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一﹑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

 

本文谈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主要是根据我个人之所闻所见与所感,加以直述,而不是根据六十年来之史料,加以分析论列。我写此文之动机,亦不重在叙述过去;而重在以过去为鉴,以致我个人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中国青年的期望。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可以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长处,亦有它的缺点。皆可以为今后之青年之鉴。今先从长处方面说此四阶段。

 

六十年前今日,是兴中会成立第二年,亦即中山先生第一次谋在广州举义失败,而陆皓东被捕成仁之一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之十六年中,有秋瑾、徐锡麟、谭嗣同、邹容,及黄花岗烈士等,相继殉难。他们都是青年。为了要复兴中国,而不惜前仆后继。关于这时代的革命青年精神之记述,我最爱读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这时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奋发,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们的精神,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这从他们的言行,处处可以证明。这精神是中国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势力之冲击压迫后,中华儿女为了达革新中国之目的,而表现的一种最崇高伟大神圣的牺牲精神。这牺牲精神,在底子上说,是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同时是为革新中国,复兴中国。故与文天祥史可法等传统的气节之士,为保存故国山河,中原文物,而牺牲个人者不同。这是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之精神。此却有似于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这种精神虽在底子上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同时是以一新形态表现。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定黄花岗节为青年节,我认为是对的。中国之新青年精神,实乃从此时代之青年精神开始。此时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继往而又能开来。因其是既根于中国之旧传统,而又有一新形态之表现的。

 

中国六十年来青年精神发展之第二阶段,应当是五四运动前后之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在根本上,是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政治运动。这与辛亥革命前先烈们之革命运动,纯为对本国政府的不同。亦与先烈们之精神,表现于牺牲自己者不同。五四运动,是始于青年之自觉的要求保存国家之权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可以去打外交部,毁外交部长的住宅。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这同时是中国学生,自觉其爱国精神高于当时之政府之客观表现。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须通过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当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与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共同在遵守的宪法下活动。但是在中国过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毕竟在人民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因而要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势须再一度客观的表现一种视“不能保护国家权益的政府”若无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时代学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动之所由生。说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宪国家,亦不当有此事。这表示当时的学生之意识﹐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宪国家之公民的意识。但是这运动,亦表示中国知识分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于丧权辱国之事”的迫切要求之开始。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今,这迫切要求之成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对中国过去的历史而言,毕竟是一划时代的事。

 

五四运动是一种青年运动,其中表现一种新的中国青年之精神。……在根本上,五四运动只代表一时代的青年精神。当时全国学生之响应北平学生之活动,只是一爱国意识。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的愿望,本来就是要复兴中国。……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的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求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这精神使青年认识政客,官僚不是国家之主人,同时自觉他自己才是国家民族之生机之所在。因而五四时代的青年,有一种不愿受什么现实的势力,传统的习惯,和一股社会文化风气的束缚,而尊尚个人自由,新鲜活泼的朝气。这个时代青年精神之价值,是我们所不当否认者。唯今言中国现代青年精神者,只知一五四运动。则不足为训。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之进一步的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余生也晚,在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只记得参加爱国游行的事。但在国民革命北伐前,我已在北平读书。亲见这时代的有志青年,纷纷由北而南,从军革命。留下的,亦不愿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学者的思想。当时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个人自由主义,而愿投身革命组织: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或其它政党,以救中国。此时青年精神,是一种宁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之纪律,以救中国之精神。这与辛亥革命前之青年精神,是以个人之碧血丹心为革命而牺牲不同,这与五四时代之青年之只有一笼统的爱国之情感冲动亦不同。这时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觉的了解,只赖个人之力不能做什么,必须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国之事业,因而自愿投身于一政治集团,以组织之纪律,约束自己。这时开始有划时代的学生军参加北伐,在丁泗桥作战,首次打败了吴佩孚。这时我认识不少青年,都是分别为其所属之政党,所信之主义奋斗,而流离颠沛,而被捕就戮。这些人虽然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这亦决不容五四时代的人与后人,忍心抹杀其价值者。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是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终于日本帝国主义之铁蹄,横扫中原。这时政府西迁,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亦退却至中国之西南半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之一最大的悲壮剧。这时我在大学教书,亲眼看见听见无数江南塞北的青年,徒步转徙数千里,到大后方读书。衣不被体,食不饱腹,其苦况较今之调景岭之难胞,或尚有过之。但是他们安之若素,一年、两年、四年、八年,等待,期望。终于日本投降,然后回家拜见父母。这时代的青年精神,据我所了解,与以前之青年精神之不同者,在其最能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艰苦的。故其意识亦是比较朴实的,少浮华的。从整个来说,我所最喜欢的青年,仍是在抗战时期,由前方流离转徙至后方的青年。

 

如果我以上说的不错,则六十年中国青年之精神,实随时代而发展。一时代的青年精神,有他特殊的可爱处,可贵处。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而此两种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个人身上表现的。至于国民革命时代之青年精神,则是通过对政治集团,对主义信仰的献身而表现。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则通过对民族的抗战事业之忠诚而表现。这些事,我们不要因其太近,而忽略其价值。这都是为炎黄子孙的中华青年之永远的光荣。我们亦不要想:表现这些青年精神的青年,有些已死了多年,或其墓木已拱。亦不要想:一度表现这种青年精神的人,今成中年老年,他们已不复再能表现同一的精神,以至把他们在青年时代会表现过的精神,亦忘记了。我们不必为此等等致其叹息。我们看时代精神之行程,可是不着眼在任何特定个人。个人死了,个人不能继续表现其原有的精神了,只是个人的事。但是那种“精神”,只要曾经存在,其中有一价值,则此价值即存于永恒之世界中,我们亦永当肯定其中之价值。而此价值,亦永远可为我们所不忘,而永存于我们之心中,以永远去启发后来的青年精神。

 

二﹑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

 

但是我们一方要承认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价值,亦须知道他们的缺点。对于六十年来之中国青年,首先我们发现几乎是一般的现象,乃方才我所说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来的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亦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它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它的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陆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后中国青年,所面临之最大的考验,即如何去掉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缺点,以求如何保持其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与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它的优良精神。如其不然,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壮成仁,只是为要推倒满清。这价值是在消极的破坏的方面。这个时代之青年精神,汪精卫在当时,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我们当然不能说黄花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后来亦会当汪精卫。此是厚诬先烈。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这个事实,今之国民党人,或不愿意提。后来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国初年的舆论,并不喜欢革命党,却尚可征考。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旧势力之有意的摧残压制,这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

 

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精神之缺点,仍在其不免只表现消极的破坏的价值。当时青年之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诚然可爱。但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于当时之提倡科学,使中国后来多少出了些科学家,与其它学者。……这些科学家学者中,当然有许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为国民革命时代,及抗日时代之热情青年,所看不起的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多自西方留学归来,只知羡慕西方。其在中国,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国,只知道他个人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与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说什么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他们动辄视为空论。实则此只表示他们对此等等,并不真正关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学中任教,我又随处发见这些人在学校中,政治场合中,特喜欢互相诋毁、讥刺、排挤、倾轧。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风气培养出来的专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这点上,我总觉他们赶不上后来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青年,比较能团结、能合作。亦赶不上抗战时代出来的青年,他们比较民族意识强,作事比较不计较个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领导人物,多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们可佩服欣赏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朝气,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此朝气中,仍有某一种缺点。此缺点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免倾向于一地道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之口头上的个人主义之理论,则恒不免只是拿来批判、怀疑,打倒他个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礼教、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个人之用。这确是一很槽的事。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第三阶段之缺点,乃由国民革命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原是一消极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时代青年精神之长处,在能放弃个人自我,为政党、主义信仰而牺牲。此是可遥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这时代许多热血青年,都为革命而死了。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由是而产生无数的党争与党内之派系斗争。国民党以派系斗争而离散。何以能为党而牺牲个人的青年,会化为集体的好权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为党而愿牺牲个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点。即其愿牺牲个人以为党之精神,乃一面放弃自己个人之见,一面即执着党见。故当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党见宰制国人,要以党治国而专权。……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之缺点,则在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抗日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贵处,在其能为民族国家,而甘心流离转徙,从军抗战,受苦受难。但此仍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

……

《大学生活》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五五年九月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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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青年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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