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现代经教复兴的契机——第六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研讨会，2006

提要

 

经典本身即是人类智慧之结晶，本自具有永恒而普世的价值，以经典为教，乃是启迪人心，安治天下之安宅正路，是任何时代之为政者及知识分子所当致力之文化大业。中华民族自孔子以来，历朝莫不以经教为倡，奈自民国开国以来，以各种手段摧残之，尤其以白话文打倒文言文，使华族子孙不只没有经教，即连读典的能力皆丧失，经籍与经教，蔑弃殆尽，生民多艰，族格卑琐，良有以也。所幸天道往复，盱衡当前两岸文化走向，放眼世界语文潮流，考察儿童读经风气，吾人乐见经教复兴之时机，已然到来。

 

关键词：经、经教、更化、中文热、读经、儿童读经。

一、前言：解题：经与经教

“经教”，顾名思义，似乎很明白。但“经”“教”二字合言，在古人及近世学术界论作上并不经见，若有之，多见于佛道两教的讲说，而其间常是对照“修观”而说，则所谓“经教”，乃偏指经论文本所表现的思想义理，是修行者取资以修行之指导根据。本文所谓“经教”，拟取比较宽泛比较属于社会文化活动方面的意思，可以是“经学教化”或“经典教养”之省称，尤其是指“经书教习”或“读经教育”而言。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没有读经的教育，也就无所谓经书的教习经学的教化及经典的教养。要通过经学教化以令社会普遍有经典的教养，首先应注重经典教习，而经典教习之最切要手段为“读经教育”，“读经”之教育，又以“儿童读经”为契入点。

礼记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正常的朝代之开国，除了易正朔，变服色，立制度，正官名等庙堂举措外，对天下之百姓，莫不致力于开设学校振兴文教。盖惩前朝之衰乱，欲重建人心，安定社会，培养人才，为长治久安之计。此举一方面由于开国明君之见识，一方面乃是天下儒者永恒的心愿当机的实践。

所谓兴教化，最主要的方法，即是复兴经教——经学的传习，读经的教育。自孔子以来，中国读书人父传子师授徒的内容，便是以经典为主。自识字起，乃至成就方家，皆以经典为中心。纵使是以史学文学名家，其工夫底子，依然是经典。所以天下藏书，号称四库，必以经部为首出。天下学问，号称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必以义理为尊前，而经学乃义理之代表也。“经学”自汉初以来，虽历代之表现各有其重点，但总有相当清楚的意义与范围，大体是指以儒家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研究成果和运用。经学，在诸多学术中，是带有根源性与高贵性的。其所以被引为诸学之根源而受高度之崇尚，实在是因为“经典”之本身，即有其优先性与崇高性。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即以诸子九流十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故历来朝野所以推尊经典，不能泛政治地认为是由于当政者为巩固政权之提倡，更不能倒因为果地

说是起因于董仲舒之独尊。吾人应从客观的学术内涵及主观的儒者意愿上，了解“经典”之所以足贵，以及“经学”之所以足尊。

历来经学家解说“经”之名号，诸多不同，从其不同的解名中，可以窥知其对“经典”见识之深浅及对“经学”重视之程度。笔者以为，吾人欲解“经典”之殊特性，即何以将某些典籍（六经）特别称为“经”，而其他书籍，则不能以之为称，若自“经”字之本义求之，亦可稍见其端倪。“经”之形义，说文解为：“织从（纵）丝也”。段注云：“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故三纲五常六艺（六经），谓之天地之常经。”今按：观织上之纵丝，有三种特质：

第一，将织布时，先须将经线摆妥，而后乃以一梭带动纬线交织成布，故“经”有先在性。

第二，若经线为丝，则纬线当丝；若经线为麻，则纬线当麻。故“经”有主导性。

第三，织布间，纬线来回穿梭，而经线几乎不动。故“经”有不动性、永恒性。

合此“先在”、“主导”、“永恒”三性，则可引申为抽象义之“经常不变”、“天经地义”之义。再引申之，则举凡记载“经常不变”“天经地义”之书籍，称之为“经”。礼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圣人之作，即为经，贤人之述则为传。此间所谓圣人，概指儒家之圣者而说，贤人，亦儒家之贤者而说，故经唯六经（或九经，乃至十三经），传则此六经之传。其余异乎圣贤之学问，不入经学之列，而为子、为集。此如佛典三藏之分，亦同此意，即凡佛所说，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出”，为经，而诸菩萨承佛之教而造者，为论。故刘勰《文心雕龙》说：“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为经书及经教之定义。近世熊十力先生着读经示要，其自序云：

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在物为命。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矣。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知变而不知常，人类无宁日也。……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天地密移矣，而所以成其清宁者，未有改移也；人事屡迁矣，而干济必本公诚焉，无可苟渝也；死生诚大变矣，而存顺殁宁之理，谁云可变？是故，学术千途万辙，必会归常道，而后为至。知不极乎知常，只是知识，而不足言一切智智。老氏曰：“不知常，妄作凶。”斯笃论也。夫不悟常道，则万物何由始？人极何由立？万事何由贞？皆其智之所不及也。学不究其原，理不穷其至，知不会其通，则未能立大本以宰百为，体大常而御万变，欲免于妄作之凶，其可得乎？

此段文字，可谓“痛人生之迷乱”，而“有志三代之英”。以六经之价值与作用，可穷究乎天道、万有，主宰人物之性、命，并施用于国家治、化，可谓推尊已极。然此并非熊先生之独创，乃古来学者之所共识，如阳明，亦有类似之见：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心也，是常道也。

所以，经典之书，实即天道的展露，圣人的心迹，智慧的结晶，学问的总汇。其非凡的内蕴超越时空，是人生方向永恒的启导者。故所谓“经教”，在所有的教育中，亦应有其特殊的价值。从教育的程序上说，经教具有基源性优先性，从教育的内容上说，经教具有贯通性笼罩性。乃至可以说只有经典之教，方可称为真正的“教”。故熊先生总结云：“经为常道，万世准绳”，“经为常道，不可不读”。故谋国之臣，忧患之士，莫不孜孜于经教。历史上特别动乱的短命小朝庭，如五代十国，或外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如元朝，姑且不论。自孔子传经以来，凡朝代之开国，最不注重经教以息养文化，反而有意蔑经坏教的，就数秦朝与中华民国两个时代了。

二、经教之遭厄：秦始皇与李斯、蔡元培与胡适

秦国自昔以来，即以法为教，弃礼义而重功利，然处于战乱攻伐之际，容有可言。而开国之后，理当重理文治，养息天下元气。奈何变本加厉，至于犯人文之大忌，终至不可收拾。秦始皇开国第八年，李斯奉承秦王之意而谏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故“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欲有学法者，以吏为师。”于是“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此中李斯所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者”者，实不明乎经典常则之义，正是熊先生所谓“知变而不知常”，“妄作凶”。而收诗书百家之语，其实是以儒家之书为主，因为早年韩非即有“儒以文乱法”之说，而能为苍生请命犯君主之忌讳者，亦皆儒生也。李斯与秦王，以为毁弃诗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愚惑百姓，就可以维持其专政于万世，不料不旋踵而亡。故汉兴之初，贾谊董仲舒必需提倡“复古更化”，复古者，越过秦朝，复传六经之教，以继三代文化之统也。董仲舒之意以为：“古之明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靡民以礼”，故“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之。更化者，惩秦之敝，“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乡道”也。自此而后，历代谋国之臣，言及教化，莫不以秦皇相戒，而以贾董二生为典范。直至中国民国之开国，始又重蹈秦王李斯之覆辙。

虽自清末以来，西风东渐，时穷思变，已有若干学者思及革新文化问题，甚至朝庭下谕废止施行了一千五百年的科举，但由国家所设立的新式学堂，一面教授西洋科技，一面仍保留读经课程。直至中华民国，开国之元月十九日，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始正式废除两千余年的读经传统。蔡氏又于元年五月，颁行〈普通教育办法〉九条，其中又有“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之文，则废经之范围与深度皆更加大。不止学生不读，亦令天下无传经之师。至元年七月，蔡氏又在其所召开的临时教育会中，认为“祀孔有违宗教自由”且妨碍“教育普及”之推行，乃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虽经与会者抗辩，未能通过。但亦达成不作规定之议决，意在不着痕迹而使各学校祀孔之事渐渐自然消灭。蔡氏之掌教育，不过七八个月，而铸成此三事，影响至今将近百年，未能反复。笔者以为蔡元培坏经教而败民族之遗害，可比于秦始皇也。

顺此而下，民国五年，黎锦熙、陈懋治等人在北京发起“国语研究会”，主张“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推蔡元培为会长。五四运动起，胡适力诋文言文，有云：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至民国七年四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说，撼动天下：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

迤逦而下，乃至于民国九年十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小学，将一二年级的“国文读本”改为“国语读本”，同年四月，并规定至民国十一年，全面废止文言文教科书，其他所有课本一律改用白话文。从此，自孔子以来，二千余年之文言文教学一去不返。天下之民，不只不读经，最终连读古典的能力一起丧失。因为中华民族两千余年来的书籍，一概皆用文言写作。如果在人之童年，以适当的方法教习三五年，即可读通三千年间的著作，形成了中华文化传承不替之客观条件。民初及五四诸人，其志在毁弃本族文化，而欲达成全然毁弃永不复起的最好方法，是使国民不但不能读经，甚至连自己祖先的书也不能读，故极力争取通过国家教育的法令，一步步剥夺国人文言的阅读能力。剥夺了文字的阅读能力，即可从根消减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亦即可以驱策中华民族步步走向亡历史亡天下之境地。笔者以为胡适之鲁荞无识，更甚于李斯之谏焚书也。此种效应，立竿见影，民国十七年，章炳麟重编三字经，即概乎言之：

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记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

当时距废经不过十七年，废古文，不过七八年，而惨状已如此。况废经至今已经九十五年，废文言，亦已八十六年。其间引发了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是以暴力继续破坏中国文化者，而国民党在台湾力行中小学国语教育，则是以软力继续委靡中国文化使其日渐消亡者。一族两岸的知识分子与主政者，共同以学术思想与政治势力破坏自我文化，此真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观。如此倒行逆施，忘本忘祖，而欲治国安天下，诚如熊先生所谓：“不悟常道，则万物何由始？人极何由立？万事何由贞？皆其智之所不及也。”“学不究其原，理不穷其至，知不会其通，则未能立大本以宰百为，体大常而御万变，欲免于妄作之凶，其可得乎？”所以民国以来，学校教育之普及，乃千古所仅见，而以中华民族之众，九十年来，培养不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艺术家，乃至出了几个科学家，皆是美国所栽培。九十年来学术与文化，仰西洋之赐，“全盘西化”并未深入精髓，譬如邯郸学步，又失其故步，国格民气匍伏扫地。内则礼坏乐崩、朝野鄙陋，斯文丧尽，国难未已；外则东抄西掠，无融通创造能力、故未能出新意以贡献于世界。九十余年，架漏过时、生民百姓之痛，国家民族之耻，莫此为甚！且眼看当前中国两岸、世风颓败，尔诈我虞，见利忘义，人心惶惑，皆是文教失宣所必至之现象。朱子形容唐末五代，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坏乱极矣！”正可移于当代。不论在朝在野，难道不应惕然警醒吗？

三、经教复兴之契机：内省与应时，尊儒与读经

若经典是人性所在，智慧所钟，则必有不朽之生命力，犹如天地元气，时机既至，必将再现其生机。而在此举国不能明经重教，斯文将丧之时，又见复兴之契机。此机可由以下数端窥而知之：第一、中共的思想反省与文化回归：

对古典经籍之鄙夷，对文化之仇视，对圣人之侮辱，从五四（1919）成形，至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而极。这期间中国人的文化走向是反儒家反文化反人性的。及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虽于政教思想犹不肯放弃四个坚持，但在经济层面已稍采开放政策，生民之气渐渐复苏；其三个面向，所谓“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已有必须打破封闭社会，以与世界相往来的自觉。及江泽民主政，思想渐渐开明，于其晚期，返转尤显，乃藉二OO一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三个代表，被称为“七一重要讲话”。这三个代表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三个代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宣示。除了更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仁政”之外，于经济政策，已有吸取先进国家经验，以提升生产力的觉醒。最重要的变革，在所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解释云：

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数语虽是政治气味十足，但对所谓先进的文化，除了依循着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的主张之外，更进一步具体的表示要建设的文化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且指出此文化的目的，是要“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已然透露出对中国文化回归之情，尤其是对消亡已久的“道德”一辞，今已不再视为“温情主义”,反而有其“素质”的儒慕与需求。而且暗中将文化发展定调为中西文化的融通兼备，不再是狭隘的坚持某一种固定思想。为其后来接班者，大开了文化与教育的解放之门。

逮至胡锦涛执政以后，虽未在正式场合对文化政策有鲜明的宣告，但此文化复兴之机，却在默默中放手步步落实，乃至明目张胆，对传统文化之教习以政令堂皇倡导。2004年3月31日，中共党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红头档，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教育局等、其文有云：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大力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结合中小学实际，特制定《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

各地要根据《实施纲要》要求，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制定本地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将贯彻落实情况及时报教育部。

纲要之第六条并列举所谓“五千年优秀传统美德”，云：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了解五千年历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美德，如公正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防微杜渐、三省吾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修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厚德载物、达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风尚等。

本文件字号为：教基“2004”7号，是近年来在大陆教育界很有名头的所谓“七号文件”，已不讳言“五千年”，不讳言“传统”，不讳言“美德”，不讳言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见义勇为”，曾子的“三省吾身”，不讳言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浩然正气”，不讳言易经的“厚德载物”，而要将这些从经典而来的教养“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笔者以为此七号档，其“复古更化”之力，当不亚于贾谊之〈陈政事书〉及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而欲提供风教，重振德操，舍经教不为功也，此意既开，经教之复兴可立而待也。

又，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曲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共同主办“2005全球联合祭孔”以曲阜祭孔为全球祭孔活动的主会场，联合了海内外各地，如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上海文庙近20家孔庙外，香港孔教学院、台北孔庙、韩国汉城成均馆孔庙、日本东京孔庙、德国科隆孔庙、美国旧金山齐鲁会馆等地，同时举行祭孔活动。并且由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大型直播节目，直播约4到6个小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由官方出面举办的祭孔活动，也是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或有人认为这只是摆样子凑热闹的“文化唱戏”，然“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只要祭孔不再忌讳，圣教之复兴，为期不远也。

第二、世界语文学习之转向——中文热

或由于经济因素，或由于其他各种因素，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的主角（或云“领导世界”），乃是全世界的共识了。由此而激起的中文学习热潮，风靡了世界各国学生与工商业界人士。据报导，“目前全世界已有八十五国，2300多所大学开办了中文课程，近三千万的外国人在热学中文，美国高中课程有意要加入中文的选修。”“北京官员预测十年内，学中文的外国人将会超过一亿。”高度英文化的新加坡，“政府送第一流的人才到中国大陆学习中文”，“韩国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韩国经济学家认为，韩国靠美国市场成长的日子已经过去，要想开展第二春，非强化韩国人的中文不可。韩国第一学府汉城大学的中文系报考率，已超过英文系。”“目前韩国有四十万人在学习中文。中国大陆公布类似美国TOEFL语言测验的HSK（汉语水平考试），目前被韩国许多学校与企业采用，也是韩国学生赴大陆留学的跳板。一九九二年韩国第一次举办HSK，当时一年举办一次，人数急速增加，来年开始更是一年就联合招考四次HSK”。有一个案例是：“韩国最大电脑公司TriGem创办人李龙兑，平时勤练书法，并且用汉文作诗。在儿子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前夕，他要求儿子熟背论语。到了出发的时间，又认为儿子对论语的了解不够深入，要求儿子延迟赴美行程。”

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美国世界日报头版引康特拉斯达时报十三日的一则报导，标题为“高中学中文，全美大热门”，其中云：“继法文与西班牙文之后，中文在美国高中已逐渐成为流行课程，大学理事会计划在二○○七年实施中文课程的大学先修课，已有二千四百所学校表示有意增设该课程（而选择意大利文或日文的只有四百所）”。到了三月二十九日，该报美西华人版，又有题为“中文打进美国外语教学主流”的新闻，大意是：“旧金山出现了推动中文教学进入公立学校的官方组织，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称为‘K16旗舰’的计划”，计划的起因是：“国家安全单位认为中文对美国今日与未来，已无可避免地成为最重要的外语之一”，而“熟悉中文及中国人情社会的可用之才过少”，所以“政府决定自行‘从根’培养”。“要从幼儿园起建立完整的中文教学体系，一路由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间的十六年中，一条鞭式的中文教学课程”。其目的在培养对中国文化及中文语言都熟练的学生，以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中国大陆已自1991年向海外推广，开始办理“汉语水平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所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目前已在37个国家设立考点。而截至2005年底，已有120多个国家、地区，50多万人参加考试。为主动迎合世界语文学习热潮，并主动输出文化，中国大陆从2004年11底，在韩国首尔挂牌全球首座“孔子学院”开始招生起，至今包括韩国、美国、日本、瑞典、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设立超过30所的“孔子学院”，根据大陆官方估计，现在中国境外约有2000万人学习华语，未来透过“孔子学院”招生教学，2010年全球学中文的人口，将达一亿人。

中文热，是世界不可挡的潮流。当然，所以会有这一波中文热，主要可能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但，经济先行，往往会带动文化。语文的学习风气一开，或许大部份的人，只停留在会话层次，而其中必有才智者出，能深入探求到文化的核心，而促进文化的互相摩荡和融通。然而欲深探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则必自经典中求之。

语文的输出，是文化传播的先驱。故中文热之学习，必须善加引导，渐渐归向经典，才算步上正途。故笔者曾向中国孔子基金会建议，在孔子学院中，要开经典课程，最好的语文教学方式是直接诵读原典。如对此种语文教习一时信不及，则亦必须设有“文化讲座”，而以儒家经典之传译疏讲为主，次及诸子，因为此乃中华文化之所寄，不能深入经藏，则对中国，终是门外汉也。此事固难为，但眼光放远，乃是必走之路。吾人不愿西洋之学中国，犹彷佛中国近百年之学西洋，只得其皮毛也。如果这一由西转东的语文风潮真能结成正果，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融合，将激起最完美的文化创造。对此，我们寄予极大的期待。

第三、新一代经教幼苗的勃——儿童读经的风潮

“读经”，本是世界上有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有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其传统尤其久远。“读经”的教学实录，至少可以溯自孔子庭训“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乎？不学礼，无以立。”《史记》称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系易、作春秋，孔子当亦以此数书教授，自是以来，历代名师宿儒大学问家大文章家，莫不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儿童读经”，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养才的主轴，一九九四年以来，笔者参酌中国古典以及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致力于推动“儿童读经”教育，以作为提升中国语文程度及增进中华文化教养的基础。其基本理论有以下数点：

1、认定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提出“全盘化西论”：亦即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智慧遗产，凡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应加以尊重，加以保存，加以学习并且相信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可以互相成全。每一民族最少应尽自我文化的传承之责，先以自我文化陶育出自我生命的深度，而后才足以谈吸收融会他人的文化。所以中国人此时应效法古人吸收佛教的气魄，全盘“化西”（“化西”，不同于“西化”。“西化”是把自己变成西方；“化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西方“消化”进来，充实自我的生命内蕴。“西化”，只是不负责任的奴性的依附，“化西”是自我作主的勇敢的承担。），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位在“儒、释、道、西”四家的融通互利的追求上。以造福民族后世，并贡献于全人类。

2、认定经典在文化传承上的重大意义：不管要承继自我传统，或要吸收外来文化，其方便法门，便是直接从各民族的“经典之作”中，去汲取其民族的文化源头活水。尤其中国的经典，不论儒、释、道，都具有开朗涵宏的气象，读中国经典，当有助于开拓一个人的心胸志趣，培养一个人的敦厚好学精神。此外，中国人若想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最好也要从西方经典作品之研读入手。就像中国古人吸收佛教时，极为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乃能普及而成功。

3、认定文言与白话的兼容性，而且认定“文言文”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功能有其不可替代性：举凡经、史、子、集，一切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文献，都是文言文，所以不能读文言文，就几乎等于不能读中国书，而不能读中国书，几乎等于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老中青三代经过偏重白话文的教育结果，几乎普遍不能读文言文，已然造成了文化的严重断层。所以恢复国民对文言文的解读能力，是民族自我寻根的第一步。而“经典”正是最佳的教材，因为“经典”本身就是最优美的文言文范本，而经典又是人文理想的荟萃，并且是民族智慧的源头。所以“读经”同时具有增进语文能力、培育人文教养、认识民族智慧的三种功能。经典教材之选择

4、认定“文言文”之易教易学性：虽然心理学家对人类学得语文的能力犹未完全明白，但在此并不须等待心理学家的建议，人类是很自然而方便地一直在做复杂的语文学习。依照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人人都知道凡是语文，只要不错过教学的适当时机，都是易教易学的。因为语文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多接触，由大量长久的接触中自然培养出语文的亲和力与敏感度。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文言文，本是很容易的，只由于民国以来，在教育制度中有意的剥夺了国民接触的机会，造成国民终身的遗憾。

5、认定儿童是“读经”最适当的年龄。因为语言的学习是愈早愈好，文化的熏陶也愈早愈有其潜移默化之功。所以及早让儿童接触经典，对其一生的人格智慧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因此当前台湾的“读经”推广活动是以儿童为主的。

6、建议儿童的“读经”的特色是“先求熟读，不必求懂”：依据普通大众的认知及一般“潜能开发”学者的研究，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是各有其成熟之时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幼童时的心智特色是善于记忆而不善于理解，故此时应让他多记诵有深度的文化素材，酝酿日久，待其长大，人生经验逐渐丰富，理解力自然成熟时，即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儿童本是乐于念诵乐于反复的，反复多次，即能背诵，常加复习，终身不忘，成为一生的文化资产。

7、认定“读经”的“德性教育”功能：教育学家都知道，所谓“道德”、“品行”、“性情”……等等重要的人格养成，原是不可“教”的，至少是不能用一般的知识教育的方式来教的。这种有关“德性”的成长，是在一种“陶冶”、“熏习或者“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来的。当然，最好是有人，可以供给榜样，现身来做“身教”。不过，一般的家长老师，是不足以完全担当这种重任的。“读经教育”的教材中，往往是圣贤的嘉言懿行，美文美行，及早让儿童琅琅上口，濡染于心，等于“把圣贤请到家里当家教”，是一种极见功效的德性熏陶教育。面对现今社会的不良风尚，将提前具备免疫的能力。

观此理论，吾人可以发现其精神要点在于含弘广大融通兼摄，即认定东方与西方之不互相冲突，传统与现代之可以连续文言与白话之应当并存；又期望知识与德行并重，个人见识与历史文化相通，而注意到儿童与成人是一有机的发展，在儿童期即应适时陶铸一生的人品学养之深厚根基，而不要错用了时下的文化及教育观念，障碍儿童无限的潜力。古人多认为“士人先要有器识，而后有学问”，以上的理想纵使不能人人一下子达成，但至少可以当成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基本“识见”，而其逐步的成就，便见人才的产生。

或许由于文化剥极必复的自觉，或许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已严重到令人不得不重新反省教育功能的地步，“读经教育”理念的推广，短期之内即在海峡两岸受到热列的响应，进展快速，渐次形成一具普及力的活动。据粗略统计，在台湾，有一百万以上的儿童（包括小学及幼儿园）或多或少接受了读经的教育，在大陆，更有燎原之势，不论城乡，约有一干万以上的儿童参与。海外华侨社会，亦渐普及。虽然当前读经儿童所读的“经”，是采取比较宽松的意思，即：“读最有价值的书”，故诗词古文及老庄佛经等亦皆列入其中，但仍必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推广十余年来，儿童或三五岁，或七八岁，能熟诵《大学》《中庸》或《论语》《孟子》或《易经》《诗经》，或全部者，日益多见。而凡读经者，品学俱优，乃至因陪伴儿童读经，而影响及于家庭，全家读经。所谓“弦歌不辍”之景，已然复见于今日。若持续这种发展，势将在短期内强力冲激华人族群的教育观念，大幅改造台湾及大陆的教育质量。预计不出十年，即可对少年犯罪、国中高中校园问题产生有效的治本功能；一二十年之后且将对人心败德、政治乱象有所釜底抽薪的矫治效果；远程而看，乃是一为民族历史文化之传承与重建的浩大奠基工程。黄俊杰教授特称此一现象为“读经运动”。这是一种回归人性的教育改革，是一种全民性的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并且，由于其合于教育原理，效益显着，笔者预料即将成为世界性的教育改革及文化运动。

四、结语

朱子所谓：“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在此教育问题日益严重，文化沈沦不堪的时代，或许出自民族自我的反省，或许出自世界潮流的催逼，复兴经教，已是中华民族不得不走的路。吾人希望台湾能早日于体制之内，恢复经教，提升国人语文程度，涵养民性，匡正人心，承传文化，成为世界保存中华文化的重镇。并乐见大陆恢复传统文化的脚步愈放愈大，早日浪子回头。就当前情势，世界学习中文地点，已由台湾转向大陆。大陆朝野信心十足，中小学之语文教育，既逐渐加强古典文言部份，政府亦不讳言传统文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加上儿童读经风气在民间日益普及，可期一二十年之后，经典教育复兴之实，将重现于大陆也。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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