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和《易传》①的时代，很难确定。就其成为一部完整的文献而言，可能晚于荀子亦未可知。但就其义理的传承与语脉渊源而言，无疑的是孔门义理，而且是孟子之后应该有的一步发展。所以，就哲学史的线索而言，列《中庸》于孟子之后、荀子之前，应属允当。
若将《中庸》《易传》向后拖，与西汉董仲舒宇宙论中心的思想等同并观，那就成为重大的错误。《中庸》《易传》都不是对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而是对存有作价值的解释。譬如《中庸》以“诚”规定天道，又言“慎独”、“致中和”，以及“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而《易传》以“生德”规定天道，又言“穷神知化”（穷至生物不测之神，契知阴阳妙合之化），以及“穷理、尽性、至命”，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凡此，皆可看出《中庸》《易传》仍然是以道德主体为中心之思想，故只应上属于孔子，而不可下拖于西汉。
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从孟子发展到《中庸》《易传》，这些儒者的生命皆有着前后相通的存在地呼应。《中庸》《易传》的发展，是表示要顺由孔子的“仁”、孟子的“心、性”，而向存在方面伸展。经过这一步伸展，道德界与存在界遂通而为一：讲道德有其形上之根据，而形上学依然基于道德。故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存在原理与实现原理通而为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孔孟发展到《中庸》《易传》，实已透出了一个道德形上学的基型。下至宋明，则是这个基型的究极完成。
第一节“天命之谓性”所涉及的意义
《中庸》首章云：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此首段，极为重要。简言之，它显示了三个义理脉络：
1由超越而内在（由天而人）——天命之谓性”
2德性工夫——归结于“慎独”。
3由内在而超越（由人而天）——致中和。（致其中则天地位；致其和则万物育。）
以下，再分三小节做一说明。
一、言性的进路
儒家言性的进路，主要以孟子与《中庸》为代表。
1孟子主仁义内在，又言四端，他是由心善指证性善。即心而言性，是道德的进路。由此而开辟内在的生命领域，成立主观性原则。（凡言“求放心”、“先立其大”、“扩充四端”、“尽心知性”、“反身而诚”，皆显示道德的进路。）
2《中庸》言“天命之谓性”，表示天命天道流行下贯而为性，这是从天道建立性体，是宇宙论的进路。何以要采取此一进路？远而言之，是呼应孔子以前“天命下贯而为人之性”的思想趋势②。近而言之，是对孟子内在的道德心性而换一个进路——从天道天命处说下来，以显示心性的绝对普遍性。这是客观地从天道建立性体③，以成立客观性原则。
二、“天命之谓性”的二种方式
1宗教的命法：由“人格神、意志天”命给人以如此这般之性，此义自亦可说。但如此的命法，人的主体性不能充分成立。故儒家言性，不取此路。
2宇宙论式的命法：形上实体的天，在它生生不已（生物不测）的活动中，降命于人（流行于人）而为人之性。在此，又有二义可说：
（1）由个体之性同源于天命，而说“普遍性”（人人一样）。
（2）由个体承受天命以各成其性，而说“差别性”（各不相同）。
普遍性的性，是超越的创造真几（真几、犹言真实的本体），是道德创造的根源，在此说“人物同体”。差别性的性，是个性、脾性、类不同之性，在此说“人禽之辨”。
三、性、道、教
天命于人者，是超越意义价值意义的性（宋儒名之为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义理之性）。“率性”之率，循也。循性而行，犹如孟子“由仁义行”。顺性之命而行之，自能成就人道，道不在性之外，故率性（循性、顺性）即可成道。——但如果是就气化沉下来而说天地委形，就形气说命，是谓“气命”（不是理命、德命）；气命之性即气之结聚所成的性（生之谓性、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必须加以变化，以去其偏杂，故“循性”不是从气性说。
修道之“修”，朱注解为“品节之”，甚为妥切。依品类而节制之，亦即斟酌损益之意。人之行道，常有各种各类的蔽塞、阻滞、曲折，皆须一一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其宜，而后乃能过程顺适各得其宜而成善成德。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真实意义之所在。（教、即指儒家内圣成德之教。）
①《中庸》本为《礼记》之一篇，今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易传》是解释《易经》的，《易经》中除了卦辞、爻辞，其余的文字，都是《易传》。包含1彖辞上，2彖辞下，3象辞上，4象辞下，5系辞上，6系辞下，7文言，8说卦，9序卦，10杂卦。
②按：此一思想趋势，是随着“宗教人文化”而透露出来；但只是一个发端，并未十分显豁，亦未普遍受到正视。再加上孔子又别开生面，从“仁”而展开德性实践的领域。孟子更承之而大加发挥。故直到《中庸》，才重新呼应此一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而加以讲论。相关之三段文献，已见上第一章第四节之末，可参阅。
③孟子尝谓四端之心，乃“天所与我者”。此已含具“自天道建立性体”之意，唯言之不甚明确、不甚显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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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