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学问之方法

心爱真理,真理自会来到其心灵中。

 

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吕洞宾下山,欲寻觅不慕富贵而堪传道的弟子,而遇见一青年。他以指点石成金与之,那青年不要,再以指点一大石成金与之,他仍不要,再点一山成金山,那青年仍无动于心。吕洞宾正以那人能不爱黄金,堪以传道,乃问他要什么。那人说,我不要点成的金,我要你那点金之指头。

 

这一个故事,常被人引来证明学问方法的重要,(通常所谓学问方法,包含读书之态度,思想之态度,与逻辑中之演绎法、归纳法,如何定真理之标准等。学问方法一名,并非一含义清楚之名词,但我们可暂不管它。)学问方法是“指”,依此方法所得之学问,是点出的金。

 

“指”比金重要。只要“指”存,莫有金亦不要紧。所以杜威曾说过,纵然现在之科学文明全部毁灭,只要科学方法存在,即不难再造科学文明。此外不少的西方人与中国人,都有同类意见,以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还重要,可不必多举。

 

吕洞宾的故事,不仅表示“指”比金重要,而且表示“指”先于金。吕洞宾要点石成金,必须先有那指头。于是有不少人想,人必先有学问方法,乃能治学。如不先知学问方法,其学问必不能成。因为宇宙间一切真理,最初好似是封闭于黑暗中;人要求真理而获得知识学问,必须把封闭的真理之宝藏打开。开门,要先经过门径。门上有锁,必须以一钥匙来打开。学问方法是门径,是钥匙。不得门径,便永在墙外转;莫有钥匙,绝不能开锁。又有人比喻:学问方法又如一把刀。只要刀锋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切。如无此刀,对一切东西,便都只有囫囵吞枣,于一切事物,剖析不开,便不能见真理之宝藏了。西方的思想传统,由希腊到现在,无论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以至讲神学、讲文学艺术之批评,都要先讲方法论,即以此故。

 

 

但是以上一段话并不全对。说学问方法重要,是对的。但太看重学问方法,一心想得学问方法,真以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重要,人必先研究了学问方法才能造学问,如必先有钥匙,才能开门,先有刀才能切物一般;则是不对的。其不对之处,可先用吕洞宾故事之本意作比喻。吕洞宾原是要求不爱黄金的人。那青年不爱黄金爱指头,乃是要贪得无限的黄金,这更是不堪传道。许多人不先对学问发生兴趣,立定造学问之志,只想先想得一个秘密的学问方法,以为得此方法,无尽学问知识便都可得着;正不免是出于对学问知识的贪心。以贪心对学问知识,正常是不堪传道,而不配真正造学问的。

 

我们从另一方面,亦很容易证明,并非先有学问方法,后有学问。而是二者同时,或先有学问后乃有所谓学问方法。从人类学术文化之历史上看,是人先对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知识之后,乃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方法的讨论。从一个人之获得知识之历史看,小孩生下来,即渐对其周围环境,有感觉知觉,而逐渐有知识。在小学中学中,听先生讲书,更不断接受许多知识。至于对学问的方法的问题,至少亦要到高中程度,才会注意到。而古今的科学家、哲学家之述其读书治学之甘苦,如何用工夫,或写出其方法论、逻辑学之著作,亦常在其学问已成就,或思想系统已大体完成之后,因而常是其晚年之所著。而他之所以要人先知其学问思想之方法,亦常是使他人对其学问思想之内容本身,更能了解,而免去误会。由此可知学问之方法论,并非先于学问本身,而可说是后于学问本身而有的。

 

说学问之方法论,后于学问而有,是说学问方法之自觉,乃后于学问而有。在未自觉之先,学问之方法即在学问之历程中,因而是与学问同时有的。人必须先有不自觉的自然应用的一些学问方法,与学问同时有;然后乃能由反省而自觉其所取之方法,以成对学问方法之讨论。所以学问方法先于学问之说,可完全不对。

 

学问方法之初不是先于学间,如人走路之方法初不先于走路。小孩子不是先知走路之方法而走路。他是一面走,即一面不自觉地自然采取一走的方法。他之走路的方法,初可说是由走路而走出来的。

 

 

不仅走路的方法是由走而来,而且路最初亦是人走出的。路即是道,即可比喻真理。道或真理,亦是人走出来的。所以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地上的一般道路是人的身体走出来的。学问中的道与真理,是精神的道路,心灵的道路。这是人之精神与心灵之活动走出来的。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心灵精神,不断地在某一学问的道或真理上走;于是才走出今日大家公认的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来。

 

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出来的,不是说这些道或真理是主观的,是人之心灵精神之任意活动之痕迹。不仅人之心灵精神不能任意走出学问中之道与真理;人之身体,亦不能任意走出一般的道路。如人不能在水上走,而在水上走出人的道路来。

 

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出来的,只是说:人造学问用思想时,人一面有种种之心灵精神之活动,即一面发现道或真理。有如太古之人,一面走,一面即见其足下之路。不是走在这边,而路在那边。

 

不是心灵精神在这边活动,学问中的道、真理在那边。而是二者俱时而有,俱时而现。人在造学问、用思想时,莫有全不表现道或真理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亦无绝对离心灵精神,而悬空吊起的道或真理。人之造学问、或心之求真理、如果分二方面说,则如主人之见客。这面是主人开门迎客,那面即是客拜见主人。主看客人,客看主,一面是主观,而一面即客观。要说主观,都是主观;要说客观,亦都是客观。人之主观的心灵精神活动,要客观化于道或真理中,而道或真理,即同时主观化于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中。此是一事之二面。

 

我们了解人造学问或思想,以求真理或道时,乃一面是我们之心灵精神在活动,一面即自然地采一些方法,再一面即一步一步见到真理或道;便知说真理是一封闭的宝藏,须要先经过一定的门径,以钥匙开锁,才能发现之比喻,及刀之比喻,都有不妥当处。因为这都好似先假定:学问中之真理或道,与造学问用思想时之心灵精神活动,先是隔绝的;只有用学问方法为媒介为工具,才把他们连接起来。其实,此三者在学问之历程中,在人之求真理之历程中,初实是三者相依,俱时而现的,此当喻如最初造锁时即同时造了钥匙,造钥匙时亦造锁,初无先后。如其不然,则我们所持的钥匙可能永开不开锁。刀的譬喻亦可换一换。即我们用刀切不同之物,有各种不同之手势。此手势即是切的方法。有某手势,便能切物成什么样子。这比喻人如何用其心灵精神活动去求真理,便能得那一些真理。并不是先有手,中间有个手势,先以手拿一个手势,以此手势为媒介为工具,以切东西也。

 

 

我在上文论,最初并莫有在学问之先作为学问之媒介工具之学问方法。然则我们何以要预备讲学问方法呢?这有两层意思可说。一是自一方面说,此本来是可不必讲的,亦不能讲的。造学问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去造学问对学问发生兴趣,去研究各种学问中的问题,了解各种学问的具体内容。学问之最直接的门径,即在好学与好问之中下手。你从哪里发生兴趣,即从哪里开始好学好问。大学者、大思想家之所以为大,并不在其先有什么秘密的方法,可以触处成金;而只是他对学问之兴趣浓,关注的问题多,能顺着问题继续地想。心爱真理,真理自会来到其心灵中。如主人好客,客自然来。他亦自然会有他求真理之方法,如主人好客,便有招待客人的方法。然此方法严格说亦只能他自己用。如招待客人之态度情味,各不相同,他人根本无法学一样。所以庄子上述轮扁自说其斫轮之方法,只是“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从此方面说,学问方法论便是不必讲亦不能讲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则学问方法亦是可讲的。因为如轮扁之说其斫轮之方法不能讲,仍是一种讲,绝对不讲亦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上之讨论学问方法的问题,亦无意中透露一些学问方法。如刚才说的于学问发生兴趣,继续思想各种问题、心爱真理等,亦可作方法看。所以,除了不必讲不能讲的之外,尚有可以讲而不能不讲的。然此可以讲云云,仍非视学问方法,如获得学问之媒介工具之谓。乃谓我们可以于人类既有学问之后,反省其先不自觉的自然用的方法,而自觉地提出之之谓。由此自觉地提出之即可启发他人亦自觉此方法。然所谓启发他人自觉云者,即意涵他人原来亦曾自然地依此方法去思想,或本来亦能依此方法去思想之谓。我们绝不能想讲学问方法论者真能以一方法与人,如与人一把钥匙、一把刀一般。道可传而不可受,如火之传于薪,并非此薪之火,跑到彼薪,为他薪所接受下来。其实只是引发他处之氧气与他处之薪,而自己化合燃烧,火传来传去,仍是各燃各的。各薪之燃,其火焰姿态,便仍有不相同,而为不可传者。此即又归到上述之不能讲处。所谓:“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之圆、矩之方,只是一抽象普遍的形式。此抽象普遍的形式,喻如方法,是可以讲的。然各人之用方法,仍各有其具体特殊之方法,存乎一心。此即各人之巧妙,而不可传不可讲之方法也。

 

 

总括上文所论,我们可以得几点粗略的结论:

 

(一)学问方法原在学问中,人并非必须先知学问方法,乃能造学问。学问方法论,乃人后来反省其学问之历程,而自觉其原所已用方法之产物。故古往今来,尽可有许多大学者,并未注意到什么学问方法论,亦不自觉或未讲出其方法论的。如中国从前许多学者。但是人之不自觉或不讲出其学问方法,并非其学问本身无价值之证明。因此,世间有许多好书,都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书中并无教人读其书之方法。人只有自己先去读了,才自己去摸索到读之之方法,以至帮助著者自觉其学问之方法。

 

(二)学问方法是重要,但我们必须先有造学问之志,先于学问有兴趣,多多少少经历学问之甘苦,看他人论学问方法之书,才能得益。所谓得益云者,亦不过由他人之言以帮助我自觉自己原已用之方法,或原能用之方法而已。我们不能以好像求学问之媒介工具之态度,如追求一钥匙、一刀一般,去追求学问之方法。我们更不能想:“我且慢造学问,等我先得一学问方法再说。”

 

(三)一切讲学问方法的书,都只能讲其可讲者。此可讲者恒是比较抽象而有普遍性的一般思想学问方法。这对初学者当然是有益的。但从前人论政治上的立法,说人可以立法定法,然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此语是很有意思的。人可由他人而自觉到一些造学问之方法,但是他人恒不能同时又告我如何用此方法之方法。纵然他人再告你以用此方法之方法,仍不能告你用“用此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也。所以如何应用抽象普遍之方法,以解决具体而特殊之学问上问题,最后毕竟无法由他人传授。也许在诚意相孚之师友间,以幽情相感之古今人间,可以以心传心,但这亦不在可讲的学问方法之范围中。

 

(四)因为通常所讲的学问方法都是抽象普遍的,而且是由人之学问历程中反省出来的,其价值只限于启发他人之自觉,而自动地应用于具体特殊之学问上的问题;所以讲学问方法,并非真如拍卖一吕洞宾的指头。人亦不能持一定之方法,作为衡量一切学问之标准。有许多讲方法论者,不免视其所讲方法,如吕洞宾之指头,若有此法,则一切学问皆可从之而出;并不免以此方法衡量一切学问,见一学问一著作未采此方法,便视为无价值。这是将方法偶像化、教条化,而中了方法毒。其实吕洞宾的指头,不止一个,而且任何一个,都从来不能单独地出卖,亦无处可买的。单买此指头,亦是莫有用的。

 

我们要预备讲讲学问方法,当然要承认其重要。但其重要性,只在人已先于学问有兴趣,多多少少经历学问甘苦时,乃能显出。且其中有可讲的,亦有不可讲的。这些都是学问方法论之自身的限制。我们必须知学问方法自身的限制,我们才能讲学问方法论。亦才知如何读此类之书,而不致中方法毒。故我们之此话,亦可说是讲方法论的方法,读方法论的书籍或论文的方法,而这亦就是基本的学问方法论,以后我们当再来讲讲一般的学问方法。

 

《人生》五卷六期 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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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青年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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