而法家思想则是“反人文”的。它不但不正面肯人文的价值，而且还贬抑摧残人文精神。先秦诸子以韩非作为收结的人物，实在是一件非堂不幸的事情。
⑨ 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⑩ 《韩非子·备内篇》。
⑪ 《韩非子·心度篇》。
⑫ 《韩非子·难二篇》。
⑬ 《韩非子·内储说上》。
⑭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⑮ 韩非视“文学、言谈、遊仕、游侠、工商之民”为社会病虫害，而名之为“五蠹”。见《五蠹篇》。
⑯ “儒分为八”，指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离为三”，指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八儒难以尽考。三墨可参阅蔡仁厚《墨家哲学》（壹北：东大图书公司），页一四、一五。
⑰ 《韩非子·五蠹篇》。
⑱ 同上。
⑲ 参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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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