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祀孔与读经

一个民族尊崇他的圣人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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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辰纪念。前年《民主评论》纪念孔子,我写了一篇<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去年纪念,则有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人格世界>。这些文字是从儒家学术的内容和孔子之为圣贤人格的圆满性来说话。今年我想从另一面来说。另一方面就是文制一方面。为甚么从这一方面说呢?因为祀孔是政府规定的,读经也是政府所提倡的,这都表示对于孔子的尊崇。政府的举动必然含有文制的意义,因为它的举动是从整个民族国家方面想,是对全社会人民说。这不是政府里面的人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问题,也不是他个人主观上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同时,也不是对社会上某一部份人说,即不是为的有助于赞成儒家学术的人而发,也不是为的压抑反对儒家学术的人而发。祀典是一个文制。读经只是在提倡中,尚没有成为一个文制。

 

一个民族尊崇他的圣人是应该的。政府代表民族国家,从文制上来尊崇也是应该的:既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现在我说明两点:儒家学术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是否可成为文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总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

 

儒学,或者说,四书五经所代表的学术意义,是否含有文制的意义?是否可以成为文制?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关键是在:是否一切学术都可以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拿个人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

 

以前的人对于经子总有一个分别。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分别可直接说出来是如此,即“子”(诸子百家)是个人的思想理论,不含有文制的意义,不能成为一个文制。而“经”则含有文制的意义,则可以成为一个文制。董仲舒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罢黜是不立学官之意,不用以取士之意),首先认识这个意义,所以也就首先从政府的立场看出其含有文制的意义,可以很顺当的成为一个文制。后来历代帝王无不尊崇维护这一套。这不能完全是统治者的自私,统治者的利用。因为尊崇维护五伦之教,不会单是自私,单是利用。就是动机是自私,结果也是公。就是利用,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要利用,不光是单有利于某一个人。因为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的生活方式,所必共由之道。这就是儒家含有文制的意义,可以成为一个文制。维护者很可以不读经,也很可以不懂经的内容、经的高远理境与深远意义。但这无关系,只要他能从文制上尊崇圣人,维护五伦就够了。只有懂的人解的人来讲。我说这意思,就是表示以前的人很能了解儒学的文制的意义,也很能了解文制的重要。只是到清末民初以来的智识份子,个个都是空前绝后,不识大体,不知谋国以忠之义,所以才不了解儒学的文制意义,也不知道文制的重要。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随着来的就是废除读经。实则科举是考试取士,学校是培育人才。一个是取,一个是养,有学校之养,不必定废考试之取。现在不是还有考试院吗?为什么有了学校就必得废除考试取士之常轨?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可以变,而国家取士之常轨可以不变。复次,为甚么有了学校就得废除读经?当时废除读经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学在汉以前只是诸子之一,我们现在没有定尊他的必要,应当还它原来之旧,让学人自由去研究。这一方面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这一个观点是害事的,就是不识大体的。当然,如果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关,自然须让学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它。但是学校与研究,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认识到立国之本,出之以“谋国以忠”的态度,则学人研究虽可自由,而普遍读经不必废除。纵使退一步,大学废除,中小学亦当有个办法(这不是关乎懂不懂的问题。凡是关乎这类性质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念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同样,尔爱其懂,我爱其习。)再退一步,纵使整个学校废除读经,政府以及有识之士,立于国家之立场,也当该认识儒学文制的意义而有一个尊孔护持的办法,这才是谋国以忠,顾及千秋万世的用心。可是当时领导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却只是拿“个人的思想理论”的观点来看一切学术,以诸子百家的态度来看儒家及孔子,遂轻轻把含有文制意义的儒学,维持华族生命已经数千年的忠信观念,一笔勾销了。这个无识不忠的罪孽,遗害不浅。实则,汉以前只为诸子百家之一,并不妨碍其本质上的优越性与可尊崇的地位。这不能成为废除的理由。耶稣的出身,只是个木匠的儿子,可是并不妨碍其为圣人,为创教的教主。我们只能把他看成是个木匠的儿子行吗?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真是慨乎言之。

 

儒学不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孔孟不能看成是诸子百家之一。原夫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据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则在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由亲亲尊尊演变为五伦。亲亲尊尊与五伦都是文制的。这是经过夏商而至周公制礼才确定。五经中的史料以及道理都在表现这一套。孔子继承(述而不作)这一套,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观念,就是凭依亲亲尊尊之文制。文制不是个人的一套思想理论。后来经过孟子道性善,顺仁义而直指本心,直向上透,遂开儒学高远理境之门。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益臻广大精微之境。这是属于儒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之一面。这一面不必人人皆懂,亦不必人人皆赞成。(实则不赞成只是由于不及。不懂不理可以,若硬要反对,则只是意气或根本不及)。但是亲亲尊尊五伦方面,则人人皆懂,政府维持儒教,尊崇孔子,亦只有从文制方面才得体。不必定要作之君,作之师:既要做皇帝,又要作教主。以前的皇帝虽然专制,但是他们却懂得这一层。他们不出来争著作教主。他也要受教,读圣人书。以朱元璋之威,还能下拜孔子,还能知“孔子万世师表,岂可以政治分位论”的道理。禁止演圣人戏,也是他规定的。诸位不信,试看今日。自林语堂编《子见南子》剧本,山东曹州第六中学即演《子见南子》以来,一叶知秋,即可知今日之劫难,并非偶然。此真历史家所应大书而特书者。政府维持这方面的文制,不算专制,不算极权。破坏这方面的文制,侮辱立教化的圣人的自由,不能随便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是首出庶物的东西。

 

从这里,我即说第二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总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在此,我断然答之曰必需。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常轨;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轨,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个文制。西方除科学外,惟赖有民主政治与宗教这两个文制,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常轨。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这不能由民主政治来代替,也不能由科学来代替的(科学不是一个文制)。我们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来代替。耶稣教不能移植到中国的民族性里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制(理由我这里不必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圣人来建立文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制有普遍性与一般性,这是从社会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来作想。不是单独对某一部份人作想。也不要单从自己的立场作想。现在的中国人,农工商都知道尊崇祖先,尊崇圣人,惟有知识分子,脑子里充满了一些不成熟观念,个个都是空前绝后,菲薄祖先,菲薄圣人。而且其思量问题,见诸议论,又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作想。这就是今日知识分子的无器识处。他总以为: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我有研究的自由。那么你为甚么一定要推一个孔子出来呢?为甚么一定要尊崇儒教呢?在我自己的研究自由上,我反对。这种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主观立场,所以他也把一切学术,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没有甚么学术还有文制的意义。若有人从文制方面想,他就以社会上高等知识分子的身份,出来反对。他殊不知天下人,不都是研究学问的人。就是研究学问的人,也得有与一般人共同的日常生活。人在社会上谁无专业?岂独你研究学问的专业?但是农工商都知道尊崇圣人,没有以自己的专业为唯一的尺度,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见识、虚心与客观都不及农工商吗?这是第一层。复次,你如果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是一个浪漫不羁的诗人文人,你可以冲破一切礼法,你可以不受任何文制的束缚。凡不是我思想性情上所许可的或所喜欢的,我一概不能忍受。你可以向孔子挑战,你可以向耶稣释迦牟尼佛挑战。我宁愿颠连困苦甚至牺牲性命,我也不愿委曲自己。这点,我承认你天才的性格。但是,你须知天下人不都是你这样的天才。你天才你的,我还是文制我的。你不吃家常便饭,你不能叫天下人都不吃家常便饭。你不能以你自己为尺度。这是第二层。复次,一个有自觉生活的人,在他的觉悟过程中完全以自觉中的自明自得为证。他心中也无天,也无地,也无圣人。他自己心中的自明自了就是天就是圣人。佛家所谓即心是佛,即是此义。禅宗里面有所谓呵佛骂祖也完全是以自己之本心作证。但是你须知他的呵佛骂祖,无天无圣,完全是指他自己的修证言。其本人虽有点昂首天外的狂气,但他究竟还是以圣以佛为宗。他并不能以他自己昂首天外的气概,否认儒家文制、佛家文制的建立。在他自明自了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注意这些粗末的文制。但他究竟还是在这些文制中显精采,这种显精采究竟也不是德的成熟境界。注重文化制度的人,还是认为这种狂气有流弊。所以文制总有它客观意义与客观价值,以及其文化上的意义与文化上的价值。这是第三层。我以上所说的三层,都是研究学问的知识分子所可持以否认文制的根据的。但是近时知识分子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前两层,(即是学术自由与不吃家常便饭的天才),或者只是第一层。至于第三层,尚不甚在他们的意识中,而此第三层实不是反对文制,只是有横决的流弊而已。若只是停在第一层次上而否认日常生活中教化上的文制之建立,那是顶不负责任,顶无器识,顶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试想三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岂不是只拿这个态度来否定一切道揆法守吗?

 

没有一个客观的文制为道揆法守,社会上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未有不混乱的。而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亦必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无客观的文制,无中心的信念,无公共遵守的道揆法守,一切都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决定,都凭自己自觉的观念来决定,那未有不混乱不痛苦的。因为人不能都在或总在自觉中过生活,总得有一个不自觉或超自觉的东西作凭依。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相忘就是超自觉,不自觉。不自觉其所凭依之江湖之可贵,而得养其天年,润其生命。若是离开这个不自觉的凭依,而处在陆地上,相煦以沫,意识中时时在自觉奋斗,则其痛苦可知,其生命亦快完了。客观文制之于生活亦然。知识分子总站在自己的意识自觉中说话,动不动讲重新估价,自己来重新认识衡量古圣先贤,这是中了浅薄的理知主义之毒,是顶无见识的表示。关于这一层,我在《当代青年》五卷一期中有<当代青年>一文,说的较详较明,读者可取而参阅,以补本文之不足。

 

以上两点,即儒学含有文制的意义,不可看作个人的思想理论,不可等视诸子百家,以及生活上文制之必须,俱已说明,则今日之祀孔读经都不是无意义的。祀孔且不说,关于读经,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亦当设法从文制上着眼,如何措施来实现它。提倡读经当然不是个人读书问题。若是个人读书,则开卷有益,而况经乎?那么提倡读经或反对读经,都不只是个人读书的问题。反对者我已明其不知儒学含有文制之意义。则提倡者就得从文制上着眼。这不是学校里读不读的问题,也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整个的、笼罩全社会的文制问题。就学校言,如何设法能实现普遍地读。各阶层的读,有各阶层的懂。这都要靠一个文制来烘托来维持来熏习。如果社会与政府有诚心,有信念,来注意这一个文制的问题,则总可以逐步实现此文制。就是一时不能成为定制,则振刷风俗,整肃官常,在在都可以表示其尊崇圣人与维护教化。

 

一九五二年《中央日报》孔子诞辰纪念特刊

 

本站编辑:澤之

(视频号:@泽之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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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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