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尽心章句下>第37章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juàn）乎！狂者进取，狷（juàn）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进取是求望高远。万章问于孟子说：“昔者孔子在陈国之时，知道之不行，尝自叹说：我初周流天下，本为行道计也。道既不行，何不归来于我鲁国乎？盖吾党后学之士，大段资性狂简，激昂于意气，而阔略于事为。充其志，直欲进而取法古人，终身以为向往，不肯改变其初心。其狂如此，尽可副我传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归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绝俗之品，乃孔子在陈，独思想鲁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说：“孔子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尝说：道之所贵者中，诚得中道之人而与之，吾之愿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乎？盖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远；狷者，持守贞固，而有所不为。得这两样人，激励裁抑之，庶乎可进于中道也。观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岂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无传，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于狂士也。然则狂狷虽未至于中行，中行而下，固资质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为道之心哉。”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xiāo）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xìng）而不掩焉者也。

○琴张、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门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样。夷是平。掩是覆盖的意思。万章又问孟子说：“狂士之思，固非圣心之得已，已然当时在鲁之士亦多矣。敢问如甚么样人，斯可谓之狂士乎？”孟子答说：“当时孔子弟子在鲁者，如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谓狂士矣。”万章又问说：“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实，敢问何所考验而遂称之为狂也？”孟子答说：“欲知狂之所以为狂，惟于其志愿观之，则可见矣。其志嘐嘐然夸大，卑视今世之士，以为不足称数，动辄称说古之人古之人。论学术必以古圣贤之道德自期，论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经济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则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践其言。平日所自许者，却多有空缺去处，不能一一掩盖得来，狂之为狂盖如此。此则践履虽歉于笃实，而志愿则极其高远，稍裁抑之，至于中道不难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万章说：“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于志愿之高矣。乃其思及于狷，亦自有说。盖中行而下，狂士最高。这等样人，世间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于是思得不屑不洁之士，操履极其谨严，廉隅不肯少贬，一切卑污苟贱之事，有玷于行谊，有浼于名节者，深恶而不屑。为得这等样人而与之，志虽不足，守则有余，此所以谓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于狂，狂又不得而思及于狷，其取人愈恕，而为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岂孔子得已哉？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yuàn）乎！乡原（yuàn），德之贼（zé）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yuàn）矣？”

曰：“何以是嘐嘐（xiāo）也？言不顾行（xìng），行（xìng）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xìng）何为踽（jǔ）踽凉凉？生斯世也，为（wéi）斯世也，善斯可矣。’阉（yān）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yuàn）也。”

○憾是恨。原字与愿字同，是谨慤的意思。踽踽是独行的模样。凉凉是薄，阉是闭藏。

○万章又举孔子之所恶者，问于孟子说：“孔子尝云：人情不见亲厚，则怨恨易生。若过我之门，不肯入我之室，我亦无恨于彼者，惟是于乡原之人为然。盖乡原之为人，似德非德实害乎德，方以其不见亲就为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恶乡原之人若此。敢问其所为何如便称之为乡原乎？”孟子答说：“欲知乡原之为人，惟观其讥狂狷之言可见矣。其讥诮狂者说：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夸大而不过其行，行阔略而不顾其言，每事便说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惭耶。其讥诮狷者说：何必如此，踽踽然独行，凉凉然寡薄，举一世之人，一无所亲厚为哉！人既生于斯世，则但当为斯世之人，使举世之人，皆称以为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远重以为高哉！夫观其讥狂狷之言如此，既不为狂者之绝俗，亦不为狷者之洁已，惟阉然深自闭藏，与时俯仰，以求亲媚于一世之人者，这乃是乡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恶之者，盖为此耳。”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yuàn）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yuàn）人，孔子以为德之贼（zé），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 舜之道，故曰德之贼（zé）也。

○万章又问孟子说：“一乡之人，公论所出，今一乡皆称为原人，是其为人无所往而不谨厚矣。谨厚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恶之，谓其为德之贼，何哉？”孟子答说：“人之处世，心术贵于光明，行已贵于正直。若乡原之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则掩覆甚周，无可举之显过，欲伺察其恶而刺之，则闭藏甚密，无可刺之深奸。惟只与时浮沉，混同于流俗，随众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无忠信之实，而深情厚貌，恰似诚笃不欺一般；其行事本无廉洁之操，而好名能让，恰似清介有执一般。此正其阉然求媚于世的去处。故一乡之众，喜其软熟，皆欣然悦之，称以为善人。彼亦遂以为自以为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锢，终其身汨没于尘世，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夫尧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乡原窃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己既不觉其非，在人又皆惑其伪，非德之贼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恶之也。”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yǒu），恐其乱苗也；恶佞（nìng），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之为人，人皆称之，而孔子独恶之，非无谓也，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尝说，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为非，此不足以惑人，无可恶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乱天下之真是者，此为可恶耳。试举其类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为可恶，恐其乱真苗也。佞口似义非义，所以佞为可恶，恐其乱真义也。利口似信而实非信，所以恶利口者，恐其乱信也。郑声似雅乐而非雅乐，所以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紫色似朱而实非朱，所以恶紫色者，恐其乱朱也。至于乡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于中行。然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不可与入圣道，将使天下之人迷谬于名实，而不知所适从，皆自乡原启之。则无恶于乡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观之，其所以恶乡原而斥其为德之贼者，其意益可见矣。

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tè）矣。”

○经，是常道。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虽足以乱德，而邪说终不能胜正，君子于此，固自有绝之之术焉。彼纲常伦理之懿，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这叫做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说所由盛也。君子欲辟异端，而息邪说，只是将此常道见之于躬行，施之于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正道，与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经既反而归于正，则化本端而民有所观，感治具张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兴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岂有不兴者乎？庶民既兴起于常道，则是非明白，无所回互。彼似是乱真之邪慝，虽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见，确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观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见传道之心；观孔子之恶乡原，可以见卫道之志。其惓惓一念，无非为斯道计焉耳。孟子发其蕴于万章，而又终之以辟邪之术，此所以有功于圣门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