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宋明时期: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开发(弁言)|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

 

(一)

 

从魏晋到隋唐这七八百年中,中华民族的心智力量并没有衰竭。

 

1)魏晋阶段,文化生命有歧出,有虚脱,但仍有道家玄智之开显与玄理之畅发。

 

2)南北朝阶段,文化生命进入睡眠状态,但社会风教与家庭伦常持续不变。而对佛教之译习,亦仍然是心智的活动。

 

3)隋唐之时,天下一统,文化生命开始有第一步的豁醒表现于政治制度以定国安邦。心智力量则表现于对佛教之消化、分判,自开宗派。

 

但就中华民族之「原生本命」而言,仍然是在歧出失轨之中,还欠缺一步思想义理的豁醒,以昭显文化理想,端正文化生命的方向和途径。(譬如,隋唐之时,出入佛老者众矣,却无一人能够像宋儒般「返求六经而后得之」。)

中唐之时,虽有韩愈提揭道统之说,力倡孔孟仁义之教。其门人李翱亦有「复性书」之作,但或者只是外部的呼声,或者只是先机之触发。在主观方面,振动文化心灵之力量有所不足,而客观方面,佛教(尤其禅宗)正如日中天,文化生命返本归位的契机尚未到来。而且还有一段黎明前的黑暗(五代)必须通过。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劫难,而后才能剥极而复,否极泰来。这就是宋明儒学之复兴。

 

(二)

 

宋明儒学有六百年之发展,他们重建道统,把思想的领导权从佛教手里拿回来,重新挺显了孔子的地位,使民族文化生命返本归位,而完成了第二度的「合」(第一度的合,是西汉)

 

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道家讲玄理所显发的「无」的智慧,以及佛教讲空理所显发的「空」的智慧,虽皆达到玄深高妙的境地,但由玄智空智而开显出来的「道」,毕竟不是儒圣「本天道为用」(张子语)的生生之大道。儒家之学,一面上达天德,一面下开人文,以成就家国天下全面的价值。这样的道,当然比佛老更充实、更圆满。

 

(三)

 

北宋儒者之学,通常称之为「理学」,这个「理」字当然有它的实指,而不只是平常所谓义理、道理的意思。道家讲「玄理」,佛教讲「空理」,而宋明儒所讲的,则是「性理」。

 

1.所谓「性理」,并不指说是属于性的理,而是「即性即理,性即是理」。但程伊川和朱子所说的「性即理也」,却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故称宋明儒学为「性理学」,又不如名之为「心性之学」,或许更为恰当。

2.但「心性」不是空谈的。一个人自觉地过精神生活,作道德实践(表现道德行为),便不能不正视心性。念兹在兹,时时讲习省察,岂能视为空谈?纵或有人空谈,鱼目又岂能混珠?空谈者自是空谈,岂可因这等人而忽视心性之学的本质与价值?

 

3.心性之学也就是「内圣之学」。内而在于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道德践履),以完成各自的德性人格,这就是所谓「内圣」。儒家之教,立己以立人,成己以成物,它必然要由内圣通向「外王」,外而达之天下,行仁政王道以开济事功。但宋明儒讲习学问的重点,毕竟偏于内圣一面。外王一面欠缺积极的开发。这就是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牟先生语)

 

(四)

 

「内圣之学」又名「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的意义,是要在个人有限的生命中,取得无限而圆满的意义。这就是「即道德即宗教」(同时是道德,亦同时是宗教)的儒家之教。依照儒家教义来说,道德即通无限。道德行为虽然有限,而道德行为所依据的实体,以成就其为道德行为者,则无有极限。人随时体现这个实体以成就其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便可以在有限之中而取得无限的意义。有限而无限,性命天道通而为一,这就是儒家的宗教境界。

 

这内圣成德之教,亦可名曰「道德的宗教」。它既与以舍离为首要义的「灭度的宗教」(佛教)相异,亦与以神为中心的「救赎的宗教」(耶教)不同。这是自孔孟以下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规(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便是这个弘规的基本模型),并不是宋明儒者的凭空新创。宋明儒者所讲习的,便是顺着这个本有的弘规而引申发挥,调适上遂。以世俗所谓「阳儒阴释」一类的言词,根本是不知学问之实的颟顸语、鹘突话。(我看不出宋明儒学中有任何一个可以作为中心义旨的观念,或有本质相干性的工夫话头,是来自佛老的。)

 

(五)

 

北宋诸儒,上承儒家经典本有之义,以开展他们的义理思想;其步步开展的路数,是由《中庸》《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到《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讲格物穷理。

 

到了宋室南渡,胡五峰首先消化北宋儒学而开出湖湘学统;朱子遵守伊川之理路而另开一系之义理,陆象山则直承孟子而与朱子相抗。理学之分系,于焉成立。

 

到了明代,王阳明呼应陆象山而开出「致良知」教。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接着为大明之亡绝食而死,六百年之理学亦随之而告终结。

 

本卷所述,即是宋明六百年的儒家哲学。(各章所陈述的基本义理之根据,皆请参阅牟先生《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拙撰《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与《王阳明哲学》,亦可参看。)

 

 

①韩愈「原道」文中,继「允执厥中」之后有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即儒家道统之传。其实,在《论语》《孟子》书中,亦皆有相当显豁之指点。拙著《孔孟荀哲学》卷上第九章第三节之一,传道之儒,可参阅。

②参蔡仁厚《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台北:正中书局)页三0七-三一九「从阳儒阴释说起:平章学术之一例」。

 

 

编辑排版: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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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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