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编按:原文作者任继愈,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三十年间,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三十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止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说,这个问题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寇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八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也还是修订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胸怀坦荡古道热肠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吕澂先生、汤用彤先生都从欧阳先生问学。吕先生是欧阳先生的事业的继承人。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熊先生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由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先生的学说。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从此师生不相来往。我和熊先生相处三十年间,熊先生谈起欧阳先生,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词,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欧阳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最后见一面。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先生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先生与欧阳先生见面。熊先生出于师生情谊,前往作最后的诀别。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先生做得对。

 

马一浮先生与熊先生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出版时,马先生为此书作序。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矫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间有点不愉快而分手,后来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见解,熊先生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先生看,马先生的信,也有时熊先生转给我。熊先生的生日,马先生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先生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道生:东晋得道高僧,师从鸠摩罗什和佛陀跋陀罗,将道家观念与佛性相融合,有《善不受报论》。僧肇:鸠摩罗什弟子,著有《肇论》。窥基:慈恩大师,玄奘弟子,开创佛家“唯识宗”)

 

全国解放后,熊先生在北京时,收了一个义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师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随去。

 

熊先生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熊先生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先生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时,仿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

 

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先生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了。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象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

 

全国解放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电邀请他到北京来。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

 

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我们的党没有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共产党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像),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少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陈毅同志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解放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事实上不只熊先生一个人,而是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哲学家个人的具体遭际,以及对文化的认识、观点的差异,各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刚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

 

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象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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