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八章中庸易传的形上思想|第一节 “天命之谓性”所涉及的意义

《中庸》和《易传》的时代,很难确定。就其成为一部完整的文献而言,可能晚于荀子亦未可知。但就其义理的传承与语脉渊源而言,无疑的是孔门义理,而且是孟子之后应该有的一步发展。所以,就哲学史的线索而言,列《中庸》于孟子之后、荀子之前,应属允当。

若将《中庸》《易传》向后拖,与西汉董仲舒宇宙论中心的思想等同并观,那就成为重大的错误。《中庸》《易传》都不是对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而是对存有作价值的解释。譬如《中庸》以“诚”规定天道,又言“慎独”、“致中和”,以及“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而《易传》以“生德”规定天道,又言“穷神知化”(穷至生物不测之神,契知阴阳妙合之化),以及“穷理、尽性、至命”,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凡此,皆可看出《中庸》《易传》仍然是以道德主体为中心之思想,故只应上属于孔子,而不可下拖于西汉。

 

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从孟子发展到《中庸》《易传》,这些儒者的生命皆有着前后相通的存在地呼应。《中庸》《易传》的发展,是表示要顺由孔子的“仁”、孟子的“心、性”,而向存在方面伸展。经过这一步伸展,道德界与存在界遂通而为一:讲道德有其形上之根据,而形上学依然基于道德。故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存在原理与实现原理通而为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孔孟发展到《中庸》《易传》,实已透出了一个道德形上学的基型。下至宋明,则是这个基型的究极完成。

 

第一节“天命之谓性”所涉及的意义

 

《中庸》首章云: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此首段,极为重要。简言之,它显示了三个义理脉络:

 

1由超越而内在(由天而人)——天命之谓性”

 

2德性工夫——归结于“慎独”。

 

3由内在而超越(由人而天)——致中和。(致其中则天地位;致其和则万物育。)

 

以下,再分三小节做一说明。

 

一、言性的进路

 

儒家言性的进路,主要以孟子与《中庸》为代表。

 

1孟子主仁义内在,又言四端,他是由心善指证性善。即心而言性,是道德的进路。由此而开辟内在的生命领域,成立主观性原则。(凡言“求放心”、“先立其大”、“扩充四端”、“尽心知性”、“反身而诚”,皆显示道德的进路。)

 

2《中庸》言“天命之谓性”,表示天命天道流行下贯而为性,这是从天道建立性体,是宇宙论的进路。何以要采取此一进路?远而言之,是呼应孔子以前“天命下贯而为人之性”的思想趋势。近而言之,是对孟子内在的道德心性而换一个进路——从天道天命处说下来,以显示心性的绝对普遍性。这是客观地从天道建立性体,以成立客观性原则。

 

二、“天命之谓性”的二种方式

 

1宗教的命法:由“人格神、意志天”命给人以如此这般之性,此义自亦可说。但如此的命法,人的主体性不能充分成立。故儒家言性,不取此路。

 

2宇宙论式的命法:形上实体的天,在它生生不已(生物不测)的活动中,降命于人(流行于人)而为人之性。在此,又有二义可说:

 

(1)由个体之性同源于天命,而说“普遍性”(人人一样)

(2)由个体承受天命以各成其性,而说“差别性”(各不相同)

 

普遍性的性,是超越的创造真几(真几、犹言真实的本体),是道德创造的根源,在此说“人物同体”。差别性的性,是个性、脾性、类不同之性,在此说“人禽之辨”。

 

三、性、道、教

 

天命于人者,是超越意义价值意义的性(宋儒名之为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义理之性)。“率性”之率,循也。循性而行,犹如孟子“由仁义行”。顺性之命而行之,自能成就人道,道不在性之外,故率性(循性、顺性)即可成道。——但如果是就气化沉下来而说天地委形,就形气说命,是谓“气命”(不是理命、德命);气命之性即气之结聚所成的性(生之谓性、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必须加以变化,以去其偏杂,故“循性”不是从气性说。

 

修道之“修”,朱注解为“品节之”,甚为妥切。依品类而节制之,亦即斟酌损益之意。人之行道,常有各种各类的蔽塞、阻滞、曲折,皆须一一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其宜,而后乃能过程顺适各得其宜而成善成德。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真实意义之所在。(教、即指儒家内圣成德之教。)

 

 

①《中庸》本为《礼记》之一篇,今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易经》中除了卦辞、爻辞,其余的文字,都是《易传》。包含1彖辞上,2彖辞下,3象辞上,4象辞下,5系辞上,6系辞下,7文言,8说卦,9序卦,10杂卦。

②按:此一思想趋势,是随着“宗教人文化”而透露出来;但只是一个发端,并未十分显豁,亦未普遍受到正视。再加上孔子又别开生面,从“仁”而展开德性实践的领域。孟子更承之而大加发挥。故直到《中庸》,才重新呼应此一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而加以讲论。相关之三段文献,已见上第一章第四节之末,可参阅。

③孟子尝谓四端之心,乃“天所与我者”。此已含具“自天道建立性体”之意,唯言之不甚明确、不甚显豁耳。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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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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