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东汉末期之清议，是议论政治；至魏晋转为清谈，清谈即是谈玄。魏晋人之玄言玄论，一扫汉儒之质实而归于虚灵，将汉人“客观的气化实有之宇宙论”，扭转而为以道家为矩范的“主观的境界虚灵之本体论”。
在人品上，魏晋人仍然推尊儒圣，事实上则高看老庄，以为老庄方能知言知本（本、指“无”而言）。此表示玄学名理，实只是“哲学名理”，并不足以言圣证。圣人立教（体无），哲人明理（言无）；言之而不能体，则教与学不能合一（道家与道教有距离）。故圣证必须开出“教下名理”（儒学与儒教、佛学与佛教，则能合一）；而道家于此实有欠缺①，然其智悟则甚高也。
魏晋之玄理，当以王弼、嵇康、向秀、郭象为大宗，而阮籍则格调有不同。以下依次加以论述。
①道家未能充分“立教”——历来之道教实乃道家玄理之趋降（由形上向形下趋）。
第一节 易学三系（简述王弼易学之渊源）
一、易学三系（术数、象数、义理）
王弼虽是道家心灵，而费全力以治易。自汉以后，易学可列为三系：
（一）管辂之术数系
术数中含有一种步运之术（步三光，明灾异，运蓍龟，决狐疑），连属事物，乃有某种特殊定数之预测的确知。所谓“确知”，可有二类：
第一类、科学之知——含①抽象的概念，②一般的经验，③机械的规律，④逻辑的推理。这种“知”有客观的妥实性（以量控质，故重归纳法）。
第二类、术数之知——以质还质（心保其灵，物全其机），以象征之直感为媒介（知几其神，术足数成），其妥实性落在具体而活泼之事实上来证见。旨在知于几先，有所警惕，是之为“履道之休”（引归德行）。盖术数之事，“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覩（dǔ,同睹）其道”。故常人皆不可学。非绝顶聪明而又宅心忠厚者，不能学，不可学。管辂之弟欲学卜及仰观之学，辂曰：“卿不可教耳。孝经诗论，足为三公，而卜术者无用知之。”②而且，“履道之休”，亦非卜筮之所明也。
此种直接的确知，其层级如下：①常识的闻见形态，此囿于官能。②科学的抽象形态，此囿于概念。③术数的具体形态，此超越而归于具体形变。④道心的境界形态，此则超越知识而为“即寂即照”。在此层级中，可看出“术数之知”之特有地位。它可上升而为道心之境界形态，而废弃其“知”义；亦可静态化（量化）而下降为科学形态，成为抽象之知识。
从其上升言，故凡基于玄理或性理而修道笃行者，皆不以此“先知”为可贵，而精于此术者皆不轻露，亦非其人不传，而又必劝人修德保禄，自天佑之，无吉不利；非如此者，即为“易之失也贼”。
术数之知以德性为本，以性理玄理之学为学，而其本身为末、为术。性理玄理之道学能进退术数之知与科学之知以为之主。否则，若只一味是科学之知，则专用于造原子弹，正足贻大祸于人类，故心思滞执于科学者，未必是人生之福休也。
（二）汉易之象数系
象数易以阴阳灾异为底子，以爻象互体注经文。（互体，始自京房。就一卦之二至五爻，互结其上下二体以成卦象。例如中孚䷼，三至五互体为艮，谓之互艮。又如兑䷹，内外互体见离巽；谓二至四互离，三至五互巽。）以互体增多卦象，以推演经义，有章句。此亦可曰“经外别传”而附会于经者。
易经进入哲学史，是从《易传》开始，易教、易理、易道，皆自《易传》以言之。此是从孔门“十翼”之义理（即易传之义理）以了解易经。
（三）“以传解经”之义理系
此有二系，一为王弼之玄理，一为宋儒之性理。王弼立根基于玄理（与孔门义理实非相应），宋儒立根基于性理，二者皆能“通神化之玄，览道于无穷”。
二、王弼易学之渊源
王弼（西元二二六~二四九），字辅嗣，山阳人（今山东地）。弼为王粲之孙，刘表之外曾孙。先是，刘表学于王畅。及后，表欲以己之女妻畅之孙王粲，及见粲貌寝，乃改以女妻粲之族兄王顗（yǐ）。之后，粲之二子涉谋叛而遭诛。曹丕闵之，命以王顗之子王业继承于粲，王业即王弼之父也。其关系如下表：
王弼之易学，与荆州“后定”③颇有渊源。王肃乃宋衷门人，而弼之易学颇祖述之。可见渊源有自也。时荆州之儒，“守故之习薄，创新之意厚”。而王弼亦不遵汉易传统而“扫象数”，足见其廓清之功与超脱之慧。
王弼用费氏易④，费直治易，无章句，以传解经。但王弼实是以玄理注易，既与管辂之术数不同，又与汉易之象数相反，而且与《易传》之义理纲脉亦有距离。
②引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学生版），页九八。
③刘表为荆州牧，使宋衷（仲子）等人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宋衷门下有王肃，而王弼易学颇祖述之。可知与“后定”颇有渊源也。
④依徐复观《中国经学史》（台北：学生书局）之考据，谓王粲实不用费氏易，说见徐书页一O四，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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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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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