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天道性命相贯通|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第1章<张横渠“思参造化”>第2节

 

横渠的著作,以《西铭》与《正蒙》最为重要。《西铭》所说,乃儒家共许之义,所以自二程以下,皆相推尊无异辞。(解见本章下第六节)但就思参造化、自铸伟辞而言,则《正蒙》一书纔更足以代表张子之思想。濂溪《通书》精微简约,而《正蒙》则篇幅繁多,体大思精,是宋明儒中自家铸造①而又最为思理精严的伟作。而且首先表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亦以《正蒙》书中的若干语句最为精切而谛当。「诚明篇」云: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此条是表示「天道性命相贯通」最为明显而又最为精当的语句。前句指出「性」与「道」(天道)相通,后句指出「命」与「性」相通。而前后二句又皆有表有遮,首句表示通极于道的「性」,是以「理」言的性,所以禀气之昏浊或清明,皆不足以蔽塞它,它是纯然至善的性。次句表示通极于性的「命」,亦是以「理」而言的命,所以命遇命运之吉凶顺逆,皆不足以戕害它,它是可以内在而作为吾人之大分的性之所命(亦是天之所命)的命。

 

这「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意识,本是宋明儒者所共同的(亦是先秦儒家本所函蕴),但自觉地如此精要地说出来,横渠是第一人。而且亦是《正蒙》书中最为中心的观念。横渠之足以成为「儒门之法匠」,亦主要就在这一点上。牟先生说:

 

《正蒙》沉雄弘伟,思参造化。他人思理,零星散见,或出语轻松简约。惟横渠持论成篇,自铸伟辞:诚关河之雄杰,儒家之法匠也。然思深理微,表之为难,亦不能无滞辞。②

 

横渠是大器晚成的儒者,而《正蒙》陆续成篇,直至卒前一年,始出以示人。但其初稿,二程或曾部分过目,而其中的义理观念,在横渠与二程书信往返或见面论学时,亦必常有吐露。二程皆对《正蒙》有微辞,甚至误会横渠「以器言天道」。

 

其实,横渠并非以器言天道,亦未使用「清虚一大」为集词语。他分别地言「清」、言「虚」、言「一」、言「大」,是用以形容道体,亦即以太虚神体说道体。这是对道体的另一种表示,与濂溪以诚体、以寂感真几、以太极说道体,意正相类。不同之词语,只是对「即存有即活动」之形上实体的诸般表示,只是同一义的展转引申。而且明道言诚体、神体、易体等等,就客观义理而言,其体悟之道体,与横渠实相近合。只是明道说来精熟圆融,更能贴切「于穆不已」的原义而已。

 

由于《正蒙》成书较晚,横渠在世时,明道未及窥其全豹,而「太和篇」之初稿可能较今本更多隐晦,或因明道之议而有所修改,亦未可知。凡客观地思参造化以表明各概念之分际,皆不免有「苦心极力之象」,而不易表现「明睿所照」。横渠之生命,实有其原始浩瀚之气象。而《正蒙》一书,不但思理精严,而义理性亦极丰富。但其行文用词,则不免如牟先生所说「带点烟火气」。其书之所以有隐晦、有滞辞、芜辞,乃至不免「意偏言窒」而不够洁凈明通,实以此故。当然,个人言语文字之善巧不善巧,以及语言文字本身之局限,亦有关系。而横渠之行文亦确有不够善巧处。然其沉雄刚拔,精思力践,实令人起敬畏之心。所以朱子亦说「横渠严密」,又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③

 

以下将依据《正蒙》太和篇、诚明篇、大心篇,分别论述横渠之「天道论」「性论」与「心论」。

 

 

①《张子全书》卷十二语录有云:「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据此,可知横渠乃自觉地铸造新辞以立说者。

 

②见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二部、分论一、第二章引言。

 

③皆见《张子全书》卷十五所载「朱子论横渠」之语。

 

编辑排版: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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