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三章王充的性命论|第一节 王充思想的特色

王充

王充(西元二七~九六),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所著《论衡》一书,大体为辩议之文。他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谶纬术数、五行灾异,皆采反对之立场,很能表现理智主义的批评精神。但他对于先秦各家思想之深切处,却欠缺相应之了解,他的识见与理解力,并不很高。复观先生曾归为三点,以指说王充学术思想的特点。

 

一、重知识而不重伦理道德

 

汉代思想家,多以伦理道德为出发点,王充则以追求知识为出发点。对于五经,他只当作历史材料看。他不了解经过孔子整理诠释,与孔门传承讲习的五经,已经不再是史料,而已成为社会政教之常道、人伦道德之规范。

 

汉代经学虽有驳杂,但经过儒生之持续努力,五经已成规范朝廷政治之大经大法。当时大臣对政事提出“不合经义”之谏争,就如同今日所谓“不合宪法”。王充不了解“通经致用”(以学术指导政治)的精神,亦不了解先秦儒家“知识必归于人伦道德”的总立场。

 

二、否定行为结果之因果关系

 

凡重视伦理道德,亦必然重视行为,而汉儒尤其重视天子之行为。因为统治者行为的善恶,直接造成国家社会的吉凶祸福。汉儒相信,国家失道,天以灾害谴告之;人君不知自省,天以怪异警惧之。天人感应之说,正是想要在经义之外,再以天意夹持人君,要求人君对生民之吉凶祸福负起责任。而王充似乎完全不了解此种苦心,竟说:

 

人之生死在于人之夭寿,不在人之善恶。国之存亡在于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异虚篇)

 

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死寿夭,乃是命,不关乎行为之善恶。国家的存亡,国祚的长短,亦是命,不在于为政的得失。他完全否定行为善恶与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他的干冷之理智主义,竟直接与命定论结合,可见其人的忧患意识与道德意识,甚为薄弱。

 

三、反博士学术系统

 

汉武帝为五经博士设立博士弟子员,而形成“专经”和“重师法”的学术传统。因而造成以章句为重的学术风气。“皓首穷经”的专业精神,和重视家法的学术规范,自有可贵可尊重之处,但“专而不通”与“门户之见”亦逐渐成弊。另一批非博士系统的学者,则特别重视“通”而不主张“专”。重义理而贬章句,像扬雄、刘歆、桓潭等,皆是这一系的杰出学者。而王充亦是属于反博士系统的人物。

 

王充认为“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乃是“以外效立事”,是“以耳目通”而“不以心意议”。故“开心意”以检索考察,方能论定是非。此便是他判定虚妄与否的方法。

 

但他只是消极地批评虚妄,而对虚妄的形成与消解,却未有积极的理论。“疾虚妄”以求“真实”,本是学术的通则,所谓“真实”,其对象与界域各有不同,不可以知识上之真实,否定道德上或文学艺术上之真实。譬如汉儒以灾异术数为真实,而且以生命殉其所信。虽然在知识上可判灾异术数为虚妄,但却不能直指汉儒为虚妄。(按、信鬼神以祈福消灾,是迷信。但信灾异术数而继之以道德之真诚实践,则不是迷信;而是“顺天意以从事”,是基于“任德不任刑”的精神而来。)

 

以下试看王充的性命论。

 

 

① 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台北:学生书局)“王充论考”,页五八二~五九一。

②按、以下各节,乃就牟宗三先生之《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第一章“王充之性命论”各节之要义,而综述之。特为注记。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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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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