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与自我问题|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二章第七节

一、义务问题与人伦责任

顺宗教的意思说下来，又可引出“义务”的问题，亦即“人生基本责任”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开创的儒家——

第一、转化了“对神奉献酬恩”的义务观念，而表现为“对天地、祖先、圣贤”之报本返始，崇德报功。

第二、人生之基本责任，不在人神之间，而在广义的（家、国、天下）人伦关系中。此即通贯道德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而言之的人伦之道。

从第一点说，仍然是本于“宗教人文化”的精神方向而来。依孔子“致孝乎鬼神”的话看，祭祀亦可以说是孝道伦理的伸展。在此，应该略说儒家的“三祭”之礼。三祭是“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天地，是生命之本始；祖先，是个体（族类）生命之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之本始。通过祭天地，人的生命乃与宇宙生命相通，而可臻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通过祭祖先，人的生命乃与列祖列宗的生命相通，而可以憬悟一己生命之源远流长及其緜衍无穷之意义。通过祭圣贤，人的生命乃与民族文化生命相通，而可以真切地感受慧命相承，学脉緜流的意义。总括起来，中国人对于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并此三者而同时加以祭祀，加以崇敬。这种回归生命根源的“报本返始”的精神，确确实实是“孝道伦理”的无限伸展；而其中所充盈洋溢的“崇德、报功”的心情，亦未尝不可视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之显露。（盖面对天地而想到创发宇宙继起之生命，面对祖先而想到光大祖德以护佑后昆，面对圣贤而想到承续而且发扬仁道文化，这实在都是“责任感”之不容自己。）

从第二点说，所谓人伦之道，其中每一伦都有天理之当然作为根据。㉚并不只是一般所谓“责任”的意义。不过，“天理之当然”一落实于人生，一落实于生活，它实在亦就是理所当为的正当责任。再如“正名以定分”、“仕以行其义”、“行义以达其道”，以及“有教无类”等等，亦同样显示人伦责任的立场。而且，人伦责任又不仅对同时之人而已，它亦可以扩及于前代，伸展到远古。在孔子心目中，人类文化的业绩乃是一个整体；古人、今人、未来的人，都是历史文化之大流中，先后接续的共同工作者。㉛

由于孔子将人生基本责任，定在人伦系上，而人伦之道又是横通天下、纵贯古今的。因此，孔子的历史文化意识亦特为强烈而深厚。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从这深婉的感叹里，我们又看出孔子之以文统自任，不仅是一种责任的自觉承担，而且是一种超越的使命感之透显。

二、成德之教中的自我问题

据上所述，儒家不只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大学派，同时它亦是一个教，是“即道德即宗教”的天人合德之教。然则，这个成德之教中的“自我”问题，当然也应该有所说明。

“我”的发现，在西方哲学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譬如三百多年前，笛卡儿说了一句“我思故我在”，便成为传诵至今的名言。如果浅一点说，“我吃故我在”、“我爱故我在”，岂不亦一样可以通？不过，吃饭的我只是“形躯我”，恋爱的我只是“情意我”，还没有进到哲学意义的“认知我”（思想主体）以及道德价值意义的“德性我”（道德主体）的层次。对于“自我”的问题，孔子虽然没有作过正式的论证，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言里，看出他对自我境界的态度。

关于自我境界的划分，上文所提到的是较为通行的四分法：（1）形驱我，以生理与心理欲求为内容。（2）情意我，以生命感与生命力为内容。（3）认知我，以知觉理解与推理活动为内容。（4）德性我，以价值自觉为内容。㉜

综结孔子成德之教中的自我境界，可作如下之简述。

1 德性我：以价值主体之自觉为内容。孔子“欲仁、求仁、为仁、成仁”，其意向著重德性我，正表示他的自我境界系属于此。

2 认知我：孔子重“学”，而归于“进德”（摄知归仁），对纯知性的活动未予积极之正视㉝，其认知我实居德性我之附从地位。

3 情意我：含“生命力”与“生命感”二面。前者表现坚毅勇敢之意志，后者表现于艺术性之活动。孔子“勇”必以“义”为规范；听“乐”则有“尽美矣，为尽善也”之叹，又有“放郑声”之表示，可知其情意我必须受德性我之指导或裁判。

4 形躯我：簟食瓢饮，君子固穷，谋道不谋食，杀身以成仁。凡此，皆表示形躯之苦乐得失乃至生死，皆非孔子所计较。而养生尊生，乃以成德，非为形役也。

㉚ 按：近人常把伦常之道与人伦生活，看做是社会学、生物学的观念，这是不对的。父子、兄弟，乃是天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天理合当如此。夫妇一伦亦不只是情爱，而是以“保合”为义的伦理关系（夫妇关系与男女关系不同）。故《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师友（朋友）一伦，则代表真理之互相启发，以期文化慧命之相续不断。而君臣以义相合，代表群体方面之道揆法守。可知“伦”之所以为伦，都有一定的道理根据，都有永恒的意义，所以特别名之曰“伦常”，表示这是人类安身立命之常轨。

㉛ 按：在文化领域和人格世界里，实无时间空间之限隔，而是“古往今来心同在，东西南北志相通”的。单就个体生命而言，不免会有寂寞孤立之感，但从“志存千古，心通天下”而言，则此心同，此理同，与我同心同志者实比比皆是。想要了解儒者的道德信念与文化使命感，这亦是一个要点。

㉜ 参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第一册第二章。

㉝ 按：孔子之学，虽不以成就知识为主旨，但孔子亦从未在原则上轻忽知识之价值。至于如何自觉地从中国文化心灵中转出知性主体，使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之下，透显出来独立起用，以开出“知识之学”的新学统（与道统分开而言的学统），则是当前中国人的责任，亦是儒家面对的一大中心课题。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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