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一章汉初思想概述|第三节 汉代精神开国的盛音——贾谊

贾谊(西元前二〇〇——一六八)之《贾子新书》五十八篇,一部分是主动述作,如“过秦”三篇,一部分是向汉文帝上书言事之文。此外,大体是任梁怀王大傅之时的教告答问之辞。班固《汉书》贾谊传赞有云: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贾谊二十二岁初见文帝,卒年才三十三。他在这十年间(青年时期)的表现,卓然不凡。牟宗三先生称之为:

 

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

 

这三句话都是落实之言,不是“虚誉”。《汉书》本传有云: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逊,未遑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候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是贾谊精神人格中“精神开国”的最高层“形式”。其层级相当于今世之“立宪”(制定宪法),这是大知识分子所关心的焦点,可以上通于周公之“制礼作乐”。贾谊改制之意,可得三端:

 

第一 移风易俗

 

秦政与法家,“大败天下之民”(贾谊语)。汉兴,安习于秦制秦俗,不能作价值之鉴别;而贾谊以其文化意识之贯注,故能触目而惊心,开辟心灵世界,而涌现“移风易俗”之理想。当时虽未能推行,而终于酿成董仲舒“复古更化”之文化运动。董生之“复古更化”,即是贾生之“移风易俗”也。此乃切于时代之要务,亦是言治体之大者。

 

第二 教养太子

 

贾谊以为三代之所以长久,即是教育太子得宜之故。太傅、太保、太师,教之导之;少傅、少保、少师,辅之翼之;自幼见正事,闻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太子成年,虽免于保傅,但仍然有诵诗、进善、规谏、记过、进谋、传民语之官吏,“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故能性归中道。秦失其度,乃旋踵而亡。在古代政治体制中,太子为国本,故教养太子,亦是治体之大者。贾生首先意识及之,成为此后二千年一律遵循之规矩法式。

 

第三 尊礼大臣以养廉耻

 

贾谊以为古者尊礼大臣,不加诃责,不加刑罚。大臣有过罪,君命责问之辞,皆清肃而温婉。臣闻命,或造“请室”而请罪,或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大臣,臣亦以节行报其上。贾生此义,开汉唐宰相之重。此乃中国本于其文化生命表现在政治上之最有体统者。故虽在专制政体下,而能有开明之政治。亦赖此而得以显示政治之所以为政治的意义(政治与吏治不同)

 

综上三端,即可知贾谊为“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亦是“汉代精神之源泉”。此大体一立,则改正朔,兴礼乐,皆可“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中庸语)。移风易俗,教太子,尊大臣,皆是纲纪性之形式。贾生以其综合之心灵涌现此一形式,则彼“精神开国”之使命已尽,下一步的“文化建国”,则有待董生来完成。唯在论董生之前,还须略述淮南子。

 

 

牟宗三《论贾谊》一文,编入全集本《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一章,页二七六。

③ 按,政治之所以为政治的意义,(1)可以从内涵方面说,是即政治教化与礼义纲常之实践。(2)亦可从体制上说,但中国传统政治之宰相制度,只是治权运行之轨道,而有关政权的轨道,则未能客观建立。(3)“有治道而无政道”,才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重大的欠缺所在。而政道之开出乃是人类共同之大事,西方也要到十七八世纪才逐渐建立体制,是即现今民主政治的政治形态。中国传统政治只开放治权(士人参政),而未开放政权。但依据儒家“民为本,民为贵,重民意,重民生”的思想,落实为民主政体之建立,乃属于相顺之发展,是必然可以做到的。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本站推荐】

 

公 开 课 |(36小时)零基础儒学入门自学课程

家长必学|儿童读经教育入门——读经教育六小篇

活动公告|本站志工招募公告与说明

 

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0)
上一篇 2022年3月27日 下午7:00
下一篇 2022年4月3日 下午7:00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登录后才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