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可使南面的仲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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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孔门弟子志行考述》是蔡仁厚老师早年著述。既可帮助人们了解孔门弟子之行谊,又可作为解《论语》之参考书籍。蔡仁厚老师曾自己介述自己撰述此书:

 

是以《论语》为据,旁采古籍,列叙孔门诸贤之生平行谊、学识艺能、志节风义、人格精神,兼及其资禀气度,才情声光。娓娓道来,庶几引人入胜。既情味深醇,又发人深省。而附录之“孔门弟子名表”与“孔门师弟年表”,简明醒目,不仅可以供参考,尤能显孔门师弟之时代社会背景,以加强读书之效果,引发阅读之兴味。

 

兹连载于此,以飨诸君。

可使南面的仲弓
冉雍,字仲弓

仲弓的身世

 

仲弓,姓冉名雍,仲弓是他的字。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论语》载: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

 

关于仲弓的身世,皆直接间接与《论语》此章有关联。所以要了解仲弓之身世,亦只有依随此章文义之解释而作说明。何晏集解与朱注皆谓犁牛为杂色斑文之牛。皇侃义疏载另一说,则谓犁牛为耕牛;刘宝楠正义与日人竹添光鸿会笺亦从皇疏之说。按《礼记》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齐、今作斋。朝、视也)牺牷祭牲,(完而无伤曰牺,纯而不杂曰牷,)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祭义)这是说天子诸侯祭祀之牲,必须特别蓄养,以示恭敬。至于民间耕牛,则非所以供祭祀之用;但有时官养之牛不足,则亦取而用之。据此,则解犁牛为耕牛之说,其义较胜。但祭牲必用纯色,故解犁牛为杂色牛,亦自可通。骍、赤色也。周人尚赤,故祭牲用骍。角,谓其舟周正、长短合度。唯俞樾则谓:角者,别于童牛而言之。童牛无角,犹未可用;曰骍,则有其材矣,曰角,则及其时矣。”仲弓有贤德,所以孔子以为可当国家之用。然则,为何要说他是“犁牛之子”呢?朱注谓:

 

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恶,不能废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也。

 

今按《史记·》仲尼弟子传言“仲弓父贱人”。家语则谓“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朱注说仲弓父贱而行恶,大概是合《史记》与家语而言之。所以解犁牛为杂色斑文之牛,以喻其父之贱恶。不过,贱亦有微贱之义,非必指其人之行有不善;且称子之美,而又举其父之恶,这在长者尚且不忍言,何况圣人?衡情度理,似当以犁牛为耕牛,(说文:犁、耕也。古诗十九首: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今赣南粤东犹称耕田为犁田。)以耕牛喻微贱,意谓父虽微贱,不害其子之可显达于世也。

 

此外,《论衡·自纪篇》云:“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是即以伯牛僞仲弓之父矣。毛奇龄四书改错谓“以伯牛名犁,其称犁牛,直指其名与字言,此固无他据,不足道者。”《论衡》之说,书传无考。假若伯牛果是仲弓之父,则“犁牛”二字可能是孔子轻松幽默的双关语:既以指伯牛之名与字,亦戏谓其为耕牛。伯牛有疾早死,孔子心甚伤痛,今见仲弓长成而有贤德,圣心大慰,遂以幽默之辞称仲弓为骍且角之小牛,许其必当见用于世。此虽臆为之说,然观乎孔子于子游有牛刀割鸡之语,则欣慰之余,偶作此隽永之言,亦非必不可能。但家语只说仲弓为伯牛之宗族,《论衡》之说,学者又鲜信从,则上之所说,或竟有渎先贤。那就大不敬了。但无论如何,仲弓的身世有所憾恨,大体是可信的。在有憾恨之身世中,修洁自全,成德达才,这便是仲弓之不可及处。

 

仲弓的器量

 

《论语》谓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朱注引范氏之言,说:“不先有司,则君行臣职矣。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矣。不举贤才,则百职废矣。失此三者,不可以为季氏宰,况天下乎?”仲弓器量宽弘,为季氏宰,正是大才小用。所以当仲弓问仁,孔子就告诉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出门如见大宾,则庄肃而不敢肆;使民如承大祭,则诚恪而不敢贰;此之谓“敬以持己”。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语,则是说的“恕以及物”之意。孔子的话虽是答问仁,而实可通于政理。朱注曰:“主敬行恕,坤道也。”坤道即地道,地以载物,政以安民,此正是君人者之事。因僞仲弓可以大受,孔子才期之如此其切。所以孔子又说: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南面,是人君听治之位。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是以孔子以可使南面许之。王船山亦说:“雍也有宽以容物之量,有静以制动之体,使之南面而君人焉可也。不必有其位而固有其德,其视多才多艺之效职分功者,不尤贤乎!”(四书训义)实则我们从仲弓自己所说的话也可以知道何以孔子对仲弓有这样高的期许: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筋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

 

治道贵简,然须居心敬,始有一段精神贯摄其间。若其行简,而居心亦存乎简,便是简上加简,不免有苟且率略之弊。所以朱注曰:“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所事不烦而民不扰。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可守乎?”由此可知,居敬行简实是为政临民之要道。孔子尝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仲弓之居敬,便是大舜之恭己;行简,也即大舜之无为而治。(颜渊篇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臯陶,不仁者远矣。”天子设官分职,任举得人,则恭己正位而已,此即所谓无为而治。宓子贱鸣琴而单父治,亦犹是也。)仲弓如果真有其位,安知他不能继踵尧舜?所以荀子说:

 

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篇)

 

子弓,即仲弓,仲字盖因上有仲尼而改。仲弓有人君之度,可惜他和孔子一样不得势位以行其道。故虽有“可使南面”之器量,而竟不能“南面”以化天下,裕后世。虽然船山说他:“不必有其位而固有其德”,然而既有其德而不有其位,岂非千古同慨的事!

 

仲弓的造境

 

仲弓在孔门十哲中列于德行之科,其为贤德君子,自不待言。《论语》载: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

 

佞、口才也。御、当也,犹应答也。口给、口辩也。仲弓为人,厚重而简默,而时俗却以佞为贤,所以或人既称仲弓之仁而又惜其不佞。孔子听了,大不以或人之说为然。他认为佞者以利口服人,徒然使人厌恶而已。至于仲弓是否已进于仁,孔子却说“不知”,因为“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是以当之。”(朱注)须知呈现仁是一个无限的道德实践过程。所以在人有生之日,绝对不能以仁自居;对于任何一个在世的人,也必然不宜以仁相许。牟宗三先生尝以“觉”与“健”二字说仁,这是很切当而显豁的。仁是良知之觉,一念昏堕便不是仁;仁必刚健不已,刹那隔断亦不是仁。以颜子之大贤,孔子亦只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因为要绝对地没有须臾之间断,那真是谈何容易!明乎此,我们便可知道何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了。仲弓的造诣,或者还未达到“不断地充量地呈现仁”之境地,但从或人的称述中,仲弓有仁德之实,其仁声仁闻亦足以取信于人,却是明而有征的。家语载子贡之言曰: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弟子行)

 

在贫如客,是说仲弓虽在贫穷之中,其生活仪态,亦能如像做客之时那样矜庄不苟,这表示他能真正做到“不以贫累志”。使其臣如借,是说“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王肃注)一个人有臣而若无臣,这就是“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的境界了。至于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即不念旧恶之意),是孔子所尝称道于颜子与伯夷叔齐者,而仲弓亦能之,可见其修养造诣之高。

 

荀子可说最是仲弓的知音和崇仰者了。他说: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阁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征、騐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时偃仰(二句谓因时因地而制其宜);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嵬琐、狂怪之人。)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

 

所谓“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是说其德业人格,垂范百代,超越时空,而可与天地同垂不朽。

 

荀子又说:

 

一天下,财(同裁)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莫不从服。……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非十二子篇)

 

荀子以仲弓与孔子相提并论,其推崇可谓甚至。至于称他“在一大夫之位,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非十二子篇语),则更如颜子所说:“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了。

 

本站编辑:澤之

(视频号:@泽之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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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门弟子志行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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