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异同|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第4章<伊川义理转向与洛学南传>第1节

程伊川(西元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年)名颐,字正叔,小明道一岁。后世称明道为大程子,伊川为小程子,合称二程。

 

伊川年十八,游太学,时胡安定为直讲,以“颜子所好何学”试诸生,见伊川“学以至圣人之道”之论,大为惊喜,立即延见,处以学职。英宗神宗二朝,大臣屡次荐举,皆不出仕。哲宗即位,以司马光荐,召为崇政殿侍讲。时文彦博为太师,侍立帝旁,终日不懈,帝告以稍事休息,亦不离去。而伊川为讲官,在帝前亦不稍假借。有人对伊川说,君之严,视文公之恭,孰为得失?答道:“文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每当进讲,伊川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希望感发君上之意,而讲书之时,总要将道理关联到君王身心上来。吕公著与范纯仁入侍经筵,听了伊川的讲说,出而叹曰:真侍讲也。这就是儒者为帝王师的型范。(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另一型的典范。)

 

二程是亲兄弟,又同时讲学,一同授徒,他们留下的言教文字,称为《二程遗书》或《二程集》。遗书中的语录,除第十一至第十四卷为明道语,第十五至二十五卷为伊川语,其前十卷则标为“二先生语”,大都未经认定是谁所说。而后世讲论程朱之学,实以朱子为主,而所谓“子程子”,通常都指小程子,几乎不见大程子的义理纲领,这是“以一程概括二程”,而大程子在所谓“程朱性理学”中,却隐而不显了。

牟先生指出,《宋元学案》三个重要的学案(大程、小程、朱子)都编得不好,不足以显示各家之义理纲领与思想架构。他详检遗书,费极大之心力与繁复之手续,重新选辑明道语录为八篇:

 

1天道篇;2性情篇;3辨佛篇;4一本篇;5生之谓性篇;6识仁篇;7定性书;8圣贤气象篇。

 

明道既定,伊川之纲领亦自然显示而出,其语录亦辑为八篇:

 

1理气篇;2天理篇;3气禀篇;4才性篇;5论心篇;6中和篇;7居敬集义篇;8格物穷理篇。

 

至于朱子,文献特多,《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全册皆讲论朱子学,而书中引录的朱子文献,亦无异于是一部“朱子选集”。

 

二程讲学时,主动之灵魂在明道,明道卒后,伊川还有二十二年独立讲学之时间,他的生命气质、心态性向自然显发出来,而形成义理之转向。但此一转向,在伊川是不自觉的,而二程门人亦无人觉察,一直要到南宋朱子四十岁时,决定要走伊川的路,经朱子广泛讲论与弘扬,充分贯彻伊川之思路,而开出一个大系统。使得明道的纲脉自然隐没。后来只称赏大程子慧悟明彻,义理圆熟,造诣高深,人品和粹,而却讲不出明道之“学”。这是儒学史上一件非常殊异之大事。在此,亦反显出牟先生讲明“大程子、小程子、朱子”三家之学,实在是功莫大焉。

 

二程在性格性行上的差异,他们自己亦有所觉察: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有一则记载:二程随父游僧寺,明道从右门入,“从者皆随之”;伊川从左门入,“独行”。到法堂相会时,伊川叹曰:“此是某不及家兄处。”

 

《上蔡语录》有云:某日,伯淳谓正叔曰:“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指伊川);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不敢让焉。”

 

《程氏外书》第十二有一条云:朱光庭见明道于汝(汝、地名),归谓人曰:“某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明道偶有谑语,伊川则无。明道浑是一团和气,伊川则严毅。

 

《明道学案》下有一则记载:明道先生与门人议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日“不然”。

 

明道讲经典,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与活泼的启发性。谢上蔡尝谓“明道先生善说诗,他又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便使人有得处。”

 

《程氏外书》有一条记二程讲“忠恕”:

 

明道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变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

 

二程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但明道表达的情味及其说话的意态,可谓从容绵邈,意味深长。盖天命不已,乃是实理流行,实德昭显,岂不是尽己之谓忠吗?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德流行,阴阳变化,草木(万物)蕃息,大生广生,这正是天道之发用及于万物,岂不是推己之谓恕吗?明道的讲说,何等蕴藉而从容。而伊川之解,则显得大质实而执滞,将“天地变化草木蕃”这麽顺达自然的句子,换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不但太典实,太拘执,而亦不甚合乎“充扩得去”的“恕道”气象。上蔡语录有一条云:

 

或问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谓之恕?先生曰:“充扩得去,则为恕。”心如何是充扩得去的气象?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充扩不去时如何?曰:“天地闭,贤人隐”。

 

不过,朱子却不喜欢明道的方式,认为明道说话浑沦,说得太高。因为朱子心态近于伊川,所以比较喜欢伊川的分解表达。伊川坚实,比较著重下学上达,循循有序。而其下学或下面着实的途径,是落在《大学》的格物致知上。因而,对于道体与性体的体悟,不自觉地有了义理的转向。对于“性即理”这句话的表述,也走向“性只是理”(性是理,不是心,心性二分,乃至心性情三分)。如此,乃显示伊川在内圣成德之教的义理疏解上出现歧异。这便正是二程异同的关键所在。

 

 

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一章引言。(台北:正中书局)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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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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