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性命相贯通|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第1章<张横渠“思参造化”>第2节

横渠的著作，以《西铭》与《正蒙》最为重要。《西铭》所说，乃儒家共许之义，所以自二程以下，皆相推尊无异辞。（解见本章下第六节）但就思参造化、自铸伟辞而言，则《正蒙》一书纔更足以代表张子之思想。濂溪《通书》精微简约，而《正蒙》则篇幅繁多，体大思精，是宋明儒中自家铸造①而又最为思理精严的伟作。而且首先表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亦以《正蒙》书中的若干语句最为精切而谛当。「诚明篇」云：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此条是表示「天道性命相贯通」最为明显而又最为精当的语句。前句指出「性」与「道」（天道）相通，后句指出「命」与「性」相通。而前后二句又皆有表有遮，首句表示通极于道的「性」，是以「理」言的性，所以禀气之昏浊或清明，皆不足以蔽塞它，它是纯然至善的性。次句表示通极于性的「命」，亦是以「理」而言的命，所以命遇命运之吉凶顺逆，皆不足以戕害它，它是可以内在而作为吾人之大分的性之所命（亦是天之所命）的命。

这「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意识，本是宋明儒者所共同的（亦是先秦儒家本所函蕴），但自觉地如此精要地说出来，横渠是第一人。而且亦是《正蒙》书中最为中心的观念。横渠之足以成为「儒门之法匠」，亦主要就在这一点上。牟先生说：

《正蒙》沉雄弘伟，思参造化。他人思理，零星散见，或出语轻松简约。惟横渠持论成篇，自铸伟辞：诚关河之雄杰，儒家之法匠也。然思深理微，表之为难，亦不能无滞辞。②

横渠是大器晚成的儒者，而《正蒙》陆续成篇，直至卒前一年，始出以示人。但其初稿，二程或曾部分过目，而其中的义理观念，在横渠与二程书信往返或见面论学时，亦必常有吐露。二程皆对《正蒙》有微辞，甚至误会横渠「以器言天道」。

其实，横渠并非以器言天道，亦未使用「清虚一大」为集词语。他分别地言「清」、言「虚」、言「一」、言「大」，是用以形容道体，亦即以太虚神体说道体。这是对道体的另一种表示，与濂溪以诚体、以寂感真几、以太极说道体，意正相类。不同之词语，只是对「即存有即活动」之形上实体的诸般表示，只是同一义的展转引申。而且明道言诚体、神体、易体等等，就客观义理而言，其体悟之道体，与横渠实相近合。只是明道说来精熟圆融，更能贴切「于穆不已」的原义而已。

由于《正蒙》成书较晚，横渠在世时，明道未及窥其全豹，而「太和篇」之初稿可能较今本更多隐晦，或因明道之议而有所修改，亦未可知。凡客观地思参造化以表明各概念之分际，皆不免有「苦心极力之象」，而不易表现「明睿所照」。横渠之生命，实有其原始浩瀚之气象。而《正蒙》一书，不但思理精严，而义理性亦极丰富。但其行文用词，则不免如牟先生所说「带点烟火气」。其书之所以有隐晦、有滞辞、芜辞，乃至不免「意偏言窒」而不够洁凈明通，实以此故。当然，个人言语文字之善巧不善巧，以及语言文字本身之局限，亦有关系。而横渠之行文亦确有不够善巧处。然其沉雄刚拔，精思力践，实令人起敬畏之心。所以朱子亦说「横渠严密」，又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③

以下将依据《正蒙》太和篇、诚明篇、大心篇，分别论述横渠之「天道论」「性论」与「心论」。

①《张子全书》卷十二语录有云：「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据此，可知横渠乃自觉地铸造新辞以立说者。

②见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二部、分论一、第二章引言。

③皆见《张子全书》卷十五所载「朱子论横渠」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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