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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辰纪念。前年《民主评论》纪念孔子，我写了一篇<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去年纪念，则有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人格世界>。这些文字是从儒家学术的内容和孔子之为圣贤人格的圆满性来说话。今年我想从另一面来说。另一方面就是文制一方面。为甚么从这一方面说呢？因为祀孔是政府规定的，读经也是政府所提倡的，这都表示对于孔子的尊崇。政府的举动必然含有文制的意义，因为它的举动是从整个民族国家方面想，是对全社会人民说。这不是政府里面的人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问题，也不是他个人主观上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同时，也不是对社会上某一部份人说，即不是为的有助于赞成儒家学术的人而发，也不是为的压抑反对儒家学术的人而发。祀典是一个文制。读经只是在提倡中，尚没有成为一个文制。
一个民族尊崇他的圣人是应该的。政府代表民族国家，从文制上来尊崇也是应该的：既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现在我说明两点：儒家学术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是否可成为文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总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
儒学，或者说，四书五经所代表的学术意义，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是否可以成为文制？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关键是在：是否一切学术都可以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拿个人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
以前的人对于经子总有一个分别。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分别可直接说出来是如此，即“子”（诸子百家）是个人的思想理论，不含有文制的意义，不能成为一个文制。而“经”则含有文制的意义，则可以成为一个文制。董仲舒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罢黜是不立学官之意，不用以取士之意），首先认识这个意义，所以也就首先从政府的立场看出其含有文制的意义，可以很顺当的成为一个文制。后来历代帝王无不尊崇维护这一套。这不能完全是统治者的自私，统治者的利用。因为尊崇维护五伦之教，不会单是自私，单是利用。就是动机是自私，结果也是公。就是利用，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要利用，不光是单有利于某一个人。因为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的生活方式，所必共由之道。这就是儒家含有文制的意义，可以成为一个文制。维护者很可以不读经，也很可以不懂经的内容、经的高远理境与深远意义。但这无关系，只要他能从文制上尊崇圣人，维护五伦就够了。只有懂的人解的人来讲。我说这意思，就是表示以前的人很能了解儒学的文制的意义，也很能了解文制的重要。只是到清末民初以来的智识份子，个个都是空前绝后，不识大体，不知谋国以忠之义，所以才不了解儒学的文制意义，也不知道文制的重要。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随着来的就是废除读经。实则科举是考试取士，学校是培育人才。一个是取，一个是养，有学校之养，不必定废考试之取。现在不是还有考试院吗？为什么有了学校就必得废除考试取士之常轨？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可以变，而国家取士之常轨可以不变。复次，为甚么有了学校就得废除读经？当时废除读经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学在汉以前只是诸子之一，我们现在没有定尊他的必要，应当还它原来之旧，让学人自由去研究。这一方面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这一个观点是害事的，就是不识大体的。当然，如果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关，自然须让学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它。但是学校与研究，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认识到立国之本，出之以“谋国以忠”的态度，则学人研究虽可自由，而普遍读经不必废除。纵使退一步，大学废除，中小学亦当有个办法（这不是关乎懂不懂的问题。凡是关乎这类性质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念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同样，尔爱其懂，我爱其习。）再退一步，纵使整个学校废除读经，政府以及有识之士，立于国家之立场，也当该认识儒学文制的意义而有一个尊孔护持的办法，这才是谋国以忠，顾及千秋万世的用心。可是当时领导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却只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以诸子百家的态度来看儒家及孔子，遂轻轻把含有文制意义的儒学，维持华族生命已经数千年的忠信观念，一笔勾销了。这个无识不忠的罪孽，遗害不浅。实则，汉以前只为诸子百家之一，并不妨碍其本质上的优越性与可尊崇的地位。这不能成为废除的理由。耶稣的出身，只是个木匠的儿子，可是并不妨碍其为圣人，为创教的教主。我们只能把他看成是个木匠的儿子行吗？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真是慨乎言之。
儒学不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孔孟不能看成是诸子百家之一。原夫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据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则在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由亲亲尊尊演变为五伦。亲亲尊尊与五伦都是文制的。这是经过夏商而至周公制礼才确定。五经中的史料以及道理都在表现这一套。孔子继承（述而不作）这一套，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观念，就是凭依亲亲尊尊之文制。文制不是个人的一套思想理论。后来经过孟子道性善，顺仁义而直指本心，直向上透，遂开儒学高远理境之门。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益臻广大精微之境。这是属于儒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之一面。这一面不必人人皆懂，亦不必人人皆赞成。（实则不赞成只是由于不及。不懂不理可以，若硬要反对，则只是意气或根本不及）。但是亲亲尊尊五伦方面，则人人皆懂，政府维持儒教，尊崇孔子，亦只有从文制方面才得体。不必定要作之君，作之师：既要做皇帝，又要作教主。以前的皇帝虽然专制，但是他们却懂得这一层。他们不出来争著作教主。他也要受教，读圣人书。以朱元璋之威，还能下拜孔子，还能知“孔子万世师表，岂可以政治分位论”的道理。禁止演圣人戏，也是他规定的。诸位不信，试看今日。自林语堂编《子见南子》剧本，山东曹州第六中学即演《子见南子》以来，一叶知秋，即可知今日之劫难，并非偶然。此真历史家所应大书而特书者。政府维持这方面的文制，不算专制，不算极权。破坏这方面的文制，侮辱立教化的圣人的自由，不能随便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是首出庶物的东西。
从这里，我即说第二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总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在此，我断然答之曰必需。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常轨；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轨，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个文制。西方除科学外，惟赖有民主政治与宗教这两个文制，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常轨。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这不能由民主政治来代替，也不能由科学来代替的（科学不是一个文制）。我们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来代替。耶稣教不能移植到中国的民族性里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理由我这里不必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圣人来建立文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制有普遍性与一般性，这是从社会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来作想。不是单独对某一部份人作想。也不要单从自己的立场作想。现在的中国人，农工商都知道尊崇祖先，尊崇圣人，惟有知识分子，脑子里充满了一些不成熟观念，个个都是空前绝后，菲薄祖先，菲薄圣人。而且其思量问题，见诸议论，又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作想。这就是今日知识分子的无器识处。他总以为：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我有研究的自由。那么你为甚么一定要推一个孔子出来呢？为甚么一定要尊崇儒教呢？在我自己的研究自由上，我反对。这种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主观立场，所以他也把一切学术，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没有甚么学术还有文制的意义。若有人从文制方面想，他就以社会上高等知识分子的身份，出来反对。他殊不知天下人，不都是研究学问的人。就是研究学问的人，也得有与一般人共同的日常生活。人在社会上谁无专业？岂独你研究学问的专业？但是农工商都知道尊崇圣人，没有以自己的专业为唯一的尺度，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见识、虚心与客观都不及农工商吗？这是第一层。复次，你如果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是一个浪漫不羁的诗人文人，你可以冲破一切礼法，你可以不受任何文制的束缚。凡不是我思想性情上所许可的或所喜欢的，我一概不能忍受。你可以向孔子挑战，你可以向耶稣释迦牟尼佛挑战。我宁愿颠连困苦甚至牺牲性命，我也不愿委曲自己。这点，我承认你天才的性格。但是，你须知天下人不都是你这样的天才。你天才你的，我还是文制我的。你不吃家常便饭，你不能叫天下人都不吃家常便饭。你不能以你自己为尺度。这是第二层。复次，一个有自觉生活的人，在他的觉悟过程中完全以自觉中的自明自得为证。他心中也无天，也无地，也无圣人。他自己心中的自明自了就是天就是圣人。佛家所谓即心是佛，即是此义。禅宗里面有所谓呵佛骂祖也完全是以自己之本心作证。但是你须知他的呵佛骂祖，无天无圣，完全是指他自己的修证言。其本人虽有点昂首天外的狂气，但他究竟还是以圣以佛为宗。他并不能以他自己昂首天外的气概，否认儒家文制、佛家文制的建立。在他自明自了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注意这些粗末的文制。但他究竟还是在这些文制中显精采，这种显精采究竟也不是德的成熟境界。注重文化制度的人，还是认为这种狂气有流弊。所以文制总有它客观意义与客观价值，以及其文化上的意义与文化上的价值。这是第三层。我以上所说的三层，都是研究学问的知识分子所可持以否认文制的根据的。但是近时知识分子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前两层，（即是学术自由与不吃家常便饭的天才），或者只是第一层。至于第三层，尚不甚在他们的意识中，而此第三层实不是反对文制，只是有横决的流弊而已。若只是停在第一层次上而否认日常生活中教化上的文制之建立，那是顶不负责任，顶无器识，顶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试想三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岂不是只拿这个态度来否定一切道揆法守吗？
没有一个客观的文制为道揆法守，社会上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未有不混乱的。而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亦必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无客观的文制，无中心的信念，无公共遵守的道揆法守，一切都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决定，都凭自己自觉的观念来决定，那未有不混乱不痛苦的。因为人不能都在或总在自觉中过生活，总得有一个不自觉或超自觉的东西作凭依。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相忘就是超自觉，不自觉。不自觉其所凭依之江湖之可贵，而得养其天年，润其生命。若是离开这个不自觉的凭依，而处在陆地上，相煦以沫，意识中时时在自觉奋斗，则其痛苦可知，其生命亦快完了。客观文制之于生活亦然。知识分子总站在自己的意识自觉中说话，动不动讲重新估价，自己来重新认识衡量古圣先贤，这是中了浅薄的理知主义之毒，是顶无见识的表示。关于这一层，我在《当代青年》五卷一期中有<当代青年>一文，说的较详较明，读者可取而参阅，以补本文之不足。
以上两点，即儒学含有文制的意义，不可看作个人的思想理论，不可等视诸子百家，以及生活上文制之必须，俱已说明，则今日之祀孔读经都不是无意义的。祀孔且不说，关于读经，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亦当设法从文制上着眼，如何措施来实现它。提倡读经当然不是个人读书问题。若是个人读书，则开卷有益，而况经乎？那么提倡读经或反对读经，都不只是个人读书的问题。反对者我已明其不知儒学含有文制之意义。则提倡者就得从文制上着眼。这不是学校里读不读的问题，也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整个的、笼罩全社会的文制问题。就学校言，如何设法能实现普遍地读。各阶层的读，有各阶层的懂。这都要靠一个文制来烘托来维持来熏习。如果社会与政府有诚心，有信念，来注意这一个文制的问题，则总可以逐步实现此文制。就是一时不能成为定制，则振刷风俗，整肃官常，在在都可以表示其尊崇圣人与维护教化。
一九五二年《中央日报》孔子诞辰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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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生命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