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东汉末期之清议,是议论政治;至魏晋转为清谈,清谈即是谈玄。魏晋人之玄言玄论,一扫汉儒之质实而归于虚灵,将汉人“客观的气化实有之宇宙论”,扭转而为以道家为矩范的“主观的境界虚灵之本体论”。
在人品上,魏晋人仍然推尊儒圣,事实上则高看老庄,以为老庄方能知言知本(本、指“无”而言)。此表示玄学名理,实只是“哲学名理”,并不足以言圣证。圣人立教(体无),哲人明理(言无);言之而不能体,则教与学不能合一(道家与道教有距离)。故圣证必须开出“教下名理”(儒学与儒教、佛学与佛教,则能合一);而道家于此实有欠缺①,然其智悟则甚高也。
魏晋之玄理,当以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为大宗,而阮籍则格调有不同。以下依次加以论述。
①道家未能充分“立教”——历来之道教实乃道家玄理之趋降(由形上向形下趋)。
第一节 易学三系(简述王弼易学之渊源)
一、易学三系(术数、象数、义理)
王弼虽是道家心灵,而费全力以治易。自汉以后,易学可列为三系:
(一)管辂之术数系
术数中含有一种步运之术(步三光,明灾异,运蓍龟,决狐疑),连属事物,乃有某种特殊定数之预测的确知。所谓“确知”,可有二类:
第一类、科学之知——含①抽象的概念,②一般的经验,③机械的规律,④逻辑的推理。这种“知”有客观的妥实性(以量控质,故重归纳法)。
第二类、术数之知——以质还质(心保其灵,物全其机),以象征之直感为媒介(知几其神,术足数成),其妥实性落在具体而活泼之事实上来证见。旨在知于几先,有所警惕,是之为“履道之休”(引归德行)。盖术数之事,“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覩(dǔ,同睹)其道”。故常人皆不可学。非绝顶聪明而又宅心忠厚者,不能学,不可学。管辂之弟欲学卜及仰观之学,辂曰:“卿不可教耳。孝经诗论,足为三公,而卜术者无用知之。”②而且,“履道之休”,亦非卜筮之所明也。
此种直接的确知,其层级如下:①常识的闻见形态,此囿于官能。②科学的抽象形态,此囿于概念。③术数的具体形态,此超越而归于具体形变。④道心的境界形态,此则超越知识而为“即寂即照”。在此层级中,可看出“术数之知”之特有地位。它可上升而为道心之境界形态,而废弃其“知”义;亦可静态化(量化)而下降为科学形态,成为抽象之知识。
从其上升言,故凡基于玄理或性理而修道笃行者,皆不以此“先知”为可贵,而精于此术者皆不轻露,亦非其人不传,而又必劝人修德保禄,自天佑之,无吉不利;非如此者,即为“易之失也贼”。
术数之知以德性为本,以性理玄理之学为学,而其本身为末、为术。性理玄理之道学能进退术数之知与科学之知以为之主。否则,若只一味是科学之知,则专用于造原子弹,正足贻大祸于人类,故心思滞执于科学者,未必是人生之福休也。
(二)汉易之象数系
象数易以阴阳灾异为底子,以爻象互体注经文。(互体,始自京房。就一卦之二至五爻,互结其上下二体以成卦象。例如中孚䷼,三至五互体为艮,谓之互艮。又如兑䷹,内外互体见离巽;谓二至四互离,三至五互巽。)以互体增多卦象,以推演经义,有章句。此亦可曰“经外别传”而附会于经者。
易经进入哲学史,是从《易传》开始,易教、易理、易道,皆自《易传》以言之。此是从孔门“十翼”之义理(即易传之义理)以了解易经。
(三)“以传解经”之义理系
此有二系,一为王弼之玄理,一为宋儒之性理。王弼立根基于玄理(与孔门义理实非相应),宋儒立根基于性理,二者皆能“通神化之玄,览道于无穷”。
二、王弼易学之渊源
王弼(西元二二六~二四九),字辅嗣,山阳人(今山东地)。弼为王粲之孙,刘表之外曾孙。先是,刘表学于王畅。及后,表欲以己之女妻畅之孙王粲,及见粲貌寝,乃改以女妻粲之族兄王顗(yǐ)。之后,粲之二子涉谋叛而遭诛。曹丕闵之,命以王顗之子王业继承于粲,王业即王弼之父也。其关系如下表:
王弼之易学,与荆州“后定”③颇有渊源。王肃乃宋衷门人,而弼之易学颇祖述之。可见渊源有自也。时荆州之儒,“守故之习薄,创新之意厚”。而王弼亦不遵汉易传统而“扫象数”,足见其廓清之功与超脱之慧。
王弼用费氏易④,费直治易,无章句,以传解经。但王弼实是以玄理注易,既与管辂之术数不同,又与汉易之象数相反,而且与《易传》之义理纲脉亦有距离。
②引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学生版),页九八。
③刘表为荆州牧,使宋衷(仲子)等人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宋衷门下有王肃,而王弼易学颇祖述之。可知与“后定”颇有渊源也。
④依徐复观《中国经学史》(台北:学生书局)之考据,谓王粲实不用费氏易,说见徐书页一O四,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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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