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嵇、向、郭之名理，虽对道家有贡献，亦有学术之价值，然其影响所及——
（1）士大夫“祖尚虚浮”、“浮文妨要”，此即西晋以来之官僚名士。（除了败坏政治，亦不利于老庄。）
（2）一般士人之生活放荡，不遵礼法，此由竹林名士而来。入西晋又有所谓“八伯”、“八达”。
二者之基本精神，即是自然与名教（自由与道德）之冲突。
道家思想之不足处，是在政教方面。其总症结唯在道家学术立言之初机。（1）外在方面是对“周文”之虚伪（有文无质）而发，故视仁义礼法为外在之桎梏，而直接加以否定，遂使其思想与仁义礼法形成本质而永恒之冲突。然而，（2）从内在生命说，则道家思想之本旨，是要消化一切人为造作，有如：
（1）生命之纷驰：感性之追逐，欲望之刺激，造成生命之支解破裂与矛盾冲突。
（2）意念之造作：所谓“妄念作狂，克念作圣”，意念造作形成大小罗网，作茧自缚。
（3）观念之系统：系统之圈套、架格，形成框框界限，使得彼此不相通。（如宗教之排他性，便是显例。）
人为造作消解之后，乃可达于自由、自在、自我解脱的“自然无为”之境界。这才是道家真用心之所在。
但道家思想之定型，使道家永远不能接触到人的“内在道德心性”。因为道家只能作用地保存价值（而且必须工夫做到至人境界，才有效）；而不能创造道德以成就政教之价值。
道家式的主观修证，在客观方面并无普遍的意义（儒家由内圣通外王，则有普遍的意义）。其用于政治，亦只能用于帝王个人，此即所谓人君南面之术。但官吏与各行各业，不可用此术。今人虽可作此工夫以向往真人、至人。但凡做此工夫，便不应做官。若身处公务之位，而又宅心虚无，不亲所司，则“老庄”与“政治”两皆受害。如此便是老庄之泛滥。
顺道家之本性，则其自处之道，有三方面：
一、作纯哲学谈（西哲即是如此），做一个彻底清谈之哲学家，则亦有其思想与学术之价值。
二、向帝王个人用，使之行无为之治，此即可以减杀君主权力之滥用，减少其对社会之骚扰。今日虽已无帝王，但民主政治实可视为道家政治思想之客观形态（物各付物，各当其分）。以前向帝王用则是主观形态。但无论主观形态或客观形态，皆是道家思想之附带，而非其当身之本质。
三、顺道家当身之本质，乃是服食养生，转为道教。彻底消化人为造作，而达至自由自在、自我解脱之至人真人之境界。（王弼、向秀、郭象，乃哲学家之道家，嵇康则兼向养生之路走，阮籍则是文人式之道家。）
⑭按、范缜之“神灭论”，意在破斥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其言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也？”
⑮本节所论，多本之牟先生《才性与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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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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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