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五章老子的哲学|第一节 道家的先期人物

《论语》所载孔子遇到的南方隐士,大致而言,都属于道家的先期人物。如:

 

(1)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

 

(2)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宪问)

 

(3)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微子)

 

(4)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长沮曰:“是鲁孔丘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5)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孔子为了寻求行道的机会,率领群弟子周游列国,栖栖皇皇,行走于道路。而另一些散处乡野的隐逸之士,虽或钦慕孔子的人品,而对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怀,则疏隔而无所会心,乃对孔子深致其“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惋叹。他们面对“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混乱而无可奈何,只深切感受“今之从政者殆而”,乃心灰意冷,“欲洁其身”以自保。而孔子与人为徒,岂可绝人逃世以自洁?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与?”

 

因为天下无道,故君子亟欲出仕以“行义”于天下。可惜在位者不识其贤而用之,在野者又不知其心而讥之:如楚狂接舆只知孔子之德而不知孔子之“心”。荷蒉稍知孔子击磬之心,而又误会孔子坚执而不解放手。其中只有荷蓧丈人较为特别。他以责为讽,说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之后,便“植杖而芸”,不再理会子路。但待他看到子路敛手而立的敬态,便肫恳留宿,鸡黍待客,并召其二子来见子路,可谓风高意厚。当晚他与子路所谈,必有未完之衷曲。次日,孔子听子路说了,便要子路回去看他,虽然是为要表白心迹,晓之以义,而契慕之情亦自在其中。贤圣相接之际,其间必有美者。千古之下,想其人德,犹不胜惓惓之心焉。

 

据此可见,情切救世者与忘情避世者,实皆真心之人。只因价值之取向有别,而处世之态度亦遂不同。再如杨朱“为我”,也属道家早期之思想。他与墨子之“兼爱”各有所执。一个抓住个体性,而却忽视普遍性;一个抓住普遍性,而却忽视差别性。各趋一端而互有偏失,故孟子两辟之。

 

道家之说,自是针对周文疲弊(有文无质)而发。唯《老子》书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难以考定。但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明显地针对儒家而发。故老子在孔子之后,实无可疑。孟子辟杨墨而未及老子,则其时《老子》之书尚未流行。而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故《庄子》书中便常称道老子。唯老庄二人之风格及其表达方式、义理之形态,皆有不同。老子立纲维,庄子则消化之而调适上遂,可说是甚为自然之发展。为免分隔故连章以论老庄,而列于孟子章之后。老子之人或书,虽可能略早于孟子,亦无伤也。

 

再者,上文第一章之后,有一段“附识”,介绍郭沂教授论述“郭店竹简出土对先秦哲学之关系述略”,亦可资参阅。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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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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