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提出“天理”二字，伊川接着说“性即理也”，表示儒家思想中的“性”字即意指天理本体。伊川这句话，当然是儒家重要的“法语”，明道与所有的理学家（包括陆王）都是认同的。明道既卒，伊川开始独立讲学。在二十年独立讲学的时间里，终于使他自己生命与思路渐次透显出来。
伊川顺自己质实的直线分解的思考方式，把道体性体，皆体会为“只是理”。既然只是理，就表示它不是心，不是神，亦不能就道体性体说寂感。道体的“心”义“神”义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义既已脱落，则道体乃成为“只存有”而“不活动”（不能妙运气化生生）的理，而本体宇宙论的创生义，亦因之泯失而不可见。讲道体是如此，讲性体亦然。伊川又将孟子“本心即性”离析为“心性情三分”、“性”只是理，是形而上的；“心”与“情”则属于气，是形而下的（后来朱子即承此而说“心”是气之灵，“情”是气之变）。理（性）上既不能说活动，活动义便落在气（心、情）上说。于是，性体亦成为“只存有”而“不活动”。
由于伊川对道体性体的体悟发生偏差，乃形成义理上的转向。如前所说，这个转向，伊川当时并不自觉，二程门人也未觉察，所以并没有人顺此转向而走下去。一直要到朱子四十岁“中和参究”论定之后，才真正明朗出来。这时上距伊川之卒，已经六十多年了。朱子的心态，几乎和伊川一样。但他走上伊川的路，却也经过几番出入和曲折。如果以朱子后来所完成义理系统为准，则他四十岁以前的问学，都只是学思过程中的经历，算不得“的实见处”（朱子自己语）。到四十以后，才顺着他同于伊川的心态，而自觉地顺成了伊川的转向，终于开出了一个新的义理系统。
伊川对于道体性体的体悟，和北宋前三家（周、张、大程）确有不同。依前三家：
1“道体”是“理”（天道本体即天理本体），就“理”说“存有”。性体然。
2性与心、情之关系：“心”是实体性的道德本心（本心即性）。“情”是仁心觉情，是性体之流露。
而伊川，对客观地说的“於穆不已”之体（道体），与主观地说的仁体、心体、性体；皆未有明确而相应的体会。他（1）将“於穆不已”之体收缩割截为“只是理”；（2）又将孟子的“本心即性”析而为“心、性、情”三分。于是，“性只是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仁是性，爱是情”（恻隐、羞恶只是情，与仁隔为形上形下两层）；“心”是实然的心气，是经验的心。如此而后，心与性成为相对之二：
（1）性是先天的，心是后天的；
（2）性是超越的，心是经验的；
（3）性是所知的，心是能知的。
这样一来，道体、性体只是“理”，在理上说“存有”。此静态的存有、实有，不含具活动性（创生性、妙运气化生生不息），故牟先生判之为“只存有而不活动”。
道体、性体以外的“心体、仁体（恻隐）、诚体、神体”，皆不是理，只是气的活动、气的表现，于是，道德实践的活动中心，完全落到由后天的凝聚之敬心说涵养，由“心知之明”说致知格物。这就是伊川的两句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第十八）朱子后来极成伊川之义，而明道所体悟的“道体”（含易体、性体、心体、仁体、诚敬之体等等）之实义，乃渐渐淡漠隐去而不显。在今日看来，二程兄弟正好代表康德说的“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两路，这也是哲学史上的嘉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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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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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