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嵇、向、郭之名理,虽对道家有贡献,亦有学术之价值,然其影响所及——
(1)士大夫“祖尚虚浮”、“浮文妨要”,此即西晋以来之官僚名士。(除了败坏政治,亦不利于老庄。)
(2)一般士人之生活放荡,不遵礼法,此由竹林名士而来。入西晋又有所谓“八伯”、“八达”。
二者之基本精神,即是自然与名教(自由与道德)之冲突。
道家思想之不足处,是在政教方面。其总症结唯在道家学术立言之初机。(1)外在方面是对“周文”之虚伪(有文无质)而发,故视仁义礼法为外在之桎梏,而直接加以否定,遂使其思想与仁义礼法形成本质而永恒之冲突。然而,(2)从内在生命说,则道家思想之本旨,是要消化一切人为造作,有如:
(1)生命之纷驰:感性之追逐,欲望之刺激,造成生命之支解破裂与矛盾冲突。
(2)意念之造作:所谓“妄念作狂,克念作圣”,意念造作形成大小罗网,作茧自缚。
(3)观念之系统:系统之圈套、架格,形成框框界限,使得彼此不相通。(如宗教之排他性,便是显例。)
人为造作消解之后,乃可达于自由、自在、自我解脱的“自然无为”之境界。这才是道家真用心之所在。
但道家思想之定型,使道家永远不能接触到人的“内在道德心性”。因为道家只能作用地保存价值(而且必须工夫做到至人境界,才有效);而不能创造道德以成就政教之价值。
道家式的主观修证,在客观方面并无普遍的意义(儒家由内圣通外王,则有普遍的意义)。其用于政治,亦只能用于帝王个人,此即所谓人君南面之术。但官吏与各行各业,不可用此术。今人虽可作此工夫以向往真人、至人。但凡做此工夫,便不应做官。若身处公务之位,而又宅心虚无,不亲所司,则“老庄”与“政治”两皆受害。如此便是老庄之泛滥。
顺道家之本性,则其自处之道,有三方面:
一、作纯哲学谈(西哲即是如此),做一个彻底清谈之哲学家,则亦有其思想与学术之价值。
二、向帝王个人用,使之行无为之治,此即可以减杀君主权力之滥用,减少其对社会之骚扰。今日虽已无帝王,但民主政治实可视为道家政治思想之客观形态(物各付物,各当其分)。以前向帝王用则是主观形态。但无论主观形态或客观形态,皆是道家思想之附带,而非其当身之本质。
三、顺道家当身之本质,乃是服食养生,转为道教。彻底消化人为造作,而达至自由自在、自我解脱之至人真人之境界。(王弼、向秀、郭象,乃哲学家之道家,嵇康则兼向养生之路走,阮籍则是文人式之道家。)
⑭按、范缜之“神灭论”,意在破斥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其言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也?”
⑮本节所论,多本之牟先生《才性与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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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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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