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我与熊十力先生（追念会版）

导航：本文选自牟宗三《生命的学问》一书，点击查看目录。点击查看更多儒家在线学习资料。

按：1979年7月1日（辛卯年农历六月初八）熊先生九十五冥诞，立法委员黄强先生特假座立法院会议室举行追念会，并请牟先生讲述熊先生生平。文本即讲话记录全文，由牟宗三先生主讲，杨祖汉先生整理。选入本书时（季谦先生编著《经典教育与文化关怀文集》）将题目修订为“我与熊十力先生”，牟先生曾有同一题目之文章发表在《生命的学问》一书中，请参阅。

黄委员一番诚意的要开一个熊先生的追念会。这件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今年春天时，上海市政府举行一熊先生的平反追悼会，以市政府的名义，拍一电报给徐复观先生，还附一长信，希望他到上海参加这个会，并在信中请徐先生转达程兆熊先生，及我本人。后来徐先生又接到熊先生的少爷熊世菩先生一封信，说得比较详细一点，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熊先生去世的那一年，“身心俱受摧残”，这就表示熊先生当年曾被打过。精神上受摧残，那是不用说的了。红卫兵的瞎闹，随便的踢你几脚，打你两拳，侮辱你两下子，那是家常便饭，不算一回事，但便教你受不了。这些侮辱在当时几乎是无人能幸免的。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想到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先生去世，我们是知道的。那时候他家里并没有来信，而是唐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小姐从苏州寄信给唐先生，说熊先生去世了。据熊家传出来的消息，熊先生并没有什么病，那天上午还是很好的；大概熊先生历来都是大便不太通畅，要费气力，这次可能是在大便时气力不够，便过去了。只是这样说，没说其它原因，并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有任何举动，这表示当时在上海根本是死掉便死掉了。我们当时没想到他曾受虐待。当时我们还风闻红卫兵想到熊先生家里斗争他，但由于一句话而止，说：关于熊先生的思想，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动他，等他百年之后，再重新来批评。这句话也算很客气，说是给最大的面子的了。我们以为熊先生便因此免受糟蹋，不料现在要在上海开追悼会，且要改葬在上海龙华公墓。既要改葬，则当年熊先生去世时定是草草了事。究竟是葬了没有呢？若是葬了，是葬在什么地方呢？若是葬了，便不须改葬，谁愿意改葬呢？所以黄委员听到熊先生这消息，说我们台湾方面也应有所表示，要追念熊先生，并要我来对熊先生的生平作一报告。我所报告的，只是就我个人和熊先生的关系，我个人所能感受到的，从感受所能理解到的说一说。我认识熊先生很晚，在此之前他的生活状况，我并不十分了解。故我现在大体是从我认识熊先生时说起，一直至我到台湾来为止，这阶段也有十五六年。

我在北大念大三时，那时我二十三岁，熊先生到北大来讲课。我是从那时起认识熊先生的，但那时只是在课堂上见过他，未曾去拜访，或谈过什么。熊先生在北大只正式上过一次课，而我便去听了一次。他讲的是《新唯识论》，那时此书刚出版，是文言本，当时熊先生很高兴。在课堂上讲书，熊先生并不是很擅长，因老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不相同，并不宜于公开讲演或课堂上的讲演，他的好处是在家里谈。所以熊先生只讲过一次，便不再上课，凡是选他的课的，便到他家里谈。熊先生很会谈论，谈得很有条理，上天下地地谈，但不论谈得多远，都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原，都很真切，很真实。故在谈话中可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好处。

那时我还没有到过他家。有一次，我到邓高镜先生家里——熊先生那时有几位朋友，即邓高镜、林宰平、汤用彤几位，他们是常在一起的——邓先生也是北大的先生，有一次晚上我们到他家，他提到熊先生新近有一部著作，是《新唯识论》，并拿出来给我看。我当时看到标题是“新唯识论”，下署“黄冈熊十力造”。这“造”字用得很特别，是不常见的；一般人写书不会说是自己造，这是模仿佛书的署名“某某菩萨造”。邓先生问你看过这书没有，可以拿回去看。我当时拿回去一个晚上便把它看完，开头的部分我不大看得懂，因那是对佛学中小乘的辩破，那些问题不是我当时所能懂的，且用的是佛经体的文章。但往后几章的文章我却能看懂，那是先秦诸子式的文章。用佛经体来表达义理是不容易的，开头时还可以说几句，说多了便不方便，故熊先生后来还是用中国老式的文体，故我可以看得懂。但亦只是表面上，文字上的懂，里面说的是什么义理，我并不十分懂。第二天我再到邓先生处，说这书写得很好，文章美得很，虽然我不大懂，但亦可以感觉到它很好。这位老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去见他一见。他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们会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吃茶——那地方是纯吃茶的，老先生常去那里吃茶聊天。是喝清茶，没点心吃的，不同于南方的茶楼，到这地方吃茶的都是老年人，青年人是不去的——我们明天会邀熊先生一同去，因那时《新唯识论》刚出来，熊先生又来北大讲课，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去的除邓先生外，还有汤用彤先生、林宰平先生、李证刚先生。邓先生说你也可以参加。我说我也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没有关系。我就去了。我去到时，他们全在座，只有我一个青年人，我当时穿了一套新衣服，很整齐。但我只坐在一旁吃瓜子，他们在谈，谈的是儒释道，上天下地的。当时以李证刚先生及熊先生谈得最多，他们所谈的我并不十分懂，也没留心，在这时忽然听见熊先生发狮子吼，叫起来了，他把桌子一拍，说：“讲先秦诸子，当今只有我熊某能讲，其它的都是胡说！”这忽然一叫，很易惊人，真是振聋发聩，熊先生便有这本事。

当时我所见的熊先生，初看是没有精神似的。他戴一顶瓜皮帽子，穿一袭长袍，戴一个眼镜（熊先生晚年便不戴眼镜，这时是五十多岁），身体不很好，像病夫一样。后来他到洗手间去，出来时，我看他走路的样子，像游方的郎中一样。没想到他会发狮子吼！这一发，精神便从他眼神中呈露出来，与一般人直是不同，可见生命的突出不突出是自有真者在。平时我们所显的精采是没有多大用的，精采没有用，不精采而睡觉当然更没有用。有用的生命是一真实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初见熊先生的感受。

后来他说：“你可以常到我那里去呀！”这是熊先生对我暗示。我当时是很不懂事的，现在的青年都非常懂事。我当时刚从乡下里出来，人情世故全不懂；不只那时候不懂，到三四十岁时还是不懂。不要看我好像想了很多，想是想得很多，但对于现实生活，还是不大明白的。我并不懂人情世故，有时候还很任性、很楞。在初见熊先生时，我不知问到一个什么问题，熊先生说李证刚先生会看相，便请他替我看看。李先生看后，说我可以念书。我当时并无大志，乡下人都是一步一步地走的，没有门面话，我便问李先生：我能不能当教授呢？我当时认为教授是很高的，很了不得。李先生说“能，可以。”熊先生在旁听见，说“我看他是可以念书”，所以熊先生便叫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我便常去他那里。

去了几次熊先生家后，熊先生给我很特别的感觉。这感觉和那时我们的日常生活比照起来，是很突出的。那时在北大（不只是北大，整个北平及山东济南的中学也是如此）先生在学校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北大的学生都嚣张得很，根本不常去上课。先生讲什么，学生都不听，而且不上课已经是很客气的了。那时北大的学生会权威性很大，每学年开始，要聘先生，须预先征求学生会的意见，问学生要些什么先生来教课，然后去请回来，十分开明。但虽是开明，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这并不是很好的，这样会养成学生的嚣张狂妄，两眼只看天上。北大的学生谁也不理谁，所谓“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的北大的老，并不单指年龄的老，而亦是说精神状态的老。同学们是很少交谈的，我与另一同学同住一宿舍，一人住一方，中间隔开，从来便没有谈一句话。我晚上回来时他已在睡觉，第二天清早他便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自己则到图书馆去。那时候的学生无法无天，不知天地间有什么分寸。上课时先生点名，很是客气，都说Mr.某某，这种作风，在以前中国是从没过的。刚开始时，我们都感到不习惯，乡间的老夫子不但不叫你Mr.还要打你呢。这种风气是从北大，从胡适之先生开始的。胡先生对学生很是客气，青年人初时会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但久而久之，便认为当然，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固有也，你叫我这样我就是这样吧。嚣张狂妄之极，没有一个先生敢对学生说你不对，没有敢教训学生的。这种风气一形成，便没有先生敢教学生。所以我常说我们并不是反自由民主，而是反泛自由主义；我们的反对是有根据的，这种作风便是泛自由主义。自由民主是政治上的观念，在政治上不能表现，便在社会上日常生活中表现，这便成泛自由主义。变成先生不能教学生，父母不能教子女，这影响太大了。北大便是这种风气，学生对先生是没有什么礼貌的：上课时愿意听便听，不愿意听便走，随便退堂。这随便退堂严格讲是不对的，但北大的学生对此并无感觉。我有一次去看熊先生，他并不是跟我谈这些，亦不批评这些，但每当一个青年人来，他都马上给你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你懂，你其实不懂！”为什么说我不懂呢？我觉得我懂得很多呀！平常哪有一个先生说学生不懂呢？熊先生便敢说你不懂，你现在懂的不算数。你或者会觉得冤枉，我事实上是懂了，你为什么说我不懂呢？但这些他都知道，他就是要压你，压下你的浮气。在这，你自己也得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来处这种境况。假如是你要和熊先生较量，说：“我明明是懂了，你却说我不懂，你太不客观，不科学！”那就糟了，你便不能从熊先生那里得到好处。他是不会和你讲公道的，你不能和他较量，他明明告诉你，就是懂了也不算。在此你要谦虚一下。天下道理谁敢说一定都懂得呢？那是无穷无尽的，你说我不懂，我便承认不懂算了，我自己把自己往下压一下，不就可以更进一步吗？这无形中便可得到好处。

这是我初见熊先生的感受，与自处的态度。而由此我感受到，这种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北大所没有的；熊先生可以作老师，可以讲学问。这种态度可使你研究学问，从某一范围内的学问中突破，突进到另一领域去。这也要看个人的感受，没有这感受，便得不到好处。为什么从这种态度可使你由某一范围突进到另一领域去呢？假如我们是念物理或数学，那懂得便是懂得；假如我们是作历史考据，找材料，材料证明了，事实上对是对，不对便是不对：这种真理，我名之曰“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外延的真理是平面的，尽量把自己的生命推到一边，以表示客观，又把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推出去，使其对象化，客观化。我们处在这一层次领域内，并不能知道还有另一层次领域的真理。经过熊先生这一棒喝“你不懂，就是懂了也不算”，那感受便不同了。假如是数学的真理，如2＋2＝4，一旦懂了就是永远算的，怎能不算呢？我当时便马上有这个感觉与反省，马上想到这问题。材料证明对就是对，错便是错，不能再辩。说不算数，那怎么样的真理可以说你懂了并不算数呢？我马上便想到我当时看过的宋明儒的语录，其中的程伊川一段话，他说十七八岁时已读《论语》，五十岁六十岁也读，到现在七十岁还是在读《论语》，但年年所读时的感受不同（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十七八岁时读论语，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懂，但十七八岁时读与六十、七十岁时读的感受是否一样呢？理解是否相同呢？当然不相同。既是不相同，我站在六七十岁时的理解说我以前没有了解，这总可以吧。这种真理不是数学的真理，不是考据的真理，不是靠证据来分辨真伪的真理，而是“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一个念哲学的人，若只限于在“外延真理”的领域内，是没有进步的。可是由“外延真理”转到“内容真理”，是有很大困难的，要想转出来，极端不容易，不是凭空便可以转的。学问境界的往前转进，是很难的。假定陷在北大的习气里，你会永远转不出来。假定没有抗战这大事出现在中华民族身上，又假定我没有遇见熊先生，我究竟是不是现在这个我，是很难说的。恐怕我在北大毕业出来后，也和其它人一样，自然地便跑到中央研究院的系统里去了。由于有抗战这大事件，那是民族的生死斗争，但这还只是客观的因素，光是这个并不够，还是要碰见熊先生，我才是现在这个我。

所以我和熊先生相处，是抱着一种会使自己得好处的态度的，而旁人便很少能有这态度，因熊先生这一套，旁人是受不了的。他好骂，好责备你，说你不行。年轻人是很傲气、很好胜的，你说我不行，那怎么可以，马上会脸红脖子粗，甚至要跟你打架。故人人都有矜持，你硬说我不懂，我便不懂算了，但我下次亦不来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受不了这一套。其实受不了便表示你这个人不行，你便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你不要拿书给熊先生看，他是不会看的，“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世俗之见的人都喜欢拿自己的书给别人看；假如你不看，便是对我的轻视，那怎受得了。其实就让他不客气，轻视一点算了。你受一点委曲算什么呢？但一般人就是受不了这个。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大智慧，但我觉得对熊先生的骂人是不能太认真的，骂骂又有什么关系，你应有一点幽默的态度。你有一点幽默的态度，不就可以放平了吗？骂骂又有什么关系，这便可以得到好处。骂人有伤人的骂，有不伤人的骂，《史记》说汉高祖常漫骂，这漫骂便是不伤人的骂。汉高祖是乡下人，乡下老粗口舌总是不干净的，好骂人，这便是骂，这骂是不相干的。熊先生的骂亦是如此，是不伤人的骂，与平常的骂人是不同的。所以对于熊先生，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感到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突出，是北大其它先生所没有的。他是一个很突出的生命，他可以教训你。从这突出里面，你会感到有一种真理在你平常所了解的范围以外，这便是“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之别。再进一步，你要适应熊先生的态度，你自己要有一种预备的心境，若不然你便不能适应，而得不到好处，这是我在北平初见熊先生时的感受。

以后是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熊先生在那年八九月间出来，那时我还在北平办《再生杂志》。熊先生是经烟台出来的，我当时写信给一个在烟台中学教书的老同学，请他照顾熊先生。我在这年秋天出来，冬天时来到了南京，但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是南京大撤退。熊先生离开北平便回家乡（湖北）去。南京一失守，武汉也待不住，他这时大概是到四川去了。我则从南京经长沙至广西，在广西教了一年中学。第二年我便离开广州昆明，但在昆明我并没有事情做，依附在一个朋友家里，这期间是我生活最苦的时候，正是在陈绝粮。熊先生这时在重庆，生活也很苦。诸位现在看到的《中国历史讲话》，便是熊先生初到重庆时的讲稿。这时我还没有到四川，在这一年多，我和熊先生没有联络。后来我在昆明住了一年，没事情做，与熊先生再联络上。他写信给我，叫我到四川。当时政府已稍稍安定，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把马一浮先生约到四川，在嘉定成立复性书院，这是国家要安排这位老先生。马先生与熊先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故一成立了复性书院，便马上打电报及写信给熊先生，约他去一同讲学。熊先生在初时是不答应的，有一点顾虑，这顾虑不是旁的顾虑，而是顾虑内部的问题，即是与马先生能否相处得来的问题。大家平常是好朋友，但到一起讲学时便要顾虑，因在复性书院与在一般的学校不同。在一般学校，可以互不相干，谁也不理谁；但在书院，便是两位大师。山长是马一浮先生，那请熊先生来怎样子安排他呢？当然要安排一讲座，两个讲座在一起时，除非其中有一个是虚君制度，作有名无实的女皇，那便可以相安。若其中之一不能作女皇，便很难相安，故这事情是要考虑的的。熊先生起初不肯去，但马先生函电交催，非要他去不可，说大家的关系如此密切，还要顾虑什么呢？故熊先生终于还是去了。去了之后，熊先生这人是没有什么客气的，你既要我来讲，那我便讲，并不故作推让。而且他还要为书院作安排，说国家让我们成立复性书院，并不是叫我们当和尚，及养几个小和尚来清谈，而是要讲学的，既要讲学，便应好好的讲。这一套又来了。这一套一来，二位先生便相处不谐。因二位先生的性格完全不一样，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先生一到复性书院，便马上写信给我，要我亦到那里念书，给我一个“都讲”的名义，月薪两百元。“都讲”是一老名词，意思我亦不太明白，大概是当助教。月薪两百元已经是很高的了，但这两百元并不是由书院支付，而是教育部特别拿出来的。这个我也要考虑，因我不是国家的官员，又不是教育部的职员，怎可以受教育部的钱呢？这是因陈立夫先生的关系而特别拿出来的，不知其中有条件没有，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来麻烦我，如找我写文章之类。于是我写信给熊先生说这个顾虑，熊先生说：“好，由我写信给陈先生，要他干脆出钱便是了。不要有什么条件，不要来麻烦你。”英雄好汉做事，要帮人就帮人，不必讲什么条件。

当时熊先生说他已与陈部长说好，叫我放心去，我是相信熊先生的，他说的话算数，旁人的说话我不一定相信。于是我便答应去，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坐船到叙府（宜宾）。那里水浅，船走不上去，于是我便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听川戏，然后便回去了。回到重庆后便刚好接到熊先生一封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他去了还不到一两个月，便要离开了。他离开复性书院后，便住在“来风驿”，叫我去看他。我便由重庆坐汽车去，坐了一整天，到达时已是晚上。那时熊先生病了，那是熊先生一生最倒霉的时候，生活很苦，事情也不顺心。我去到他家时，正是一灯如豆，房间很暗。我一进门便看见熊师母，她正在缝衣服，她说：“你老师在里面，进去看看他吧。”我进去便见到熊先生，他没有第二句话，一见面便说：“人心险得很！”这是他老先生的感受，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这时熊先生的生活很苦，吃的东西的营养并不够。熊先生对吃东西是很讲究的，不是讲究好，而是讲究营养。一天非得有荤的不可，不吃鸡便吃鸭，不然也要一两斤猪肉，不能完全吃素。但那时他所有的钱并不能供给他这样的享受，故其时生活并不好过。后来我便到大理去，那时张君励先生在大理办了一所民族文化书院，我到大理便是住在那里，住了两年。后来因为民主同盟的事情，书院便解散了。这时熊先生又来信，叫我到他那里去。那时熊先生住在北碚金刚碑的勉仁书院。勉仁书院是梁先生的，当时的主持是梁先生的弟子黄艮庸先生。梁先生并不住在里面，而是在社会上作政治活动。熊先生是养在里面作主讲。但谁来听呢？没有听众也不行，故叫我去。故我在那里面是间接的依附，熊先生是养在里面，而我是依附熊先生，所以我的精神并不很愉快，但当然我亦无所谓。一次，为了一不相干的小事（买鹿茸），熊先生大发脾气，把勉仁书院的人痛骂一顿，骂得很厉害，连黄艮庸这个平素被称为黄面佛，是最没有脾气的，亦受不了。这是因为平常听受的刺激太深了，故借机会便大爆发。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自然也不能待下去了。正好那时唐先生回到中央大学教书，他介绍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当讲师，我便去了，这是我独立教书之始。我在华西三年，然后转到中央大学，这时已是抗战胜利了。熊先生还是念念不忘要讲学，本来复性书院是一好机会，但还是失败了。我们由此感到在现在的教育制度底下，要回到以前的书院式的讲学，是办不到的，是不能实行的。但熊先生一直想找一个讲学的地方，他觉得光是学校不行。但私家讲学又谈何容易，钱从哪里来？就是有钱，又会有学生来么？即使供给学生生活费，但学生是要社会上客观的承认，而要在社会上出头的，不能像出家当和尚般。是以熊先生的心愿始终没法实现。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从后方出来，但熊先生又回到嘉定去。这时有一小资本家出钱供他讲学，我当时曾劝他不要去。因人都出来了，你讲给谁听呢？是以他去了没几天便又回来了。胜利复员以后，熊先生住在上海，我则从中央大学转到金陵大学。熊先生后来还是回到北大去，他在北大，照样是不上课，薪水则照拿，然而钱很少。那一年谢幼伟先生在浙江大学成立哲学系，谢先生一直都想在浙大办哲学系，那一年终于办成了，于是便把熊先生找去。但熊先生自己一个人去不行，要找我一起去，但我那时已答应了武汉大学，想到武汉去。但熊先生不肯，一定要我到他那里，那我便只好和他一起去。在杭州住了不到一年，与熊先生住在一起。

那个时候，有些人劝熊先生到香港，但他不答应，他说：“吾中国人也，不住英国人的地方，不托庇在帝国主义底下。”但其实也不是一定不可去的，而是若去了香港，有谁能照顾他呢？从此以后我们便失去联络，大家不能通讯。熊先生留在大陆，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几年间的生活，并不是好过的。以上是关于熊先生的生活状况，下面我将说一说熊先生一生的志愿、心愿，从学问方面，客观方面说几句话。

熊先生主要的著作是《新唯识论》，新唯识论本来预备是写两部的，现在所看到的一部是《境论》，还有一部是《量论》。量论是佛教的名词，即知识论。量论始终没有写出来，但照熊先生本人的用心范围，那书在那时代，他老先生是不容易写出来的，故他一直都没有写。我们现在看熊先生的书，客观了解熊先生的好处，看在什么地方。熊先生的学问，与一般人的并不一样，不能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他。假如以一般专家学者的立场看，他的书中可批评的地方很多，譬如《新唯识论》，是为批评佛教的老唯识论而写的，而这些批评，那些专家不一定都赞成。就是不理别人赞不赞成，但熊先生的批评亦不一定都能中肯。我站在学生的立场，可替我老师说这话。但尽管你可不赞成，亦未必中肯，都没有关系，熊先生的好处不在这地方。熊先生的好处是我前面所说的，在主观面上，会使你生命突进。他生命的光辉便在这地方发，真理亦在他突出的生命中发。表现在文字上，所假借的名言，那是外部又外部的。那些名言的恰不恰当，都是不相干的。所以你通过那些文字语言所要看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这句经，这句话或概念对不对。就是他在讲这句经时讲错了，对他的真实生命毫无影响。假定说他讲《易经》，《春秋》，讲得不对，不合这，不合那，这种批评对熊先生是不中肯的。他的真理便在他的生命中，这种真理便是“内容真理”。如诸位要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那耶稣的话便是最好的例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熊先生的生命格范就有这点意思。这不是我故意说大话来恭维自己的老师，老师是用不着我去恭维的，这是一客观的问题。故我不要你去看他的书哪一句讲错了，不能在那里衡量他的价值。他的真实生命的呈现便是光辉，光辉便是真理，这种真理便是“内容真理”。圣人千言万语讲仁，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后来宋明儒讲心性命天，不过都是要烘托出这东西，把这东西呈现出来。这不是一对象，一科学上研究的外在对象，这是要靠你的真实生命的呈现而呈现的，这便需要人去体现，光是讲是不行的。康德用了那么一大套理论，那么多名言去讲，讲得那么合法度，结果却把自由意志讲成了一设准（postulate），而不能呈现。但圣贤讲仁，讲性命天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但只这一句话亦不行，你说你真实，我说我真实，那究竟真实是在哪里呢？所以需要师友，要在现实生活上找一个见证。而这现实的见证，在当今之世，只有熊先生够资格，其它人都不够。所以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我们这些人都有俗气，都未能免俗。免俗是不容易的，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有什么大名誉、大学问，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上看，从他们的生命格调上看，都是些俗人，更不必说一般人。一般人哪能免俗呢？什么叫“不俗”呢？把俗与不俗分辨开来也不容易。陆象山说韩退之就是俗，像程明道、程伊川那样，方为不俗。二程才做到一个“不俗”，而这在陆象山看起来，已算是不容易的了。你们可在这点上看。什么叫俗，再粗浅的说，就是任何人都有无聊的时候，无聊便是俗。人见面时都有无聊的话，敷衍的话，诸位有些是见过熊先生的。你看熊先生有无聊的地方没有呢？没有！这就不容易。不管你什么人来，他就照他那一套来讲学。就是国家元老，他来，熊先生也照样讲这一套，不管你听不听。不管你是将军、总司令、商人，乃至任何人，只要来，熊先生便讲他那一套。这是绝对忠于形而上学，绝对忠于道体。任何人来都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依我们看，对一个做生意的人讲这一套有什么用呢？“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但熊先生没有所谓失言，他都讲。小孩子来，便教训他要好好念书；国家元老来，也一样教训他。他没有敷衍，没有无聊。今天天气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无聊敷衍。这个一般人谁能免呢？我所认识、接近的人，不论前辈、平辈、后辈，能免于无聊的人很少，几乎没有，就只有熊先生。这就是真实，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看到孔子这话时，总觉很严重、很可怕、担子太重了，但熊先生却能将孔子这话表现出来，表现得很轻松。他无所谓，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无聊，所以当初在中央公园吃茶的时候，开始那些人在随意谈，他却不能永远和你无聊，突然把桌子一拍，便要开骂，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这表示他不能安于无聊。

这一点我们便差得很，我自愧不能达到我老师的万分之一。尽管我讲哲学系统，哲学概念或许比我们老师知道得多，他一生想要写的量论写不出来，而我或可以写出来，我可以顺着他所呈现的内容真理来讲，把它建立起来，而往前发展，但这并不表示我比我老师好。世俗之见会以为我超过我老师，但真正了解起来，其实是差得远。我这个人也并没有堕落过，一生也没有得意过，没有飞黄腾达，生命也没有波澜壮阔，只是教一辈子书，没有什么堕落。但每当我见到熊先生，我总觉自己的生命颓废，在往下退堕。我平常觉得自己并没有堕落，也很努力，很用功，但我一见熊先生我便会往上跃一步。像皮球浸在水中，打它一下，便会蹦上来。你不见熊先生，你这球便永远平平浮在水上，不会蹦上来。这就表示说我们有无聊，有未能免俗的地方，生命不能像熊先生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能精诚不已。他就是这样，永远都有创造性，任何人来都可和他讲道理，讲圣人之道。所以熊先生门下来的人很怪，什么人都有。但你又不可以说他迂腐，说他迂腐是不可以的，他并不是三家村气。

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的学统便断绝了。所以至清末民初，中国人都不会用思想，尽管中国人有聪明，但并不会用思想。所以我常说：中国人不会运用观念，没有观念，便没有生命（No idea therefore no life）。思想不能是胡思乱想，不论是要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都要有所根据。如要解决政治问题，便要根据政治的传统；要解决科学的问题，便要根据科学的传统；其它一切皆然。中国自清朝以来，全部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乎？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儒家这中国的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这是熊先生的功劳。是熊先生开始把这传统恢复过来的，有这样一个人而大家都不知道尊重，那你凭什么东西来生存在这世上？凭什么东西来抵抗？这传统能复兴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你不能要求他太多，他不懂洋文不懂西方哲学，这没有关系。你懂得这一点那一点算得什么呢？现在的人浅薄无聊，动不动以自己懂得的一点来欺负老前辈。你哪能欺负老前辈，你哪能抵得过老前辈呢？他把这汉家威仪的传统复兴起来，我们便可以顺着往前进，这便是将来中国各个人生命的道路，国家生命的道路，文化生命的道路，这道路不是凭空可以讲的。

以上是简单地将熊先生的学问方面，客观方面的意义表示出来。今天就讲到这里。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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