娴习礼乐的子游

编者按:《孔门弟子志行考述》是蔡仁厚老师早年著述。既可帮助人们了解孔门弟子之行谊,又可作为解《论语》之参考书籍。蔡仁厚老师曾自己介述自己撰述此书:

是以《论语》为据,旁采古籍,列叙孔门诸贤之生平行谊、学识艺能、志节风义、人格精神,兼及其资禀气度,才情声光。娓娓道来,庶几引人入胜。既情味深醇,又发人深省。而附录之“孔门弟子名表”与“孔门师弟年表”,简明醒目,不仅可以供参考,尤能显孔门师弟之时代社会背景,以加强读书之效果,引发阅读之兴味。

兹连载于此,以飨诸君。

言偃,子游
言偃,子游

子游,姓言名偃,子游是他的字。

少孔子四十五岁。史记弟子列传说子游是吴人,索隐引家语则说他是鲁人。崔述云:“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于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说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后,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通傧,谓相礼也);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戍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审矣。其子言思,亦仍居鲁,则固世为鲁人矣。”(洙泗考信录)

 

子游习于礼

 

在孔门十哲中,子游与子夏同列“文学”之科。文学,指诗书礼乐文章而言,王船山所谓“传礼乐之遗文,集诗书之实学”是也。子游之学,以习礼自见。今读礼记檀弓上下两篇,犹知当时公卿大夫士庶人,凡是议礼而不能决,常以得子游一言以为轻重,可见子游之知礼,在当时是很有权威性。孔门后进诸贤如有子、曾子、子夏之伦,对于礼都很郑重,但终不如子游之娴习得体。兹引檀弓三节记载,以见其概: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夫夫、犹言此人)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袒衣,以麻束发为髻)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絰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檀弓上)

 

孔颖达疏云:“凡吊丧之礼,主人未变服(变常服为丧服)之前,吊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缁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吊是也。主人既变服之后,吊者虽着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带;此袭裘带絰而入是也。案、丧大记:吊者袭裘加武带絰。注云、始死,吊者朝服裼裘如吉时也。小敛,则改袭裘而加武与带絰矣。武,吉冠之卷也。絰、丧服之戴于首者,以麻为之。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于武。”

陈皓集说引方氏曰:“曾子徒知丧事为凶,而不知始死之时尚从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终善之也。”

 

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絰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闻之也欤?”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絰。”(檀弓下)

 

(陈氏集说云:“司徒,以官为氏也。主人未小敛,则未改服;故吊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吊,非也。其时子游亦吊,俟其小敛后改服,乃出而加絰反哭之,则中于礼矣。”)

 

檀弓下又载: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陈氏集说云:“有子言丧礼之有踊(跳跃),我不知其何为而然,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见孺子号慕若此,则哀情之在于此踊,亦如此孺子之号慕也夫?”按慕、思念也;号慕、谓思亲而号哭也。”

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陈氏集说:子游言先王制礼,使贤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虑贤者之过于情也,故立为哭踊之节,所以杀其情。故曰礼有微情者。微,犹杀也、虑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为之兴起衰絰之物,使之睹物思哀。故曰有以故兴物者。此二者,皆制礼者酌人情而为之也。若直肆已情,径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无制节,则是戎狄之道矣。中国礼义之道,则不如是也。)人喜则斯陶(郁陶、心初悦而未畅),陶斯咏(口歌咏之),咏斯犹(动摇身体),犹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则斯愠(怒怨),愠斯戚(忧戚),戚斯叹,叹斯辟(抚心),辟斯踊矣。品节斯,斯谓之礼。(品、阶格也,节、制断也。先王因人情而立制,为之品而使之有等级,为之节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止而不过,是乃所谓礼也。)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蔞翣,使人勿恶也。(太古无礼之时,人恶见死者之面目,又以人死则无能为,故生者常欲背弃之。绞音肴,束衣之带。绞衾以饰其体,蔞翣(音柳霎)以饰其棺,如此,则不见死者面目之可恶矣。)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始死、则为脯醢之奠,将葬、则有包裹牲体之遣,既葬、则有虞祭之食——还祭于殡宫曰虞,何尝见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以来,未闻有舍而不为者。先王制礼,为使人勿背弃之也。)故子之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谓有子欲除去丧礼之踊,然踊实不足为礼之疵病也)。

 

上引檀弓三节,似乎都是一些仪文末节,所以有人说子游是礼之形式主义者。这话似乎可说而实有未妥。按礼者所以节情,情得其正,哀乐不失其中,然后和于人心。而礼之形式,乃是生活的节度,有了节度,人情之发才有一个适当的范围,而不至于发生过与不及的现象。所以,任何一项仪文末节,在制礼之初,都是有深意的。到了后世,亡失礼意而徒存形式,那就有如“告朔之饩羊”了!但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因为“名”能保存则其“实”也终有可复之时。所以礼的形式还是不能不措意的。何况照上面的引述看,子游不但娴习于礼,而能行之得体;并且对于先王制礼之意,亦能言之明通而曲达人情。所以子贡称赞他说:“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而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家语第子行)

 

子游宰邑、满城弦歌

 

子游不只是习熟礼仪,明达礼意,而且能行礼乐之教。论语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之、往也。武城,鲁邑名。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所以孔子一到武城,便听到一片弦歌声。割鸡焉用牛刀,是一句譬喻之言。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大道乃用来治国平天下的,今子游以礼乐治此小邑,正像用牛刀来杀鸡。他一方面惋惜子游大才小用,一方面亦是对子游能行礼乐表示欣慰。君子、指在位者,小人,指小民,道、谓礼乐。子游根据孔子往日的教训,说在位君子学礼乐,则能爱人行道;一般小民学礼乐,则能遵行礼法,易于使令。武城虽然是个小邑,但以礼乐教民,总是应该的事。孔子觉得子游对他的一句譬喻戏言太认真了,恐怕随行的弟子真的误会治小邑不必行礼乐,所以当下轻轻点破。“前言戏之耳”,这是何等坦荡亲切的言语!

 

武城弦歌一章,最见嘉祥风光。师弟一行,少长同趋,真有一种“如登春台”的景象。试想孔子一生,周流四方,道终不行;老而归鲁书,删诗序书,订礼正乐,他正如桃花扇中柳敬亭所说的鼓词:“任凭那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俺那老夫子,只管朦胧两眼定六经。”这时孔子无穷的心愿,只是寄托于来者!今到武城,忽听得弦歌盈耳,不禁心为之喜,遂将满怀嘉喜之情,化为戏言以出之。这是他兴到神来,偶而作此趣语,以与子游轻松说笑。当时子游年事尚轻,不会圣心,于是敬谨辩解;一阵春风,几乎变成秋阳!后经孔子轻轻一言,谈笑间,才又和风惠畅,春满大地。程子说:“仲尼,天地也。”天地有“春生”,于此,可见孔子之春生焉。

 

子游之知人

 

子游不仅能行礼乐之教,而且具有知人的特识。论语说他为武城宰时,孔子特别垂问:“汝得人焉耳乎”?子游答道:

 

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

 

行不由径,可谓迂矣。非公事不见邑宰,可谓介矣。此等人在一般社会,常不免成为取笑的对象,而子游独能鉴识而加以称赏。从行不由径,而知其人之行趋之正;从非公事不见邑宰,而知其人之持身方直。然而世道日下,谁能自好?谁非阿私?唯有澹台灭明能够俯视一切,懔懔然持志自守,可见其人确是一个不枉已而徇人的有道君子。自古为政治民,首在表励风俗。如今子游为宰,独能识拔像灭明这种宁方勿圆,宁朴无华的人,其识见可谓高人一等。王船山说:“子游以文学宰邑,而所得者质朴勇决之士,斯君子之儒乎!”(四书训义)灭明后为孔子弟子,孔子旣没,他“南游至江,从弟子数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于诸侯。”亦可说不负子游的引荐了。

 

子游的知人之识,与子贡之方人又不同。他的知人之明,常寓于道义相勉之师友之义中。他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这是爱重子张之才高大度,而期勉他能进于仁。他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这是唯恐子夏之泥于器艺而忽于大道,所以特别指出教学之本以为警戒。子游的话,辞甚简而意极警策。在这些地方,正可看出大贤的器识及责善的友道精神。

 

孟子曾说:“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圣人”;而据说苑的记载,子游亦正有他“知圣人”的洞见特识,而又善于形容:

 

季康子谓子游曰:“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 “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珮(男子不佩玉),妇人舍珠珥(女子不戴耳环),夫妇巷哭(哭于街巷),三月不闻竽琴之声。仲尼之死,吾不闻鲁国之爱夫子,奚也(何也)?”子游曰:“譬子产于夫子,其犹浸水之与天雨乎!(浸水、谓沟渠灌溉之水)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时雨(天雨);既以生,莫爱其赐。故曰、譬子产之于夫子也,犹浸水与天雨乎?”(贵德篇)

 

子产是春秋后期的大政治家,他在郑国被称“众民之母”,可见他对人民的惠爱之深。但他的惠泽,在时间上说,是及身而止;所以郑人舆诵有云“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担心无人以嗣之,那正是感到子产的惠泽,不免要人亡政息的原故。而在空间上说,则如子游所言,好比浸水之润,及之则生,不及则死。惠泽虽深而所及有限,只是中庸所谓“小德川流”而已。而孔子,则是“大德敦化”,有如阳光、空气、水(天雨),其惠泽普及生民而不知,所以说“既以生,而莫爱其赐”。季康子怀疑孔子不如子产,与叔孙武叔、陈子禽之流说“子贡贤于尼”,正是同一层次的浅识陋见。子游回答康子的话,真是其识卓哉!

 

子游与礼运大同

 

子游以礼乐治武城,使孔子之道得到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证验。相传戴记礼运大同之篇,便是原于子游的绪言。兹录篇首二章以见其旨: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与音预,蜡音乍,祭名,孔子时为助祭之宾),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分),女有归(归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资源货财之开发生产,不必据为己有,应为公众共同享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为、去声。劳力生产,不可独营私利,应共谋社会之福利)。是故谋闭而不兴(奸诈之谋,闭塞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谋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谓天子诸候传位于子弟),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纲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崇尚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著、明也),以考其信(考、成也),著有过(民有过则明正其罪),刑仁(刑通型,犹则也,以仁爱之道为则也)、讲让,示民有常(谓以礼、义、信、仁、让五者为常道以示民,使之遵行以成规范)。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如有国君不依此道,虽有权势,天下之民亦必以为祸害而黜去之。如禹征三苗、汤伐葛放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周公灭奄,皆以其殃民也。)是谓小康。

 

大同章,综“政治”“教化”“经济”三者以为说,描绘出一个“为政以德”的“大同”境界,这正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但大同小康之说,学者颇疑之。兹略辨明于后:

①或曰:大同小康之说,实本道家之意,甚至有人说是出于墨子。实则,道家最反对礼,亦不重视人伦教化,更不重视货财人力之开发;至于墨子,则既不肯定礼乐之教,讲兼爱亦无亲疏之别。二家思想都和大同章的宗趣迥然不同,怎么能讲大同之说本乎道家,出于墨子?

 

②或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历来儒者亦都盛称尧舜三代之德,而小康章独贬三代,以礼治为大道之隐,认三代为小小安康之世,似乎不像是儒家之言。其实,儒家称三代盛世,是从历史文化之业绩说,从禹汤文武周公之德说;而大同小康之辨,则从政教之最高原则与理想说,从对尧舜禅让之向往说。二者并无刺缪矛盾之处。以三代为小康,主要关键是在“天下为家而不为公”一义,无论如何,总不能说三代家天下是义理之公也。孔孟以下,儒者尚称三代,并不表示承认“家天下”为合理,只为三代王政还能藏天下于天下,犹愈于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之藏天下于筐箧耳。然则,礼运贬三代,而以“天下为家”者为“小康”,而致望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正是儒家在义理上必然的归趋,有何可疑?

 

③或曰:戴记辑成于汉代,为时甚晚,不能因为首篇有孔子曰云云,便据以认定真为孔子之言。按、大同小康篇的记述,虽然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断定为孔子亲口所说,但孔子既然尊尧舜,则大同之说,自然应为孔子思想所含有。孔门后学承述孔子之意而推本于孔子,有何不可?况且我们亦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以断定大同之说一定不是孔子的言论呀!

 

此外,家语曾说“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郑玄亦说“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礼运注)于是后儒多谓孔子五十一岁为鲁司寇,子游年方六岁,孔子去鲁年五十五,子游十岁耳,则孔子安得与子游言大同小康于观阙之上乎?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不可反驳,但参加蜡祭做助祭之宾,固然应该在仕鲁之时,却不一定要在做司寇时。孔子自卫返鲁,仍在大夫之列(左传哀公十四年与论语宪问篇,都记载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请讨之,有“以吾从大夫之后”的话),祭祀之事既为孔子素所重视,而蜡又是大祭,我们怎能断定孔子“与于蜡宾”,一定不是在他返鲁为国老的时候呢?然则,蜡祭完毕,孔子在感叹之余,乃与子游论及大同小康之义,为何必不可能?所以对礼运这一段记载表示阙疑则可,假若一定要说子游不及闻孔子大同之论,那就不免失之固蔽而有欠通达了。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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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门弟子志行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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