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暴虐，加上楚汉相争，与汉初诸将之反叛作乱，天下元气乃大伤。而黄老政治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确为适时的清凉剂。但这只是消极的恢复元气，还说不上政教之兴革与国家之建制。故景帝七国之乱以后，终须有武帝时董仲舒之复古更化，独尊儒术。
汉代尊儒，乃尊经之常道（此乃立国之最高原则）。而所谓“通经致用”，乃是以学术指导政治，进而通过政治以指导经济。汉代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卓越杰出的。而由贤良方正（知识分子）与朝廷官员辩论国家施政方针（见《盐铁论》）这种风范，尤足千古。
而董生的“复古更化”，乃反法家秦政之苛暴，以复三代礼乐教化之古。这种文化建国的大纲领，正班固所谓“除强秦之苛暴，流大汉之恺悌”也。至于“罢黜百家”乃针对博士官而言，朝廷只立“五经博士”（尊经之常道），不再为诸子百家立学官（景帝时有孟子博士，今亦加罢黜，因孟子是“子”不是“经”）。后人不知所以，以为罢黜是废弃诸子百家之书，更有人以为这是儒家的思想独霸，实为浅薄无知的误会。
汉初“反法归儒”，是当时思想的总路向。而儒法之异，可得五端。本书上卷第十章第四节所列五点儒法思想之对比，可以覆按。今只就儒家立场简括如下：
1以人之性情为政治之基础：人与人互信互爱。
2君臣对待：以天道古道限制君权，人君应尊礼大臣。
3反贵族：视世袭贵族为“选贤举能”之障碍。
4君为民而存在：董生谓“天下立君，乃为民也”。为政以民之好恶为准（尊人性、尊人格）。
5教民、养民、爱民、保民：轻刑薄赋、罪人不孥。
由此五端，可以了解儒法二家之根本差异。有人以“礼治”“德治”与法家之“法治”相对比，此实不妥。一则儒家并不排斥法治，只是不赞成脱离“礼”与“德”之纲维，而单独突显法为唯一之标准而已。二则法家之严法，与民主法治之精神有本质上之差异。而汉初法网尚密，法家秦政之余毒未除，故汉儒力反法家而主德教。上文引班固之言“除强秦之暴政，流大汉之恺悌”，这真是一句最恰当中肯的论评。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本站推荐】
公 开 课 |（36小时）零基础儒学入门自学课程
家长必学|儿童读经教育入门——读经教育六小篇
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