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二章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第一节 复古更化:理性之超越表现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西元前一七九~一〇四,据苏舆董子年表),西汉广川人(今河北地),旧属赵地,故又称赵人。董生自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后以贤良对策,得武帝之嘉许,而掀开“复古更化”之文化建国运动。

 

第一节 复古更化:理性之超越表现

 

董生倡复古更化,其超越理想集中于形上义理而发挥。其取材多傍依《尚书·洪范》、《易》之阴阳,而结集于《春秋》。又有阴阳家之宇宙论、历史论之气息,而形成一大格局。其所发虽不能尽其精微,而规模广大,取义超越,为汉家定出一理想之型范。

 

王道之端,本于天道之端。端者,元也、始也。“元、始”以理言,不以时言。此天人同道的一元之大始,即显示一“超越的理性”(客观理性)以为一切之本。对现实措施而言,此“本”即是一“超越的理想”。依此“本”而措施,故“任德”而“不任刑”。

 

此作为政教之本的超越理想,贯而下之,而与现实政治接头,便是通常所谓“政教合一”。

 

(1)理想与现实政治纠结在一起,是谓“内在的合一”。此时将丧失理想性,当然不可取。

(2)但理想不能虚悬,总要贯而下之。理想与政治若不拉得太紧,而保持一“谐和之统一”,此时之政教便是“外在之合一”。这种形态的政教合一,不可随意反对。

如果因为诟病政教合一,而直接抹煞或忽视政治与教化之关系,因而又排斥教化之理想,便成为法家之立场。结果便由法家本身取代教化理想,是即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如此,便酿成“大败天下之民、大败文化价值”之极权政治。

 

董生掀开以一“推动时代,开创新局”的文化运动,自须透出超越理性以彰显超越理想。其“超越理性”的外部体系虽然驳而不纯(夹杂阴阳家思想之故)。而其核心,则可上通而下贯。

 

(1)通而上之,重理性,尊礼义。

(2)贯而下之,任德不任刑,以礼义教化与兴学选才为政治措施之本(如察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皆为国选才之措施也。)加上汉代民族生命之充沛,汉代民性之朴实戇直,故能完成一个综和的构造,而建立政教统一的大汉帝国。而当初贾所提出,文帝所谦逊不遑者,皆在董生所倡导的文化运动中渐次完成。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皆是革秦之旧而改定的汉家制度。

 

在政治方面,士人政府出现(治权开放,知识分子大量投入政治),宰相取得较客观之地位,吏治亦有可观。孝弟力田,重农抑商,消解政治上与经济上之特权阶级。思想较自由,大臣敢直言。论禅让者甚至直请汉帝退位让贤。据此可知,西汉二百年之历史,自始至终,饱满未衰,不失为一健康之时代。

 

但此一更化运动,亦有一本质上之缺憾。它只透出超越理性,而却——

 

1始终未能透出人性之自觉。(只有移风易俗下的生活自觉)

2亦未有内心理性与精神生活之表现。

须知超越理性必须依藉精神主体,而后始能尽其责,必须有仁心之呈露,才能证实超越理性为不虚,而进到人类理性之自觉。此则不能不本于孔孟之精神而立言。而董生之所谓“推明孔氏”,实乃跨过孔子之德慧生命与德性人格,而外在的落在五经上立论。尊五经当然不错,但脱离孔子之精神生命以言五经,则五经亦成为外在的文献。在如此情形之下,精神主体必然透不出来,精神理想亦不纯不顺;其流于今古文之争,又转为章句训诂,实亦无可避免之结果。在此,可以反显王阳明所谓“经学即心学”之真实意义。而站在哲学史的立场,两汉经学之内容,固可置之勿论。(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可参阅。)

 

董生此一文化建国之运动,本当顺孔孟之教而转进,由道德教化与圣贤人格之精神主体,广被于社会,贯润于政治,以归复于“人人要求自主”之精神主体上,作到政治上的二步立法:

 

第一步,“对君权之限制”之立法:

第二步,“对人民权利之承认与限制”之立法。

 

如此,方是“理性之内在表现”。但因董生之超越理性有驳杂,而转为盛行于西汉一代之五德终始、禅让论,终于衍为迂怪之超越理想,而引出王莽之乖僻荒谬。此是西汉历史上最令人长叹太息者。

 

〔附识〕

 

五德终始论与禅让论,原本亦是对君权之一种限制,然而西汉儒者未能曲尽此一问题之关节,以完成二步立法,乃使更化运动之“意义性”未能圆成,其“问题性”亦未消解。

发展到东汉光武帝,由于他出身民间,早年又学于长安,兼有田间之诚朴与学问理性之凝敛;其天资虽不及高祖与武帝,但“理之流泽足以补其短,心之戒惧足以延其庆”,乃能“涵之以量,贞之以理”,以理性自敛而敛人敛天下,故能成就东汉一代之规制,而中国国家政治之规模,亦大定于东汉。所可惜者,此一理性的内在表现,仍未完成二步立法。而只完成君主专制(勤政爱民)之政治形态。

 

 

①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壹北:学生书局,现已编入《全集》之第四册)第四部第二章。

② 经典上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乃就圣王而言。王者作之君,圣者作之师。圣王有德有位,故可同时“作之君,作之师”。后世为君者,欠缺德,亦欠缺能,则不可假借“作之君,作之师”之言,而师心自用、作威作福也。

③ 董生再传弟子眭弘,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董生自己亦已有“帝王次第退位”之说。

④ 中国二千年的政治、社会以及经学、史学、文学之根基规模,皆奠定于汉代。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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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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