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中国以及“中国的”哲学|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5卷第4章<哲学的反省与新生>第1节

中国哲学有长远的传统,有光辉的过去,但说到中国哲学的现况,却显得贫乏而鲜见光采。试问: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些什么样的哲学思想?

 

我想,这句话是不容易回答的。因为流行于现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或主义学说,几乎全部都是西方来的。中国自己的东西,早已无人闻问而若有若无了。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似乎只有“西方哲学在中国”,而并没有“中国的哲学”。

 

“在中国的哲学”,并不等于“中国的”哲学。无论罗素哲学在中国,杜威哲学在中国,或马列唯物哲学在中国,乃至西方宗教在中国·······全都不是中华民族的慧命,都不是“中国的”哲学。我们所谓中国的哲学,是意指以儒家为主流的老传统。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乃是一个常数(定常的骨干),不可断绝。至于它是否有光辉的未来,就看以儒家为主流的这个定常的骨干,能否有新的充实和开展。此中的关键有二:

 

一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义理纲维,能否重新挺显起来?

二是中华民族能否像当初消化佛教一样,也能消化西方的哲学?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的哲学就会有光辉的未来。但就当前的现况而论,似乎仍然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而并没有中国的哲学。这种情形,有些人会视之为理所当然(如西化派),有些则懵懵然而浑无所觉(如一般大众),但一个文化心灵醒觉未泯的人,面对“只有西方哲学在中国,而没有中国的哲学”这样的状况,他能心安吗?能甘心吗?当然不能。然而,形势已成,又将奈何?

 

从五四之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之批孔扬秦,数十年间能够自始至终秉持学术良心,以“昭苏民族文化之生命,光畅中国哲学之传统”为职志者,恐怕也只有当代新儒家三五贤哲而已。至于世俗名流与一般学者专家,则鲜有弘毅坚贞之士,而敢于挺身为华族文化生命作主者。莽莽神州,“阒其室,无人矣”。

 

所幸宋明儒六百年的学术精诚和顾黄王三大儒的孤怀闳识,毕竟未泯未断。从清末之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之肇造民国,虽或由于外缘环境之激荡,而儒者向来所护持的民族意识与文化意识,自然也潜移默运于其中,而实为要求国族新生之内因。不过,能真正进入思想观念之反省疏导,以凸显孔子之生命智慧,展现儒家之哲学精神者,则当从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开始。至于更较完整的综述,则见于民国四十七年元旦,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先生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

 

这篇宣言分为十二节,广泛地涉及存有论、心性论修养论、学问方法、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科学,与东西方文化相资相益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全面性的文化大反省,而且在反省之中还指出了人类文化走向新生的道路。在宣言末段提到,十八世纪前的西方,曾经特别推崇中国,十九世纪前半的中国,亦会自居上国而以西方为蛮夷。十九世纪后半以后,西方人视中国为落后民族,而中国人亦自视一切皆不如人。于此,可以证见天道转还,丝毫不爽。但是,到了现在,东方和西方都应该彼此平等相看了。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混乱一团,但过去亦曾光芒万丈;当前西方文化精采绝伦,未来又毕竟如何,未可知也。这个时候,人类确实需要一种“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痛苦、缺点、过失。如此而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系唐君毅先生执笔,编入唐著《中华文化与当今世界》下册,页八六五九二九,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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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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