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中国之祠庙与节日及其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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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导言——社会教育、教育,及小道理与大道理

(二)节日与祠庙与时间段落及空间处所

(三)中西之祠庙与节日之比较

(四)中国祠庙与节日之生活上的价值意义

(五)中国之祠庙与节日之教育意义

(六)余论——略述个人生活上之若干体验为证

 

(一)导言——社会教育、教育,及小道理与大道理

 

今天承谢永年先生要我对诸位同学,作一次演讲。我对社会教育,毫无研究,想来想去,想不出好题目。最后乃选定此题目,看起来似很生僻。祠庙与节日同社会教育,亦好像不相干。而真要讲中国文化中之祠庙节日之意义与其历史,应视为文制或礼制来讲,不能只限在与社会教育之关系上讲。此不是本人之学力所能胜任。但是我个人对于中国之祠庙与节日,却有一番深切的喜爱,一些根据个人之体验而有的意见,亦值得一说。同时我认为中国将来之理想的文化社会生活中,必须看重这两种东西。这两种东西之价值,亦尽可说之不尽。以我个人数十年所学的哲学,全部用来加以说明,亦是不够的。我看一切哲学、科学及其他学术知识,如全不与人之具体的社会文化生活相联系,其价值亦不能真显出。而祠庙与节日之关联于人们之社会文化生活,则是多在此方面的,又极切至的。诸位既然学社会教育,应当是最重视人们之社会文化生活的,故选了此题目。亦许在将来之一日,诸位会想到重建中国之祠庙,并共谋使中国人之节日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不过,我们此时流亡在香港,香港又是一西方的殖民地,一单纯的商业都市,此时要坐言起行,便做不到。我所讲的,大家亦不免视为太不切合时代与环境的需要。然而我亦不能管这许多了。

 

一般所谓教育,大约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除此以外,我想还有个人对自己的教育,及自然或宇宙对我们之教育。我们个人之修养,即我们自己在教育自己。人由自然的灾荒知节俭;人由自然的险阻,知造舟车;人由观天行健,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由观地载重,知君子当厚德载物;仁者乐山,山之敦厚亦使人仁;智者乐水,水之活泼亦使人智。这都算是自然对人之一种无心的教育。

 

我很惭愧,很少去看论社会教育的书,不知社会教育之概念,如何规定,其内容如何分类。我想社会教育之内涵,似包括;一、属于学校教育之补足者,如所谓劳工教育、民众教育、妇女教育,失学儿童之教育、成人教育之类;二、属于对人之社会性、合作性、人之社会生活、人道观念、社会感情、人道感情及其他一切社会化的行为习惯等等之本身,加以指导、陶养之教育。如团体活动之教育、公共卫生之教育、敬老慈幼之教育及家事指导、育婴指导、守法习惯之养成之教育等;三、社会文化之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体育场、广播机构、文化会堂、讲演厅、教堂、出版及新闻机构,所举办之各种长期性的文化事业,及临时性文化活动,如公开演讲、书画展览、戏剧表演、音乐演奏及其他游艺等,皆有教育意义,应皆属于社会教育中。

 

在此一般所谓社会教育之范围中,我们所谓祠庙与节日,似乎并不占一地位。我们一般之新知识分子,对此二者,亦不加以重视。但我们试去看,大多数的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却可发现此祠庙与节日之被他们所重视。即以香港来说,诸位看看大家过旧历年,过端午节、中秋节的热闹,新年时期去车公庙的人之多,岂非远多于我们知识分子之参加有计划的提倡之任何社会活动、文化活动者?诸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只是愚昧的民众之所保存,而应加以革除之不合时代的旧风俗。真正讲来,我们今日自称为知识分子者,大多数只有一些浅薄片面的舶来的观念,便要以之批判一切,而自以为智,实则恒远较一般之民众,即古人所谓“愚夫愚妇”,为更愚。在此处我们正当自己多多反省,多多学习。世间有些事很奇怪,如社会上之众人或愚夫愚妇,常羡慕为知识分子的我们;然我们一般知识分子都想学专家、才人,学贤人,但真正之才人专家贤人又常想学圣人。圣人又学什么人呢?在此点上,中国从前人都说圣人应倒回来学于众人,圣人同于愚夫愚妇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对我们方才所谈的问题上,我们亦当最后从众人与愚夫愚妇身上去学。我们应多想:何以中国之祠庙与节日,被中国民众如此重视呢?这中间总有一道理,我们应去知道。我想如果知道了,我们亦许就不会只去想加以革除,而知实应加以保存、改进,并加以提倡了。

 

中国民众之重视祠庙与节日,究竟有何道理呢?此不易说。我们总易想,此不过一历史传下来的风俗吧了。但风俗之最初形成,及其相沿若干年,仍应有一道理。人总不会作全无道理的事。这道理,亦不必一眼就能被我个人所见得,因我个人不过许多人中之一。我个人所见的道理,比起许多人之行为中所表现的道理,常只是小道理。此小道理要不断扩大,才能与许多人之行为中,所表现之大道理,相应合。只有圣人,因其心中常有许多人,所以恒能见及此大道理。而我们一般知识分子,因其只知其所治的一点专门学问,只在自己之一点专门学问中,唯我独尊,他心中莫有许多人,所以最不易认识此许多之行为中,所表现之大道理。就我个人来说,亦不是即能免于一般知识分子的缺点,但因生性尚不算薄,所以多年来总在努力从小道理中翻出来,求契合上述之大道理。这中间的工夫,亦实是艰难。讲出来,要使大家共喻,尤不易。因为流行的小道理太多,一一皆应其理,加以疏导,太费时间。我今天只能应机,就我个人对此问题,经思想后,所了解的一点,同大家一讲。但是能否有所契合于上述之大道理,或仍只是我个人之小道理,就不敢说了。

 

(二)节日与祠庙与时间段落及空间处所

 

节日与祠庙,并非只有中国才有。一切民族都有其节日,或某形式的庙宇。节日是属于时间之一段落的,庙宇是属于空间中之某一地位的。然二者皆是具一种非实用的意义的。人生总有时要去工作,而人生的日子,即可分为工作日与非工作日。非工作日,可分为假期与节日。假期作为休息之用,休息是为恢复精力,再从事工作,此外无他意义。节日则不同于假期,而另有其意义;然又不同于工作日,因其无实用的目的,无实用的意义。节日中有所谓个人的节日,如个人之生日、结婚日、父母没时之忌日。又有所谓一团体之节日,如一学校之周年纪念日、商店开张之日。更有所谓一社会、一民族国家或全人类之共同的节目。此中又分二种,一种是一社会、一民族或全人类为纪念一特殊之历史事件而有之节日,如国庆纪念日、联合国之成立纪念日等。另有一种非为纪念一历史事件,或初意虽在纪念一事,后来变为不重在纪念历史事件,而只在节日中作某一类之非实用性的活动之节日。如中国之年节、中秋节,皆非纪念一历史事件。端午节及耶稣圣诞节,则皆可能初是纪念屈原之死、耶稣之生,但后来则人只于此节日作某类之非实用性之活动者,如以粽子来吊屈原,及对耶稣作祈祷礼拜等。我们今日所要谈之节日,则将以最后一种节日为主。此种节日,我们可界定之为“涵具一种非实用的意义的,一社会人民之非工作日、亦非休息日的日子”。

 

至于祠庙,则是一定空间的处所,而可与人之工作处所,及休息处所相对而说者。人之工作必有工作处所,此在家为厨房、书房,在社会为农场、田地、工厂、商场、政府官署、教育文化机关所在地。人另有休息处所,此在家为寝室、厅房、庭园,或厨房、书房中之供休息之椅凳上。在社会为公园、茶馆、游乐场、广场、郊外、道路旁之椅上。然外亦有既非工作亦非休息之处所。此在家庭为墙上、壁上、可悬挂书画像片之处,及中国旧式房屋之堂屋,用以置祖宗之神位及行礼仪者。在社会为纪念碑、纪念堂、公共礼堂、教堂及中国之祠庙。而此数者之分别,则纪念碑、纪念堂,重在纪念一特定之历史事件或人物;公共礼堂可作任何公共典礼之用,而教堂与中国之祠庙,则只与某一类之典礼相连,而其意义则初皆虽可能是纪念一特定之历史事件或人物,然后来则不重在纪念,而重在人之于此处,所作某一类之典礼,及其他活动者。而西式之教堂,实亦祠庙之一种。于是我们所论之祠庙,可界定之为“涵具一种非实用的意义之社会人民之非工作处、非休息处,亦非只为纪念及作公共典礼之用的一处所”。

 

我刚才说,节日非工作日亦非休息日,祠庙非工作处,亦非休息处,这是人在时间空间中生活之一段特殊的时间段落、空间处所之所在。人为什么需要此一非工作非休息之一段时间、一处空间?此理由可先略抽象的讲。即我们之工作日工作处,表示人生之紧张一面,有所事事一面;休息日休息处则表示人生之弛缓面,无所事事一面;而非工作休息之时地,则表示人生之非紧张、非弛缓、非有所事事、亦非无所事事之一面。人有所事事,则人之生活有目的,亦有实用意义,简言之为“有用”。人无所事事,则人之生活无目的,无实用意义,简言之为“无用”。非有所事事、非无所事事,则非有用亦非无用,而是于无用中有一用,或有用而似无用。紧张与有用的,是人生之“实”一面,弛缓与无用的,是人生之“虚”一面,而此则非虚非实,亦虚亦实。故人在节日与祠庙中所作之活动,所过之生活,一面看来,似无目的而无用;然人于此确有所活动而在生活,并非沉入空虚中,而无用中仍有一用。此种活动或生活,大都是具有艺术性、宗教性、道德性,而有社会教育之意义的,因而都是纯精神性的。不过虽是精神性的,它们又是隶属于一时间之段落,及空间之处所,连系于许多人之外表行为的。话再说回头,它们虽是隶属于时空之段落与处所的,它们又与我们之工作日工作处所相分离、相截断,而不是工作日中间的假期,亦不是工作处所中间的休息处所。节日好似我们的人生之相续不断的工作日与休息日所成之时间之流中,所冒出之一段与前后时间截断,而似脱节的时间段落。祠庙好似我们的世界中,密接并排的工作处所与休息处所成之空间面中,所冒出一块与左右前后之空间分离,似不相邻的空间处所。由此“截断而似相脱节”,与“分离而似不相邻”,人之心灵即可沿之而由时间的世界超拔,通到任何时间,或超时间的“永恒”(Eternity);或由空间的世界中超拔,而通到任何处所,或超空间的“遍在”(Omnipresence)。但这样讲去,诸位会觉得太玄妙,我亦不能多所解释。我只是姑妄言之,诸位亦姑妄听之,存留于心就是了。但我相信我所说的这些,至少是古往今来之一切民族之所以都有节日及祠庙的道理之一部分。

 

(三)中西之祠庙与节日之比较

 

关于中西之祠庙与节日之比较,更是一大题目,我个人所知者实不多。但大体上说,人类最初之节日与祠庙,皆带宗教性,如希腊之雅典神庙,与奥林匹克节,犹太之神庙及祭日,印度之庙宇及节日,皆带宗教性。今之西洋之庙宇与节日,亦大皆限于基督教相关者,西方节日如耶稣诞日、复活节、感恩节之类。此亦皆与在一定处所的教堂中之活动,直接相连。至于如所谓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妇女节之类,则有一定日子,而不与教堂或其他一定之公共处所相连。此外之纪念堂,如法国巴黎之英雄伟人堂、美国之华盛顿、林肯之纪念堂,……及世界各地各种形式之纪念堂,则又恒不与节日之活动相关。讲到中国之祠庙与节日,则在其开始时,固同样带宗教性。但中国古代祭天帝、祭社稷,初只有坛,而无庙宇。祭祖先乃有宗庙。而人在宗庙中,亦可兼祭祖与祭天帝。后来之发展,大约在晚周后,祭五帝之神、太一之神、山川之神,乃各有庙,以后政府祭天地社稷,即成庙宇与坛并存之形势。如今北平之天坛、社稷坛之旁,兼有祈年殿之庙。关于中国之祠庙与其祭日,及其他祭祀的礼制,诸位可以去看《史记》之《封禅书》、《汉书》之《郊祀志》、《后汉书》之《祭祀志》,以知汉以前情形。至于此后至清的历史演变,则诸位可看《图书集成》之《祀典部》,及其他通典通考一类的书所载。此乃中国古所谓礼学之一大宗。其内容亦极复杂。我说不上专门研究,今亦不拟多从历史方面去叙述,而只拟将中国祠庙,与节日的情形,对照上面所提及之今日西方之节日与祠庙的情形,作一总括的比较,并对其价值意义之不同,作一总括的论断。

 

以中国后来之祠庙与今日西方之祠庙作比较,首先值得说的,即如方才所说西方之祠庙,迄今仍大皆为宗教性的。而中国之祠庙,则初虽为宗教性的,其逐渐之发展,则为通于全面之人文世界及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之人物的——亦可称为广义之宗教的,却非狭义之宗教的——此大约与中国古代帝王之祭祀,原是祀祖宗与祭天地百神并重,而宗庙原重祀祖宗之一点,直接相关。祭祖宗是祭人而神者,乃广义之宗教的;非如其他民族之狭义之宗教,只祭超人之太阳神(Apollo)、朱比特(Jupiter)、耶和华、阿拉(Allah)、湿婆(Siva)之类。由此中国古代宗教之原为广义之宗教,而重祭祖宗或人而神者,所以以后之祭祀之发展,即大体如《礼记·祭法》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御大灾大患,则祀之”。而中国之祠庙制度,在历代政府方面,除直接祀天与上帝及祖宗者外,又有先农坛,以祀发明农业之后稷;有先蚕坛,以祀发明蚕丝之嫘祖;有三皇庙,祀先医;有先牧庙,祀先牧;有孔庙,以祀孔子及先圣先贤。民间则除此外,尚有各姓之祠堂,各地之乡贤祠,与为各种之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物所建之祠堂庙宇,如流寓广东之韩文公、苏东坡之祠庙,及香港之车公庙。而治水之禹王之宫,卫国之关岳之庙,济人民衣食之神农螺祖之庙,亦遍在于中国之民间之各地。此皆见中国之祠庙所祀者之范围,遍于全面之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之人物。再除此以外,则有佛教、道教之庙宇、道观,及不为中国以前之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而为应一般人民及未及第之儒生之需而有之城隍庙(所以平冤屈)、财神庙(助人得财)、月老祠(助人婚姻)、送子观音庙(助人得子)及文昌帝君庙(助人科举得中),以及其他种种之淫祀等。此各种之祠庙,其精神意义、文化教育意义之高下不一。大约凡祠庙之建立出于感恩、崇德、报功之意而修建者,则意义较高;只出于求福禄、避祸害而修建者,则意义较低。然要之不同于西方之祠庙之唯以教堂为主,亦不同于西方之纪念堂,只重历史文化上之纪念意义,而兼具有宗教性的意义。在西方,人为求灵性生活之提高者,固赴教堂,而只为求福禄避祸害者,亦赴教堂。个人在教堂中祈祷时,其高下之动机,亦恒互相夹杂而不纯。在中国,则人之或往高等之祠庙,致其瞻仰祭祀之诚,与或往低等之祠庙求福避祸,皆目标清清楚楚,不容自欺。此则因中国之祠庙中所祀之神灵,各有其精神之特性,各有其所司,并非如西方之上帝之全能,主持一切人生之事之故。自此而言,我们亦可说中国之祠庙所反映之神灵世界,似为多元的、民主的。此与希腊罗马之情形略近,而犹太中世及近代西方之教堂,所反映之神灵世界,为一元的、君主的。而其对人之内心生活之启示,及所表现之社会教育之意义,亦即因而可截然不同。

 

究竟人所修建之祠庙,是否应只限于狭义的宗教的或一神的?此是我们当前应略谈及之一问题。其实我个人亦欣赏西方之一神论之宗教的精神。我亦承认,一切形上学讲到最后,可讲到一唯一之真宰或真实,而我个人亦是承认有此真宰或真实的。但我不信人类只有唯一的道路可通至此真宰或真实,而此真宰或真实,亦不能只对我们超越而外在,必须兼是超越而内在于一一个人或一一众生,以为其本心本性的。依此,世间即亦不能只有唯一的世间的神殿或庙宇。人之契合于此真宰或真实,可由个人之尽心如性,以直通直达。如一些人必须要通过一客观外在神灵性的存在,以之为媒介,才能达此真宰或真实的话,则我认为人亦可通过与不同之神灵性的存在之接触,而以之为媒介。此媒介不必只有一个。所以我不反对任何宗教在中国传教或建立庙宇。这不过是在中国之许多庙宇中,再加一些。然而我却断然反对任何宗教要以他的庙宇来代替中国原有的祠庙之全,或以其节目代替中国原有之节日。这种宗教上的帝国主义,与一切文化上政治经济上之帝国主义,我们同必须加以抵挡。西方人之宗教上的偏执狭隘,我们必须加以化除;然后能保持住中国文化中之最伟大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以救人类于不坠。这些话说来太长,我以前亦已有多文论及(多见《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三书),现在亦不想专从宗教问题上,去论中国祠庙的意义,亦不必连着宇宙真宰或真实或神灵世界的构造等形上学问题来讨论。中国民间一些淫祀,亦非皆值得保存者。我现在只想直就中国之祠庙及与之恒相关连之节日,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上的价值意义,同诸位一谈,可以比较切实一些。

 

(四)中国祠庙与节日之生活上的价值意义

 

(甲)中国之祠庙,我们方才说是非狭义之宗教性,而为兼通于全面的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之人物的——或属于广义之宗教性的。此所谓广义之宗教性,即系指我们对于高于我个人之精神的存在之一种崇敬性而言。人有所崇敬,而其自己之精神,即随此崇敬之所往而俱往,此即成就一自己精神之向上升起,而达于超脱与高明——此即一切创造人类社会之文化智慧之原。故即就一般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上看,人亦不能莫有他所崇敬的。但人所崇敬的活人,都是原则上人可以因种种我与他间之利害关系,或其人之堕落,而成为不堪崇敬者。故人必须崇敬死了的古人之精神,或超越的神。然而此古人之精神又不能只存于我个人主观之内心中;我们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将此不可见的精神,求加以客观化,为之安排一现实的地位——由此而为之镌碑,为立牌位,为之画像,为之塑形,为之设殿——由此而有祠庙之修建。有祠庙而人之入祠庙者,乃能由念其名、瞻仰其形、徘徊其庙中,以遥想其不可见之精神,而亦致其崇敬之心。我们只要深知此中人之必当有崇敬之心,及此心之必求客观化其所崇敬者,便知祠庙之必当有。同时我们不能独断的认定:人只能有某种狭义宗教性之祠庙,而不能有他种之祠庙。此即谓我们不能只有教堂,而无孔子庙、关岳庙、韩文公庙、苏东坡庙,以及香港之车公庙。而你们诸位中之基督教徒,如果想把中国人一切祠庙皆毁坏,或认为不必要者,我就要说你们所崇敬的东西之范围,太狭小了。

 

诸位或许要问,如果只为寄托我们之崇敬之心,则一张像片已够寄托,何必劳民伤财,为之修建祠庙呢?如果诸位如此问,我又要说诸位太不了解人性的崇高方面了。须知人类就是愿意为他所崇敬的东西,而宁劳民伤财的。有人统计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珠宝之半数以上,都是用于庙宇中供养神圣的。古代人类最大量的劳力,更都是用于庙宇之建筑的。一切最早的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建筑家,都是为其所崇敬的神灵,才肯贡献其心力的,这中间必有一道理,此道理即在人性有其崇高的方面。诸位说一张像已足够,但一张像只是一小平面之物,小平面便要求伸展为大平面;平面亦要求凹进或凸起为雕刻;雕刻的深度,便要求化为建筑的立体;建筑便要求连属建筑,成一大祠庙。这中间有一人性要求之自然的发展在。这是不可阻止的。

 

(乙)说到此我就要再说到,西方的祠庙与中国祠庙之又一不同所在,即西方中世至今之教堂之建筑,在立体性的发展上,是能表现一高卓庄严之意义的。然而其立体感又太强了,忽略了建筑之要求平面伸展的意味。故高卓而不阔大,庄严而不宽疏。这就不如中国之孔庙与寺院之能庄严,而不失其阔大与宽疏。高卓的教堂,可引起人之一种肃穆崇敬之心,再依此崇敬之心,向上升举,以化为崇拜之情,而低首降心,再回头忏悔认罪,这亦有一价值。但教堂之四面不透风,上尖下阔,则同时凝固封闭人心于此教堂之中,使人心亦化为尖锐,逼向一顶点。此则不如中国之孔庙与寺院之阔大宽疏,建筑皆平顺方正,使人之崇敬之心无一定之顶点,而旁皇通达,开朗平正。此种建筑之形式与人心之感应,皆其几甚微,而涵义甚远,希望大家不要忽视。

 

中国祠庙之建筑因重平面的伸展,所以总不只一殿。正殿以外,兼有旁殿、后殿,再有廊庑以通之,或园林以绕之,又常建于山明水秀之地。此皆所以使来瞻仰者,兼可徘徊其间,而引致其心灵之趋于通达开朗,并使此人造之建筑,有实有虚,与自然之空地及地上之林木,能相依而无隔者。故人在此所兴发之向上的崇敬之心,亦不致使人藐视此自然与人间,而能回头与以一瞻顾、一安抚。此对自然与人间之一瞻顾、一安抚,即为将此崇敬心所开出之智慧,还用之于一般之社会文化生活之发展,及日常生活之情调之培养者。

 

(丙)对于中国之祠庙,我还有一特加以欣赏的地方。即其中之碑碣、对联、匾额及题跋之多。这类东西,乃所以表示人自己对其所崇敬之祖宗人物的一番纪念、崇敬、赞美、感恩、怀想之情意。这些情意,初乃修建祠庙者及来此瞻仰者之一种精神上的主观感应。西方的教堂以及纪念堂之类,不大重视这些东西。此盖由西方人视此主观感应,比起其所崇敬之伟大神圣之客观对象来,太卑微不足道,或以为此乃多余之附加物之故。中国之祠庙重视这些东西,而视为必要,则表示中国人之视此主观的感应与其所崇敬之对象,在精神上为可以互相激扬,而可同升至一精神境地;而表现此感应之碑碣、对联、诗文、题跋等,遂亦当书刻于祠庙之中。由此而中国人之瞻仰祠庙者,乃非只是直接对祖宗人物致其崇敬,亦兼是透过其所悬之匾额碑碣之文字中之情意之了解,以引发其崇敬之心。此匾额碑碣之文字本身,是前人之精神上之感应之表现。我们之了解此文字之情意,则为我们对前人之感应之表现之本身,再引生一精神上之感应。此前人与后人之精神上之感应,与对于祖宗人物之神灵之直接的崇敬,互相交织渗透,则为形成瞻仰祠庙者,一种更深厚崇高的精神经验者。此即是多有匾额碑碣之中国祠庙之一特殊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丁)由此我们再略说中国之节日之价值意义。我们已说西方之节日多为狭义之宗教性的节日,或不与祠庙之一定处所及祭祀相连之父亲节母亲节等。中国之节日,则为广义之宗教性的,连于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与自然的节日,初是与祠庙或其他之一定的空间上处所或祭祀之礼仪相连的。中国今日尚存于民间的节日有过新年、上元、清明、端阳、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此皆与自然之时节,及人伦与人文直接相关者。此诸节日,远原于古代之月令。此可去看《大戴礼》《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所谓月令,即一年十二月中,人皆当应时而行为。此中即包括应四时而祭祀神灵。依月令,时间与空间又原是相配合的。如在春天,则向东方之神灵致祭,在夏天则向南方之神灵致祭等。故中国人以后之过节,亦是与人所往之空间上的处所相连的。如过清明节,则到郊野祖宗坟墓所在地。过端午节,则至水中划船。过乞巧节、中秋节,则至庭中望星望月。过重阳节则登山,过年节则守在家中。此中之每一节日,皆涵一人伦及人文的意义。如清明是扫墓,致孝子之思;端阳是吊屈原,致忠君爱国之心;乞巧是遥念牛郎织女之情;中秋望月,是月圆人圆之夜;重九是登高怀远之时;过年拜年是一家团聚,亲朋宗族邻里共聚之期。而此外之文圣节,则地在文庙,武圣节,则地在关岳庙,至于工人商人及各行业之崇敬其创始者之节日,亦是皆有祠庙地点为聚会之所。所以我说中国之节日一方带自然性、人文性、人伦性,一方又是与一定之空间上之处所相连的。西式的节日只有宗教性的节日,忽略了与自然、人文与人伦的关系,只知耶稣之降生受难复活,不知于人文世界及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之祖先及圣贤人物,致纪念崇敬之意。今既知其不足,乃任定一时间为父亲节母亲节以补之。不知父母为一体,岂有分为二节之理?人之孝父母之心,亦不能只限于某一日。唯人之具体的祭祀及礼仪之行为等,不能日日行之,乃有一定之时间,此具体之行为又必须连于一定之空间之处所,乃有真实意义。故清明上坟,有具体真实意义;过年时于堂屋或祠堂祀祖拜亲,有具体真实意义。西方之宗教节日与教堂之活动相连,亦是有真实意义的。然其父亲节母亲节,则只有抽象一般之意义,而无具体真实之意义者也。

 

(五)中国之祠庙与节日之教育意义

 

我们以上说了中国之祠庙及节日之价值意义,此尚是一般的说其对人生之价值意义,而非扣紧今日所讲之本题说。但我们可说,凡对人生有意义者,皆可以之施教,亦即有教育意义;恒可教及社会上之各个人,以化民成俗,而有社会意义。依我们于本讲开始时所举之一般社会教育之内容来看,则我们说,在社会文化机构中,如只有公共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文化会堂、讲演厅、体育场及教堂等,其中实有一大缺漏。即此中除文化会堂、讲演厅、体育场、教堂外,皆只是些人类文化之已成成绩之聚积处。而讲演厅、文化会堂、体育场则只是临时用以讲演、展览及运动者,教堂又只是应狭义的宗教之需者。此中便缺乏了一种专为提高人之精神,兴发人之志气,而开辟人之智慧之原的场所。如人之精神不提高、志气不兴发、智慧之原不开辟,则社会文化之日新不已的创造,即不可能。然人欲求其精神之提高、志气之兴发、智慧之原之开辟之道,则首在有过往之人物之精神,足资其仰慕,常在其感念中。此即西方近数十年来亦重纪念馆之设立之一因。然只言纪念,而不与崇敬之意相俱,则亦同于历史博物馆之扩充,只所以与人以历史人物之知识而已。自此而言,则中国之祠庙之一种原带广义之宗教性,自始即以启迪人崇敬之意为本者,其提高人之精神,兴发人之志气,及开辟人之智慧之原之价值,即更纯粹而更切挚。照我的想法,如中国之祠庙制度能保存下去,则若干之图书馆、历史博物馆、艺术馆,及讲演厅、文化会堂等,皆当尽量环绕人物之祠庙而设立。如一般性图书馆,尽可建于孔庙之旁;道教图书馆,可建于道观及老子庙;佛教图书馆,设于佛寺旁;天文图书馆设于张衡之祠,工程水利图书馆设于大禹庙,姓李之著作集于李姓之宗祠,姓张之著作集于张姓宗祠。而公共讲演,亦可于陶渊明、杜甫等人之祠庙中讲诗,于朱子、王阳明之祠庙中讲理学,文天祥、岳飞之祠庙中讲国防。此亦同如基督教徒之于教堂讲《新旧约》。而中国人要为西方之哲学家如苏格拉底,科学家如牛顿,设一祠堂,讲西方哲学与西方科学,亦未尝不可。凡由此所导致之讲者听者精神上之感奋兴起之效用,皆似虚而至实,似无而真有,而亦非全不可加以理论的说明,惟非我今日之所能及耳。

 

至于中国之节日,我们既言其具自然人文及人伦的意义,此皆为养成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亲和之情者,其必须保存,自毫无疑义。即就社会教育之观点说,我们前说社会教育中包括人之社会性、合作性、人道感情、社会感情,及一切社会化的行为习惯等,加以指导陶养之教育。人在祠庙节日中之活动,皆可为人与人之共同活动。此正为可借之以指导陶养人之社会性感情者。中国古人亦早于宗庙之祀,认识其具有和协社会之意义。如《国语·楚语》中观射父曰:“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礼记·大传》,所谓“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西方之宗教性活动之有团结同教之人,而固其情谊之效用,乃人所共知;则人之一切节日中之共同活动,亦应同有此效用,而无可疑。此外人们之许多社会文化性之活动,如音乐、戏剧、体育、其他工艺美术等,都可与节日相配合。如中国之民间之艺术技术,与年节元宵相配合,希腊之奥林匹克节与希腊之音乐、戏剧、雕刻等相配合,则节日亦兼具其他之社会文化教育的意义甚明。

 

我以上讲祠庙与节日之具有社会教育之意义。但此社会教育之意义,尚不能尽祠庙与节日之教育意义。照我们前所说,教育中除社会教育之外,还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然教育,及自己对自己的教育。中国之宗祠,乃一宗族之祠堂。一宗族可一直溯至远祖,则可通一古今历史中之同姓之一切人物于一世系。此世系中必有许多历史上之人物,可以为后世之子孙之模范者。故我们到一宗祠中,见其名字,亦即可引起我们之效法之心,此即涵具一广义的家庭教育之意义。而学校之一名在英文为School,此不只是指一排课程授课的机关,亦可指一学派。今我们亦可引申其义,而以我们所学所师的历史文化中之人物之和,视为组成一无形的学校之教师。则图书馆,固可视为一学校;而众多之祠庙各为历史上之可学可师之人物而修建,并各藏有其手迹著作,及后人为之所作之碑碣、对联,及其他文字等;则我们于一定之时节,分别去瞻礼徘徊,诵其诗、读其书,以想望其为人;此亦等于轮流在一无形之大学校中,至各教室上课。我们以前又说,中国之祠庙,必向平面之空间伸展,恒有园林以绕之,并常建于山明水秀之地。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周濂溪由草不除以知生意,程明道由鱼以知万物之自得之意。自然对我们之教育,常是至深至微的。则中国之祠庙之倚山傍水而修建,即具有我们前所谓自然教育之意义。而我们自己在徘徊瞻仰而兴起崇敬之心之后,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自然会想“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自生愧耻之心,便知自强求进。此即我们自己对自己之教育。是中国祠庙不特有社会教育之意义,亦涵具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然教育,及自己对自己之教育之各种意义。中国之节日因其特与自然及人伦相连,故亦即特富于家庭教育与自然教育之意义。凡此中国之祠庙与节日所涵具之教育意义,亦原是我们在第四段所讲之中国祠庙之本身意义中,所必然引出的,大家可一思之,便知我并非随便附会也。

 

(六)余论——略述个人生活上之若干体验为证

 

最后,我还要说一些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来作一例证,以说明祠庙与节日之教育意义,确是很大的。我读小学以前,住家在成都。成都之祠庙是很多的。如南门外有崇祀诸葛武侯之武侯祠,西门外有崇祀杜甫之草堂寺,东门外有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之薛涛井及送别之望江楼;北门外有佛寺昭觉寺,城外西南有道观二仙庵、青羊宫。城中有县立文庙、省立文庙及关岳庙。我父亲曾在成都教中学及大学,但他对我幼年时的教育,即常是到这些地方去游览时,即为我讲杜甫、诸葛亮等人物的事。有时与我解释解释对联及碑碣上的文字。这些教育,细回想起来,其对我之一生之影响实是最大的。我所以对中国文化尚有尊崇之心,实植根于此。所以我在读大学之五六年中,虽误受一些由西方稗贩而来的思潮的影响,但不久就能回头,加以评判,而能对之作自主的选择。虽然我三四十年来,实际上仍是花在读西方的书的时间精力,约要占我之时间精力之一半以上,然西方学问,在我心中之比重,却只占十分之三。我常自庆幸,尚不失为一中国人。这些都要归功我的家庭环境与所在之社会文化的环境。所以我后来虽然足迹到中国南北各地,然几乎我每到一地,便要去看该地之名胜古迹及庙宇祠堂。我并不一定要去瞻拜,我只一人在那儿徘徊眺望,或独坐。这中间,由遥念古人,再环顾当世,所启发出的思想智慧,真是说不尽的。当然我亦相信,人可不凭一切外缘,而灵知炯露,志气如神。但我自己并不把我自己看得如此高,我常愿在人前受教。而与时贤之接触,与对过去的古人之感念,同可使我受教。于是祠庙成了我最好的去处。即数年来我旅行欧美,亦只喜欢看其历史人物之故居,及纪念堂。大教堂我亦总去看的。他们建筑之雄伟庄严处,我亦能暂忘掉我是中国人而加以欣赏赞叹。但是除觉其历史嫌短外,细想其所涵之人生意义、文化意义、教育意义,仍觉其不如中国及日本的好。此理由约如第四节所说。在香港很少中国式的祠庙,可为叹息。我曾两次到台湾,许多地方我都觉只值去一次,但台南的文庙与台北的文庙,我各去了两次。郑成功祠堂、吴凤庙,各去了一次。但因为皆是去开会,匆忙游览,所以莫有得到很多之启发。台北之文庙,已西方化了一部分,我不大赞成。但台南之文庙,则尚保存旧有风格,外有古柏石凳。六年前,我在两日内曾一人去徘徊瞻仰二次。其建筑之结构,如庙前有相对之二拱门,上书礼门、义路。此一设计是有象征意义的。此礼门义路,是人可走过去的,这就象征礼义之道为人人之所能行践。此与教堂之只预备人去膜拜者,意味截然不同。又中国孔庙中,孔子及十哲之神位与两廊两庑之先贤之神位,皆只书名字不设像,亦是极有意义的。此乃使人之崇敬之心,直接透过名字以达其精神(诗人及其他英雄人物应有像,圣贤则可无像,此理有机会再谈)。记得当时我一人从两廊两庑之董仲舒、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朱子、陆象山之神位前走过。本来对于他们的思想,我在教室中都能分析的讲解,一讲数小时,是不难的。但当时却觉他们之思想与为人,都似化为一句话,或一种精神气象,一一更迭呈现于心。然而其间,却并无连属关系,都是迥然独立的。在不满廿分钟的时间,二千年儒家中之贤哲,都得如此好似一一与我觌面相见。这一种精神上的感受与体验,不是世俗之所谓宗教的崇拜,不是艺术的欣赏,不是文学的灵感,不是哲人之感之学的思辨,亦不是一般之道德实践,更不是一般心理学之所谓幻想或一般的情操。这如实说,乃是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物、神交默契的生活。这一种生活,我是只偶然有,而且有的不够深厚。然而只要偶然有一点,我即顿觉心灵之天门真正开了,许多平时不懂的道理,顿时可懂。这时的思想,很少是如平日之在尝试与错误中进行,亦不复只是以思辨强力推求。许多道理好像自己会直接呈现昭显。而“义理之悦我心”的话,这时亦才多少加以证实。然而这种偶然有的,真只是偶然性的吗?这却不然。实际上这种偶然,在我们超凡入圣时,即化为常然,而为一切人亦皆可同有者。不过我们自己之习气私欲之障蔽太重,平时之意见之胶执太多,遂只为偶然有而已。

 

至于对于节日的意义,我亲身的体验,在幼年时却不多。我家客居成都,亦不重过节。我还记得在十三岁时,见人过年熙熙攘攘便讨厌,曾作了一白话诗,反对过年。当时的理由,是根据我当时之科学知识,说地球绕太阳便成一日,而地球绕太阳,乃日日如是,不能指定某一日为年之始,我们亦可任定一日为年之始。后来直到四十岁,于一切节日,我皆只视如放假,亦不思其意义,极少随俗拜年。中秋除夕,我更只照常做我的事。直到了香港,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九章时,乃忽然发现了中国节日的意义。从今后,我乃开始觉节气有意义:遇节气,亦祭祀祖先;过年时除同事往还外,无论如何忙,七十岁以上二、三老先生处,我一定去拜年。只恨客居香港,不能回家扫墓。然每逢清明节,见报载香港人,皆群至郊外扫墓,终觉此中见人类之一肫肫恳恳之至情,时不免为之感动。而香港中国人之重此类风习亦过于南京上海的人。此处我亦是受了香港人所保存之风习的教育。

 

于此我还要附带说到,中国之节气,必与阴历相连。阴历与阳历并用,原表示我们对日月之光明,皆加以尊重。《易传》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如只有阳历,人便会忽略月之来往,亦不知何时月团圆,因而亦无上元节、中元节、中秋节了。记得我几次到美国,手边无阴历,遂全忘了月之光明及月之存在。我回来后曾与人说笑道,别人说美国之月亮比中国之月亮圆,我看美国根本莫有月亮,因为他们莫有阴历。此虽是笑话,但却亦是从我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世间的东西,似乎他本身要先存在,人才有观念;但我们亦可说,人如对之无观念,无预期,则客观的存在对人即为不存在。人无阴历的观念使人预期月亮之来临,月亮确实是可对人不存在的。而与阴历相关连之节气,及其意义,亦就同时对人不存在了。所以五四运动的人,要废除阴历,迄今仍不能废掉。此是一大幸事。而我们方才所说的,人当兼尊重日月之光明的道理,能为大家所承认,阴历亦就永远不会废了。由此又可连带说明,人类之观念的树立,是非常重要的。人无某一些观念,便少了某一些东西的存在。中国数十年来,人们之观念不断在变,所以有许多很好的东西,本来存在的,或其意义与价值本来存在的,现亦渐不存在了。我们今天所讲之祠庙与节日,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心中,渐不存在,即其中之一例。不过幸而在中国的民间,此祠庙与节日之意义,仍可说是大体上是存在的。这时我们需要向民间学习,对其意义与价值,重加以虚心的真切的了解,才能加以保存。不过,我今天的讲演,只是就我个人所了解的一点,向诸位讲讲。我想其中所潜伏之意义与价值,尚可有其他更深之处,非我之所了解及,今日所能说及者。希望大家更加以体会、研究。至于了解了其中之意义与价值以后,于加以保存外,再如何加以提倡与改进,以重建中国未来之祠庙,及如何充实丰富中国民间之节日活动,以与一套新的礼乐相配合,并与现代之文化生活及都市建设互相适应,还有很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十年来实常在我心中,我认为比一切问题都重要。我亦有一些零碎的意见,但多尚未成熟。而且因其所牵涉之广,亦非我个人之心思之所能一一加以解决。今天讲了以后,如果诸位中有以一建设中国以及人类之未来之一更合理想的社会文化生活为志愿者,能在此多用心思,那就功德无量了。

 

(在德明书院社会教育系讲词。

一九六二年八月《民主评论》第十三卷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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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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