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机|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5卷第4章<哲学的反省与新生>第2节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噩梦困境之中,而民族文化生命也一直郁结而不开朗,阻滞而不通畅。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个“世纪大困惑”,到二十世纪后半,才逐步明朗起来;而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两岸的文化共识,也渐渐显出眉目。

 

大家终于明白,中华民族的问题,不只是政治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不只是社会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全面性的文化问题。

 

归总而言之,可以列为三个纲领:

 

一、内圣成德之教的承续与光大

 

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它的“安身立命”之道。这个安身立命之道,包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同时也决定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在印度,在西方,在回教世界,安身立命之道是由他们的宗教来提供;而在中国,则由孔子的仁教(内圣成德之教)来承担这份责任。

 

这安身立命的内圣成德之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虽然如今它仍在散塌衰微之中,但当前中国人在生活行为上所表现的良好质量,主要还是靠这个根基深厚的常道在支撑。在不自觉的状态中,人人却都自然而然的有所表现,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但文化必须自觉地实践,安身立命更是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随时随地都要表现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既不能为外来的文化宗教所化,就必然地要来承续光大自己的文化大统。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更必须立时激发文化意识,使文化心灵豁然醒觉,进而顺应时宜,调整表现的方式,使内圣成德之教的真理,能在现时代充分地落实践行。

 

除了内圣成德之教,还有外王事功一面。这一面不是承续的问题,而必须有新的开创。所谓现代化,也正是从外王事功这一面说。其中含有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形态的问题,一是知识之学的问题。

 

二、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

 

以前讲外王,主要是“仁政、王道”。圣王在位,推行仁政王道,当然很好。但事实上哪有那麽多的圣王呢?皇帝权力那麽大,你单讲“民为贵,君为轻”是没有用的。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但事实上,三代以下数千年来都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儒家认为只有贤者可以为君,所以主张禅让,但他做了皇帝,就是不肯让位,你怎麽办呢?于是又主张革命,但汤武革命的结果,还是世袭家天下。秦汉以下更是打天下,以武力夺取政权,益发不合乎儒家的道理了。

 

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宰相制度,是很好的,但那只是治权的行使。至于政权的转移,却始终没有一个法制化的轨道。这个安排政权的体制,真是形成不易,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欧西先发展出来,而建立了内阁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这异于贵族政治、君主政治的民主政体,正可消解中国传统政治的三大困局:

 

一个是改朝换代、治乱相循的问题

一个是君位继承、宫廷斗争的问题

一个是宰相地位、受制于君的问题

 

再归结一下,是即“政权转移”和“治权运用”的问题。只要实行民主宪政,无论政权的转移或是治权的运用,都有宪法作为依据。宪法就是一个体制,是一个政治运作的轨道。民主政治,不只是保障人权而已。而且是实现各种价值的基础。以往的“民为本、民为贵”的观念,以及人性的发扬,人品的尊重,人格的完成,和人道精神的维护,都必须在民主体制的政治形态之中,才更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实现。所以站在儒家或中国文化的立场,必然肯定民主政体。中国必须完成民主建国的大业,才有客观的凭借(不只是主观的意愿)来实现“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如此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为后世建立新型范。

 

三、开出知识之学以发展科技

 

中国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偏重“德性”一面,而“知性”一面则未曾充分彰显。所以自古以来中国虽有很多科技的发明,也表现了很高的科学心智,但却没有发展出知识性的科学传统。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使中国人不只是靠聪明来发展科技,而必须依据知识理论来发展科技。在第一阶段,当然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但我们不能永远停在“学习西方”的阶段,而必须自本自根从自己的文化心灵和文化土壤里产生出科学。这样,我们才能由“迎头赶上”,进而“并驾齐驱”,再进到“领先超前”。

 

然则,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可不可能产生科学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的学问虽然是顺着“道德心”而发展,但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也同样有讲论“认知心”的端绪,像荀子和朱子所讲的心,就是认知心(不是道德心)。而朱子“格物穷理”的格物论,也透露主智主义的倾向;只要作一步转化,就可以成为“从中国文化心灵中开出知识之学”的现成的线索。至于正宗儒家所讲的道德心(良知)当然也肯定科学知识的价值,只因为中国的老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和谐安定的农业社会,对于知识技术的需要并不迫切,而中国人的聪明又足以解决农业社会器械方面的问题,所以欠缺充分的机缘以开出知识性的学问传统。

 

但今天的客观形势不同了。良知心体在现时代的感应中,自然会感受到科学技术对当代中国的迫切需要。所以作为“德性主体”的良知,必将自觉地转而为“知性主体”,并以主客对列、心物相对的格局,展现认知的活动以成就知识。这只是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的调整转换之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绝无困难。至于落实到现实的层面,自当有一段长时间的努力,而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做三件事:第一、要自觉地培养“纯知识”的兴趣;第二、要确立“重视学理而不计较实用”的求知态度;第三、要学习“主客对列”的思考方式。这样,就可以从文化心灵中透显知性主体,开出知识之学以建立纯知识的学理。有了学理做根据,就可以提供“开物成务”的具体知识和实用技术,以满足“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要求。

 

以上这三个纲领,正好就是“道统”方面的光大,“政统”方面的继续,“学统”方面的发展。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新三统”之说,实即中国文化通盘调适全面改进的新路道。

 

 

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台北:文津出版社),页一二三一二七,论荀子朱子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

按:关于“新儒三统的实践问题”,可参阅蔡仁厚《新儒家与新世纪》(台北:学生书局),页四一五〇。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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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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