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薛维澈论: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病

人离开了土地与乡村,离开了家,即离开了自然,离开了人本有的天性,使人心灵在根底上,受到伤害。此即现代人之一切变态心理之原始。

 

现代是人类文化剧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有接接连连的世界大战的发生,有无数的政治上军事上之风云人物与野心家,不断的起来,亦不断的倾跌。同时有无数无罪的人们,因此二者而受苦受难。然而同时亦有救世的圣人,如甘地之出现。再有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在反省人类社会的乱源,而想从根加以救治。故现代,亦是人类文化思想之一大反省的时代。由此反省,人可以看见西方现代文化之进步,胜于其古代与中世之文化及东方文化之处,亦可看见西方现代文化之种种的毛病与危机。人类如果真要有前途,我相信其未来之文化之形态,将不止不同于西方之古代与中世,与东方文化之过去,亦将不同所谓西方之现代文化之形态。此种新文化之形态之形成或创造,待于现代人对东西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长处与短处,皆有一公平的观察与了解,再对其一切长处,求真实加以综括的贯通,于其短处则加以救治。所以我们固然应当知道现代西方文化,胜于西方之古代与中世之处及东方文化之处;我们亦须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端,与西方之古代中世及东方文化之长处,求深切的了解,而不须讳言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端之所在。关于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端,西方之哲学家及社会科学家,言之者甚多。这中间的说法,不必一致。我现在在此文中,所想介绍的德国之一哲学家亦神学家薛维彻[1](Albert Schweitzer)(即阿尔贝特·施韦泽,别名史怀哲) 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之说明。

 

薛维彻是在第一次大战后才开始著了不少讨论西方文化的著作。如《文明之衰微与复兴》(也译作《文明的衰落与复兴》)《文明与伦理学》(也译作《文明与伦理》)《上帝之国之神秘》(也译作《神国的奥秘》),及论圣保罗、历史上的耶稣,论音乐家巴哈的书。其在德之文化哲学界之地位,是次于斯宾格勒、凯萨林(即赫尔曼·凯泽林)。我在十年前,曾读其《文明与伦理学》一书,当时的印象不深。最近由友人处借来英译《文明之哲学》一书,乃一九五○之美国第一次版。这书似是原来分开在英出版之《文明与伦理学》及《文明之衰微与复兴》之合版。此书对西方之伦理学及西方之文明,是有一加以改造推进的意愿。他对于西方伦理学中之偏重自我肯定(Self Assertion)与乐观主义,皆深致不满。对西方人之只求征服自然,并于自然界之其他生命皆不知爱惜之态度,亦所反对。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对一切生命之尊敬而归于一“宇宙伦理”。同时要西方人多有一点自我舍弃的精神。他认为由此可以包摄东方精神之长,于西方之伦理学与文化中,而逐渐救治西方文化之弊端。他此书之内容颇丰富,行文极老实而不甚露精彩。我现在所介绍者是其论现代文化生活之弊端一段,见此书第二章。同类之意见,他人亦有,不过他说得比较简单扼要。他对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端,主要提出五点。此五点,他人可认为当有不足。但亦可说此五点是最重要的。故我愿加以介绍。唯此介绍不是机械的,我只取其大意。许多地方,我亦加上我自己一些意思,以使我们对此问题,比较更清楚一些。

 

 

此处所谓现代文明生活,即指由工业化、组织化所成之现代都市社会之生活。这一种工业化、组织化所成之现代都市社会,当然对人们之实际生活有许多利便之处,同时亦增加人们的幸福。如工业生产之效率之提高,商业﹑与交通之发达;由是而有之人所消费之用品种类增多,此用品之供给之方便迅速,社会治安之易于维持,卫生医药设备之增加,学术文化交流之容易等。这一种工业化、组织化之现代都市社会或手工业社会,较以前之农村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增之便利,人人皆然能看得到。但是现代都市社会,对人之精神发展,同时亦产生极大的阻碍妨害,这却是一般人所忽视的。究竟得失相衡,利害相较,谁大谁小,正是问题。我认为,我们如真看清薛维澈所举之五个弊端之严重,我们便知人类的理想社会,决不是现代都市社会,而是一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或工业农业化﹑农业工业化之社会,中国社会将来真要现代化,同时亦须超现代化,而不能只以现代都市社会为最高理想。我一向怀抱此意,而见薛氏书更增我之所信。故我无妨将现代都市社会之文明生活之弊端,一一加以说明。

 

 

薛氏说现代都市社会之文化生活,首先使人失去自由。这即指都市工商业使人离开其土地与乡村,亦使人离开其父母与祖宗之坟茔,夫妇亦得分别在不同工商业机关工作,晚上才回家,而家亦同旅馆等等而言。这些事都不是出于人之自愿,而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不能不如此。人离开了土地与乡村,离开了家,即离开了自然,离开了人本有的天性,使人心灵在根底上,受到伤害。此即现代人之一切变态心理之原始。

 

其次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各种行业或各种组织的人群,都要各为其利益而竞争。于是使人生活过度的紧张。人过的是工作者的生活,但却不是人的生活。过度的紧张工作,是现代人一切工商业都市之一般情形。于是人在工作之余,便不能不尽量求精神的松散,他必需去追求娱乐,而不能再有任何严肃的内心修养,亦不能再集中精神与人讨论学术。期刊与报纸,亦只得尽量求轻松,使人一看便懂。而真正可以与人以教训的书籍,遂被消闲的书籍,打入冷宫,而娱乐本身亦是愈趋于下流。这都是五六十年来每况愈下的都市文化现状,而此种人类精神能力之不能集中以求向上,正是工商业社会之过度紧张工作之必然结果。

 

 

除了现代人失去自由与精神不能集中的缺点以外,第三点现代社会之弊端,即使人根本失却圆满的发展其人格之可能。现代学术是愈分愈细,而人类社会亦不断的分工。各个人之劳动,被组织化,而分配到一狭小而专门的部门。人各从事于特殊的狭小而专门的工作,当然可使工作有更大的效率。然而工作对工作者整个人格之精神之意义,却几乎等于莫有了。手工业人,了解他工作的目的,了解他每一段工作,对整个工作之全部之关系,所以其每一段之工作,都对其整个人格有一意义。然而现在的工人却根本不能了解整个产业的意义,及一物制造的全部历程。他只是把他人与机器已做好的接下,作了其自己的一段,再交与另外的人与机器。于是反省﹑想象、智慧﹑技巧,与一切创造的能力,都用不上了。他的人格之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不可能,而只能成为一支离破碎的人格而已。

 

 

现代社会之更大的危机,是使人根本逐渐失去人性或人道感情。现代社会生活使人匆忙。电话与交通的方便,及生活与工作的需要,使人与人之接触频繁。然而人与人接触愈多,则人愈相视如路人。人只在逃于虚空之地时,才能闻人足音跫(qióng)然而喜。人在朝夕皆与人相接,而又只是以事务相接时,人与人互不了解其内心;则人与人之相视,亦如一些图像在目前荡漾,人与人交际亦如与一些活的机器发生交涉而己。于是人愈不把人当人,而视人如物。当人习惯于其一套与人交际接触之机器方式,习惯成了自然,人亦再想不起其对人之方式是视人如物,而非真正视人如人了。在都市社会;人对人莫有出自真诚的礼貌,而只有虚伪的仪文。人格价值,人格尊严,人道感情之意识,自然都因人之相视如物而丧失。于是都市社会中之关心战争,谈论战争中人之死亡……亦如谈下棋﹑谈赌博之输赢而已。

 

 

现代文化生活最后一个弊端,是我们的公共生活之过度的组织化。人类社会生活当然需要组织,然而过度组织化,却是压迫摧残人之创造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现代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社团,都要想对外发生最大的效果与力量。要求对外有最大的效果与力量,则内部组织愈严愈密愈好。犹如一个机器,内部之构造愈是钩连得紧,则对外愈能运转自如。然而机器不是生命。人类社会太重组织而近于机器,则人类社会即无精神生命。因在太组织化的社会中,个人愈失其个性,而愈失其内心生活的丰富,则整个社会之精神生命,亦即愈趋于干枯而近于虚无了。

 

薛氏由此问题,谈到西方社会在十八世纪,个人尚可表现其个性而自由的讨论交换思想。然而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则个性自幼即先受社会之各色各样的训练。社会流行的意见,恒使个性不敢违悖。于是个性日失其精神的独立。个性成了一好比莫有弹性的皮球,只有不断的去接受社会组织涂于其上的印象。个性只在群众的拇指之下,求得其关于政治、国家,及一切生命上之见解。同时谁获得了群众意见的拥护,便获得了真理。于是对群众之宣传,便代替了真理之讨论。而现代文化中之无线电、广播、新闻纸,又是最便于宣传的武器。谁有了此武器,亦即获得了群众。获得了群众,则获得了一切,因为特立独行的个人已不可能存在了。

 

薛氏指出现代文化生命之五弊端,而莫有论到几次大战与极权的政治之出现。因为照薛氏看来,这些都只是现代文化生活之弊端之自然的表现。当人之精神先已失去自由而趋于分散,人格已趋于支离破碎,而对人日益失去人道感情或人性,而社会复过度组织化,以求对外竞争更有效率时,战争与极权政治,正是必然要产生的。这些,读者推想一番,便可明白。至于我们中国之未来,如要免于上列之弊端,我想只有见祸害于机先,而以工业农业化﹑或农业工业化,都市乡村化或乡村都市化,为我们建国之理想。关于这些地方,我此文已提到,今再提到一下,但恕我不能在此详细讨论此问题。我只望人们能注意此问题。

 

《人生》三卷九期 一九五二年八月

 

[1]薛维彻(Albert Schweitzer):即史怀哲,也译作施韦泽。德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一生、人道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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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青年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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