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的哲儒:牟宗三④|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5卷第4章<哲学的反省与新生>第3节

牟宗三(西元一九〇九~一九九五年)字离中,山东栖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乃熊十力先生特为器重之嫡传弟子,亦是当代新儒家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

 

在大陆时期,先后任教于华西、中央、金陵、浙江等大学。四十岁以后,在台湾师大、东海大学任教,五十二岁,应香港大学之聘,赴港讲学,后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六十五岁退休,随即应教育部之特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授课。从此,台港往返,两地讲学。他晚年在台,深觉师生之间,生命性情与学问思绪,通契交感,乃平生讲学最为愉悦之阶段。八十五岁时,译注康德三大批判最后一册出版。越明年与世长辞,寿八十七。

 

他在八十寿宴上讲话,有云:自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这话是真的,他确实已开关出中国哲学的新途径,他的著作可以为证。

 

卒后之八年,《牟宗三先生全集》重新横排出版,共分八辑:(1)中国传统哲学,九种。(2)历史与文化,三种。(3)理则学,三种。(4)西学译注,五种。(5)哲学系统之建立,四种。(6)论著汇编,六种。(17)讲录,八种。(8)自传与年谱等,四种。分装三十二册,外加总叙、详目为附册。由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出版,联经出版公司发行。

 

以下,只就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综述。

 

一般而言,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通常都是“点”的,有些是“线”的,但极少是“面”的。而牟先生自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多年的学术工作,却使他取得了通盘而纵贯的成就。他的贡献,不但是“面”的,而且是“立体”的。兹分为五端,以说明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化影响。

 

1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心性之学,是儒释道三教的基本特色。牟先生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此属道家的智慧。以《佛性与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学,此属佛教的智慧。以《心体与性体》表述宋明阶段的理学,此属儒家的智慧和义理。

 

自古以来,学者的讲论都偏重某家某派,从未有人分别以专书通贯地讲论三教者。而牟先生这三部大著作,无论系统纲维的确立,思想脉络的疏解,义理分际的厘清,都已达到前所末有的精透明彻,而使三教的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至于如何存心养性、尽心尽性,以完成己立立人,成己成物,则是实践之事,人人有责。)

 

2 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儒家一贯地要求由内圣通外王,要求修德爱民,推行仁政王道,这个道理,当然很好。但“天下为公”的理想,却始终只靠圣贤来倡导,而未能真正体制化;“选贤与能”的原则,也只限于治权方面的科举,而尚未推扩到政权方面以设计出选举国家元首的制度。因此,如何落实于体制以开出客观化的外王事功,这正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代新儒家所面对的时代课题。

 

面对这个大症结而深入思考,并直接提出解决之道的,首推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这三书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就是“本于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归总而言之,也即所谓“三统并建”。承认在“道统”之外,还有“学统”(发展出科学)、“政统”(落实于民主)的问题。道统的肯定,是内圣之学的承续光大;而学统的开出和政统的继续,则显示儒家外王学一步新的充实和开扩。五四以来所谓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到此已开显化解之路,而中国文化的事功精神,也可循此而获得空前的开发。

 

3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儒释道三教的智慧系统。但五四以来,国人的文化自信,几几乎荡然无存。而中国哲学所涵蕴的观念思想与哲学问题,也从未有人做过通盘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

 

牟先生除了以三部专著讲述儒释道三教的“玄理、空理、性理”之外,也疏导名家的名理,晚年又以《中国哲学十九讲》综述各时期思想的内在义理,以及它所启发出来的哲学问题。由于这十九讲的讲述和疏导,使得中国哲学得以真正进入世界哲学之林。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固有义理的性格,以及它本来发展的轨辙,都已不再隐晦;而继往开来的道路,也已确立指标而有所持循。

 

4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德国大哲康德,以三大批判讲论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书出之后,各国皆有翻译。但以一人之力全译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他不但翻译,而且融贯中西,加写详确的译注。这份成绩,功不下于当年鸠摩罗什之译大智度论与玄奘之译成唯识论。

 

尤有进者,牟先生不但译注三大批判,他还随译随消化,分别撰著专书以融摄康德之学:(1)以《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与《现象与物自身》二书,消化融摄“纯粹理性之批判”。(2)以《圆善论》消化融摄“实践理性之批判”。(3)以专论长文“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融摄“判断力之批判”。他这几部书的主旨,是要抉发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来融摄康德,同时又藉资康德哲学来充实中国文化。他所开显的文化思想之通路,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空前的。

 

5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文化必须交流,思想应求会通。但数十年来有关中西会通的种种言论,多半只是一些零散的意见,很少具有系统性的学术价值。而牟先生则继《中国哲学十九讲》之后,又在台大哲学研究所讲述中西哲学会通的分际与限度,对中西哲学的种种问题,提出层层的比对和深入的疏解,并借取佛家“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这个思路,必将对人类文化的融合,开显一条常态的康庄大道。

 

他谢世前一年,又发表《四因说演讲录》(共二十讲,现已出版),主旨是从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来对显儒释道三家哲学的要义及其精采。这是牟先生针对中西哲学之会通,再一次提出他深刻的思考。

 

以上五点说明,大致可以代表牟宗三先生对文化学术的贡献。在他逝世公祭之时,治丧委员会致送挽词云:

 

光尼山之道统      弘黄冈之慧命 

扩前哲之器识      发儒圣之光辉

 

尼山指孔子,黄冈指熊十力先生。在华族文化生命存亡绝续之际,熊先生以他的悲愿大慧,生命光热,独能穿透历史之烟雾,畅通文化之大流,以昭显古今圣哲的德慧生命。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代新儒家开宗的代表人物。牟先生乃熊门嫡传弟子,他力振孔孟之学脉,以挺显内圣外王之弘规,实实能够光显尼山之道统,弘大黄冈之慧命。至于第三句开扩前哲器识,则通指中西双方的先哲而言。由于牟先生之精诚奋斗,不但中国哲学得以充实开扩,而康德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也可获得中国哲学智慧的融通提升,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此而后,广大精微的儒圣之道,乃真可以达于荀子所谓“光昭日月,大满八极”之境。

 

尤其可贵的,是从大学以来,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便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四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则年年有进步,时时开新机。临终前数月,他写示门人,自谓一生著作,古今无两。这并非狂言,而是以平常心说出来的一句老实话。在“学思年谱”八十六岁下,笔者曾有记述,也有说明。尚请参看。

 

 

此节本是笔者出席北京大学创校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之论文提要,后来连同“补述与申论”,编入《哲学史与儒学论评》(台北:学生书局),页三〇五-三一八。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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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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