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儿童读经教育学”原理[1]

一、前言

“读经”一辞，不知正式起于何时，而读经教育在历史中流行的事实，却无须怀疑。打开世界教育史，“读经”，似乎是世界上有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有的教育方式，在中国，其传统尤为久远。“读经”的教学实录，至少可以溯自孔子“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乎？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而据当时陈亢“君子远其子”的庆幸话头看来，弟子们也同时被教导要学诗学礼的。而且诵诗三百，要到“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的地步，才算不白学，可见孔子要求熟练文本的标准是很高的。《史记》称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系易、作春秋，亦以此数书教授弟子，以孔子“韦编三绝”的读易精神看来，熟习文本应是必备功课。自是以来，历代名师宿儒大学问家大文章家，莫不自幼饱读 诗书，博闻强记。“读经”，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养才的主轴。有清之末，虽有规仿西洋学制之学堂，犹自蒙学堂小学堂至大学堂（四、五岁至二十五岁）皆开列“读经”一科。直至民国元年，“读经”课程才被国民政府所废止，随着政府教育体制的日渐强化，“读经”这种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教育主轴则日渐销亡，如今甚至大部分国民已不知“读经”一词为何事，往往以为“诵佛经乎”？“查圣经乎”？原来佛教基督教的“经教”尚饩羊犹存，而中国基本的文化教养方式早已名实俱亡了。

或许由于文化剥极必复的自觉，或许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已严重到令人不得不重新反省教育功能的地步，“读经教育”理念自一九九四年来自台湾开始起步推广，短期之内即受到热列的响应，进展快速，不到十年，已渐次形成一具普及力的教育新风气。保守估计，现今包括以小学及幼儿园为大宗，加上少量的青年成年及婴幼儿，台湾一地已有百万以上的儿童或多或少接受“读经”教育。此风气并传至东南亚、美加、欧澳等华人地区。大陆地区的传播更加快速，可以明指的二十余省，近百城县，都有读经教学及推广中心，估计人数已达数百万之众[2]。若持续这种发展，势将在短期内强力冲激台湾及大陆，乃至华侨界的教育观念，而大幅改造华人教育的质量。预计不出十年，即可对少年犯罪、国中高中校园问题产生有效的治本功能；一二十年之后且将对人心败德、社会乱象有所斧底抽薪的矫治效果；远程而看，乃是一为民族历史文化之传承与重建的浩大奠基工程。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特称此一现象为“读经运动”。这是一种回归人性的教育改革，这是一种全民性的文化运动，如果中国教育因此改善了，势必也将影响整个世界的教育观念。

读经教育之所以有效而轻易推广，笔者以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之合理合情适切动人，因其所持的文化信念是亲切而开放的，其志愿是温厚而恢宏的，一改五四以来的偏执狭隘，而给中国文化的长养发展重新带来无限的生机。至于其教育观念，则顺乎自然合乎天性，可以修正当前唯科技主义对教育的扭曲残害，而使“记忆力”与“理解力”的潜能都顺理成章地得到充分的开发，使科技知能与人文教养在同一生命中有着平衡的发展。以下即依笔者亲自提倡并参与的实际经验，对此一“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与实务做一简略之说明：

[1]本文之主题曾发表于“第三届大学通识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民国八十七年五月于台湾大学），今经增饰而成。

[2]参见王财贵《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第三节。（国立台中师范学院语教中心及台北华山讲堂读经推广中心发行，民国八十七年第十七版）及《经典诵读本系列》书前附录〈在现代社会提倡读经之基本理论〉。（台北读经出版社）

二、“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

笔者在民国八十三年（一九九四）推广之初，曾归纳出若干“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可见其概，兹重新整理其基本信念如下：

1、认定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提出“全盘化西论”：亦即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智慧遗产，凡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应加以尊重，加以保存，加以学习 并且相信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可以互相成全。每一民族最少应尽自我文化的传承之责，先以自我文化陶育出自我生命的深度，而后才足以谈吸收融会他人的文化。所以中国人此时应效法古人吸收佛教的气魄，全盘“化西”（“化西”，不同于“西化”。“西化”是把自己变成西方；“化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西方“消化”进来，充实自我的生命内蕴。“西化”，只是不负责任的奴性的依附，“化西”是自我作主的勇敢的承担。），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位在“儒、释、道、西”四家的融通互利的追求上。以造福民族后世，并贡献于全人类。

2、认定经典在文化传承上的重大意义：不管要承继自我传统，或要吸收外来文化，其方便法门，便是直接从各民族的“经典之作”中，去汲取其民族的文化源头活水。尤其中国的经典，不论儒、释、道，都具有开朗涵宏的气象，读中国经典，当有助于开拓一个人的心胸志趣，培养一个人的敦厚好学精神。此外，中国人若想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最好也要从西方经典作品之研读入手。就像中国古人吸收佛教时，极为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乃能普及而成功。令人惋惜的是：近世以来，中国的那些所谓“西化论者”，只知叫中国人拼命地学西方，但是“西方”，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搬就搬来的，一个高度的文明，必定有它的根，要真正的吸收像“西方”这样伟大的文化，须要从根上着手。这些西化论者，未尝鼓励国人研读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天主基督圣典。由此，便可想见西化论者见识的浅陋，并可预测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之将止于皮毛，而无法从心灵底层取得西方精髓，来扩充深化中国人的心灵。所以虽然耗尽气力，吸收西方文化将近百年，而所谓民主与科学，依然未能有本有源的植根于本土。五四以来，遗弃自己经典的结果，空自遗忘了自己的传统，而不能着眼西方经典的结果，“西化”的成效又何在？

3、认定文言与白话的兼容性，而且认定“文言文”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功能有其不可替代性：举凡经、史、子、集，一切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文献，都是文言文，所以不能读文言文，就几乎等于不能读中国书，而不能读中国书，几乎等于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老中青三代经过偏重白话文的教育结果，几乎普遍不能读文言文，已然造成了文化的严重断层。所以恢复国民对文言文的解读能力，是民族自我寻根的第一步。

按：自古以来，中国只有文言教育，会了文言即会白话，实在不须另有白话教育。现今的国小“国语”教育、国中的白话教育，是胡适在民国九年建议政府改制的，笔者以为近世以来国人语文能力日渐低落，文化教养日见浅薄，皆拜胡适之赐。有关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教育问题，唐德刚在其所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借着胡适自诩其推广白话文教育的成就时，以其自身受语文教育的经历，做了一段略带讽刺性的评论，发人深省，其文云：

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作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我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白话文教育）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立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所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短篇的古文，作文也以文言文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尚书）。最后连‘左传选粹’和‘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下，我们竟然也主动地读起‘资治通鉴’和‘昭明文选’等‘大部头’书来。

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春天，家人为了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的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胡适之提倡的‘新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的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有关‘早晨和公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子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喔喔喔，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会背诵全篇‘项羽本记’。（按：‘项羽本记’是《史记》中的名作，一篇大约九千两百字）但是上‘国语课’时，我们三人还要是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便是小学一年级，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记得几句：

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读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得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

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课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高足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所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

时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无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3]

[3]引自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五年，页一七九至一八二。

学龄儿童十二三岁（以下）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的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以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验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按：现在则是‘八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而“经典”正是最佳的教材，因为“经典”本身就是最优美的文言文范本，而经典又是人文理想的荟萃，并且是民族智慧的源头。所以“读经”同时具有增进语文能力、培育人文教养、认识民族智慧的三种功能。

4、认定“文言文”之易教易学性：虽然心理学家对人类学得语文的能力犹未完全明白，但在此并不须等待心理学家的建议，人类是很自然而方便地一直在做复杂的语文学习。依照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人人都知道凡是语文，只要不错过教学的适当时机，都是易教易学的。因为语文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多接触，由大量长久的接触中自然培养出语文的亲和力与敏感度。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文言文，本是很容易的，只由于民国以来，在教育制度中有意的剥夺了国民接触的机会，造成国民终身的遗憾。

5、认定儿童是“读经”最适当的年龄。因为语言的学习是愈早愈好，文化的熏陶也愈早愈有其潜移默化之功。所以及早让儿童接触经典，对其一生的人格智慧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因此当前台湾的“读经”推广活动是以儿童为主的。

6、建议儿童的“读经”的特色是“先求熟读，不必求懂”：依据普通大众的认知及一般“潜能开发”学者的研究，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是各有其成熟之时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幼童时的心智特色是善于记忆而不善于理解，故此时应让他多记诵有深度的文化素材，酝酿日久，待其长大，人生经验逐渐丰富，理解力自然成熟时，即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儿童本是乐于念诵乐于反复的，反复多次，即能背诵，常加复习，终身不忘，成为一生的文化资产。吾人今日每觉文言难读经典难解，其实并非文言经典之难，乃因自小不曾接触之故，所以为了不让下一代将来如同我辈之无能，理应自现在起让他“读经”。

7、认定“读经”的“德性教育”功能：教育学家都知道，所谓“道德”、“品行”、“性情”……等等重要的人格养成，原是不可“教”的，至少是不能用一般的知识教育的方式来教的。这种有关“德性”的成长，是在一种“陶治”、“熏习”、或者“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来的。当然，最好是有人，可以供给榜样，现身来做“身教”。不过，一般的家长老师，是不足以完全担当这种重任的。“读经教育”的教材中，往往是圣贤的嘉言懿行，美文美行，及早让儿童琅琅上口，濡染于心，等于“把圣贤请到家里当家教”，是一种极见功效的德性熏陶教育。面对现今社会的不良风尚，将提前具备免疫的能力。

观此理论，吾人可以发现其精神要点在于含弘广大融通兼摄，即认定东方与西方之不互相冲突，传统与现代之可以连续，文言与白话之应当并存；又期望知识与德行并重，个人见识与历史文化相通，而注意到儿童与成人是一有机的发展，在儿童期即应适时陶铸一生的人品学养之深厚根基，而不要错用了时下的文化及教育观念，障碍儿童无限的潜力。古人多认为“士人先要有器识，而后有学问”，以上的理想纵使不能人人一下子达成，但至少可以当成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基本“识见”，而其逐步的成就，便见人才的产生。若不从根本识见上培养国民理性的气度，则近七八十年来空有普及的高学历，却令人失望的国民素质表现，不在在可以作为吾人之警惕吗？笔者常说：“我们这一代被牺牲了，切勿再牺牲我们的下一代”。是有感而发的。

三、“读经”教学之实务

“读经教育”推广有成之其次的理由是：吾人提出的“读经”教学方法是非常简便的。如果成人要读经，是只要“想”读，立即可以开始，而无师自通的。如果是指导儿童读经，则更是简单方便，乃至于“人人可以当教师，家家可以当教室”。笔者曾从教材与教法两方面论其实务，略为

㈠教材方面：

要选出恰当的读经教材，其实是很简易的，只要遵守一个标准，即：选“最有价值”的书！整个人类各种长远传统中，所谓最有价值的，只不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部。你不必管它难或易，大部或短篇，也不必考虑它合不合现代，甚至不必分别东方或西方等等……。因为：

首先，“难不难”，是成人僵化了的标准。说“难”，是从“理解”方面看问题，则凡经典都难；因为文字难，义理更难。但从儿童的角度看，吾人也可说“不难”，因为儿童只要看懂注音，就可以自己念，甚至只要着跟念，或者只要别人念，不强求他一定会认字写字，他便无文字的难易问题；而儿童只要多听多念就会背，会背就好，不必强求理解，便无义理的难易问题。再说“大部和短篇”，根本都一样。小册背全部和大著背一半，都一样有用。如果读经时间长，更不必管大小长短，因为这本背完背那本，大著短章都全背到。

其次，对于“合不合现代”，也不必太过在意。因为经典中有“理”有“事”，如果说的是“理”，自是永恒的教训，无所谓现代不现代；如果说的是“事”，也是古人借事显理，读者正可以依事推理，则古事亦可今用。如此读书，方显手段，而可以培养出转化创造的能力。如果所读的书，都着眼于现买现卖的“快餐”之效，是代表一种心灵的腐败。当今的中国人不敢骂西方人读柏拉图，只敢骂中国人读孔子，便是轻浮的败家子心态。

此外，“东方西方”都有深远的典册，都值得一读再读反复背诵，理论上都可用同一心态取而读之。不过，各民族先把握自己的传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所以，读经教本的选择方向是很清楚的，在这一大方向中，个人又可随其见识喜好，而安排先后秩序。无论如何，只要所读的是“经”，便都大有功效，不必患得患失。

不过，如果有人要我提些建议，我的建议是：与其读国语教科书，不如读诵三字经弟子规一类蒙书，与其读蒙书，不如读千家诗，与其读千家诗，不如读唐诗宋词，与其读唐诗宋词，不如读古文文选，与其读文选，不如读诸子百家，与其读诸子百家，不如读十三经，要读十三经，则当从四书起，四书又以《论语》为先。《论语》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圣经，这是民族文化根本命脉所在！当然一本读完，可以再读另一本，乃至以上诸书全部背完。近几年，吾人所实验的读经班，一开始所选用给初学者的教材是《论语》、《老子》和唐诗。一是儒家之本，一是道家之源，一是公认的文学之宝。这三书之后，便是学庸、《庄子》、《孟子》、《诗经》和《易经》，然后又有古文、词曲和佛经。有不了解读经教育的人，质疑像《易经》那么难的书，儿童怎么能读？他不知道像《易经》这么难的书，正好只有儿童能“读”，而且背诵下来，终身受用。过了十三岁还不会背《易经》，这一辈子就很难在易学上成就了。其他有关意义深远的学问，也大概如此。[4]

[4]同注二之第六节。

㈡教法方面：

儿童读经的教学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找机会让他多接触，多念多背。只此一诀，别无他巧。

它的原始规模是：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念完一段了，再带一次或两次或多次。然后学生自己念一次，再念一次或两次或多次。然后全体一起念，部分人一起念，或个人念，你念，他念，再跟着念，再一齐念………总之，就是反复再反复的多念，最后是把那些内容背来。

这样的方式是人人都会教的，而且也是人人都学得来的。因为这里只有很多的念，而不讲解。谁讲解，谁就在浪费时间，因为儿童念多了，自然了解，而且了解得比老师好。现在忙于讲解，结果背得不够多，将来依旧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重蹈了我们八十年来的覆辙！

这么简单的教学法，如果采用有注音的教本，则只要读过小学一年级，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而教材的顺序，是按照第一页第二页这样教下去就好，不要挑剔。也不要在乎长短，因为短的可以连长，长的可以拆短。等到背熟了，儿童反而喜欢长篇。[5]

[5]同上之第七节。

四、推广“儿童读经”的方式：

虽然读经的教育方式在历史中已中断了将近八十年（在台湾则将近五十年，亦即国民政府所到之处即不读经），但由于人心对文化的渴望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要恢复“读经”的风气是顺理成章的，只要重新做观念的提醒，闻者必当奋然兴起。因此最近几年的推广活动最主要的工作是“观念的倡导”。由于是纯粹的民间的活动，更由于表面上是违反了近世的教育观念主流，所以倡导的工作就必须是埋头而切实，一点一滴，毫无精采可言。大概有下列数种管道：

㈠演讲：最常用的而且最有直接效力的方法是“演讲”，笔者曾立下心愿要在推广初期（起初是预定在国内推广到十万人，后来预定增加为一百万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愿意听讲，我就去。这六年半来，为读经问题讲了大约七百场演讲。[6]

㈡口传：听过演讲的人，尤其是开始教学的人，以及读经家庭的家长，便成为最热心的倡导者。有些有长期教学经验的教师或家长，渐渐也能在其家乡或其所属团体中出面演讲，拓展了倡导的空间与亲切度。

㈢文宣：如本人所写的《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所编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简介》、〈读经通讯〉以及所讲的倡导录音带录像带等相关的文宣资科，几乎全部均由社会热心公益文化人士所捐助，免费供应。六年多来，海内外已发行手册大约五十万册，简介三十万册，通讯二十一期（每期约三万份）。其他录音带录像带流传之处，便有人读经。[7]

㈣媒体报导：因“读经”活动从某方面看，甚具新闻价值，所以常有海内外媒体主动乐于报导，包括各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尤其近三年来，各县市相继主办嘉年华会式的“小状元会考”，更令人觉察到读经儿童的喜悦，读经老师的成就，以及读经家长的安心。或多或少也增进了倡导的功能，减轻了社会的疑虑。

[6]演讲场合最先是以小区或宗教团体为主，其后有许多个别小学邀请，其后渐次有全县市教师联合研习会方式，如八十七年间，中部五县市皆由教育局主办大型的巡回演讲会，每场平均大约有五百位教师，计十九场。并有热心人士捐赠学童读经教本《学庸论语》及《三字经》约五十万套，对台湾中部地区之读经风气大有帮助。

[7]台湾之文宣大体由读经推广中心发出，由全国电子专卖店所赞助，亦有少量之捐款印送。尚有由社会公益团体自行依式印发者，台湾大陆及海外皆有，均属免费。

五、儿童读经推广成长概况：

基本上儿童是喜欢这种“读经”的学习方式的，（至少不会比其他学习来得讨厌）但最好还是群体活动更有兴味，所以目前的读经教育除了某些家庭由家长单独教其子女之外，大部分是以“读经班”方式出现。“读经班方式”则有多样性，如

㈠家庭小区式：凡集合大楼公寓、街坊邻里、亲族朋友几个家庭便可开读经班。以客厅或大楼办公室为教室，家长固定或轮值当老师。

㈡安亲班式：在安亲课程中加上读经一目。

㈢宫庙寺院式：由宗教团体主办，大部分是为文化尽心，纯粹是一般经典教育，有少数参酌加入各别宗教的教典内容，均所欢迎。

㈣学校班级式：学校教师有意愿者，在其任教班级上或课外活动中利用课余时间以经典作为补充教材。

㈤学校全校式：愈来愈多的自校长至教师及家长有共识的学校，全校实施读经教育。

㈥全行政区式：或由于民间风气的渐次普及，从下而上的影响，或由于教育行政主管的主动倡导，有些县市大部分学童已开始接受读经教育。如澎湖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屏东有二分之一以上，南投有五分之三以上，而台中市彰化县亦接近二分之一的学童开始读经。八十八年度，台南县永康市，由于市长的参与提倡，全市幼儿园及小学生三万名全数读经。而在大陆，大规模的读经县市陆续出现，他们正期待一个“文化乡城”的来临。

由此可见读经教育开展的活泼性，而若从参与人数的增长比率来看，更可看出其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以下试列出逐年增长数量：

㈠1994年元月，成立读经推广中心[8]开始正式向社会推广。其时读经儿童约有一百名。

㈡1995年元月，约一千名。

㈢1996年元月，约一万名。

㈣1997年元月，约十万名。

㈤1998元月，约五十万名。

㈥1999年元月，约一百万名。（海外及大陆地区日渐加入）

㈦2000年元月，约三百万名。

若截至今日（2000年6月）则全世界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名儿童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正在接受读经教育。只台湾一地，超过一百万名。若以全台湾国小学童约二百万人计，超过一百万即是超过半数，则单从“量”方面说，将不得不对体制形成相当的影响力。

[8]“读经推广中心”在台北县中和市华山讲堂成立，是由“全国电子专卖店”全力赞助的。

六、读经的教育成效举隅：

读经教育是熔语文教育、品性陶冶、文化见识为一炉的简便方法，虽然其真正成效必须在二三十年甚至百年之后才能真正完全显现出来。然而在短期内，其实亦可多少看到成效，令人又惊又喜。但因为推广时间不长，大量的统计信息尚未建立，所以以下只举些实例，用当蠡测：

㈠语文程度的提升：兹举两例言之：其一是台北市士林区庄鸿宇小朋友自国小三年级读经，五年级即可看古典小说，除西游水浒等章回小说外，在半年内看完三十三册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五年级下学期读完司马光《资治通鉴》，六年级及暑假读完太史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中一年级点读《十三经注疏》。学校各科成绩平均优异，性情平和，多才多艺，不须补习，每晚九点以前就寝，三年级推甄上建中（可参考中国时报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浮世绘版之报导）。现在小学生读《资治通鉴》已渐渐成为风气，文言文将不再是国民的难题，胡适之的白话教育理论将受到严重的质疑。第二个例子是某寺院有十数名小沙弥课以读经（因恐打扰清修，不便公布其寺院名号），平均每日可背诵一千至两千字，两三年来，颇有几人已熟诵儒释道经典数十部，总计不下百万言，作文能为文言文，可望他日成法门龙象。这些人并不是特选出来的，人才所在多有，只要不践踏他，只要适当的给他养分，就这样轻易的培养出来。

㈡学习智能的整体提升：几乎所有老师或家长都发现其子弟读经两三个月之后，语文能力即有长足的进步。在语文能力强化之后，有了明显的学习迁移作用，其他功课如社会科、艺能科，甚至自然数学等，看起来相差很远的科目也都大有进步，此种例证成千上万俯拾即是不烦枚举。最足以令人欣慰的是，语文能力带动了阅读的兴趣，读经儿童几乎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的结果，更加开发了儿童的潜能，增进了他的学习效率，减少了他的功课压力，而老师及家长更能轻松的带领子弟上进。平常我们认为的“学习排挤”现象，在读经教育中不仅没有发生，相反的，因为读经而产生了“学习辅助”的结果，也就是说：读经花掉一些时间，不但不会造成其他课业的荒废，反而因为智能的提升，而使得各样学习都显得很容易，于是只费极少力气就学得比一般人好。而且读经用的时间越多，此种效应越加明显。

在此有一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似乎可以解决当前教育无力感的问题，包括教师工作繁忙、班级秩序失控、学生课业困难、师生互爱不足、亲师关系紧张等问题，均可轻易迎刃而解，我特别称之为“朱老师现象”：台中县大里市崇光国小有一位朱安邦老师三年前任教四年级，利用零碎时间，每天大约可挪出六十分钟实施读经教学，一年之后，学生自动要求老师不用上课，因为根本不用教，功课已经全会了（他们会偷写数学作业）。他自己戏称是最“混”的老师，因为来学校除与学生一起读经一起阅读外，简直无事可做，而其班上学生个个品学兼优，没有头痛学生。所有家长个个高枕无忧，只怕老师调班，孩子无经可读。所以四年下学期，家长联合上书给校长，要求不要拆班，朱老师于是带这班上五年级，再上六年级。三年之中，背诵的经典有：《论语》全文，《大学》《中庸》全文，《唐诗三百首》全文，《老子》全文，其他《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全文，以及《庄子》、《孟子》、《诗经》、《易经》、《古文观止》部分。所读的课外书，平均每人读了两千本，最多者高达三千五百多本。另外，又习听了无数的古典乐，背完了英语九百句型。学习能力之强，令人难以置信，而这班之班风，个个活泼，人人尽责，连小过都不会犯，何况大过？家长为了感念朱老师，在学生毕业之后，特别成立“毕业后家长委员会”，以支持朱老师。而这班毕业生上了国中之后，国中老师立即惊讶于这些学生的特出，于是也在国中实施读经教学。前期学生毕业了，本学年朱老师教三年级，去年九月一日开学，朱老师立即开始教读经，而且每天用两个半小时。九月二十一日集集大地震，其学校受损严重，休课两周后，学生在帐蓬中上课，这班学生立即进入读书状况，无所谓适应不良。也就是说短短二十天的时间，班级经营已经全部完成了。老师轻松自在，与小朋一起背书看书，无形中长进不小，真是所谓的“教学相长”。所以今年，朱老师投考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居然考了榜首！

这种教育，老师轻松、长进，儿童好学、快乐，家长安心、感激，而学生的素质的提高，马上在国中产生作用，无可怀疑的，对其高中大学生涯，乃至成人一生，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朱老师现象”，值得主掌国家教育者垂察深思！

㈢性情品德的涵养化育：儿童年记虽小，但也不纯然不懂，或者因为经典中一句两句的启发，或者由于整个读经氛围的感染，儿童或许在日常生活事件中有其特殊的应用表现，或许是从教师家长对儿童整体生活的观察中发现其气质的变化：孩子较懂事了，较有同理心了，较能体谅人了，较易沟通了，较柔软了，较主动了……这是任何一个读经班老师或家长都感受到的事，令人动容宽慰的事例，家家讲之不尽，实不用特别举例。兹随意举笔者所亲见数则以为例：一是北县永和一裘姓孩子，二年级，已读经一年，一日与同学有争，想到平日所读的《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即原谅了对方。又有一莫小朋友，四年级，读经一年，上学期末，老师发回班书时，因发现自己原来捐出的精装新书，被同学破坏得非常厉害，于是满腹怨气，久久不能释怀。回到家，还对母亲诉怨不已，这母亲平常时常陪儿子读经，忽然灵机一动，于是反问儿子说：孔子教他弟子言志，你知道子路的志向是什么吗？小朋友一听，立即会意，也不回答，便开怀大笑，连说：“我懂了！我懂了！妈妈，我不生气了！”，母子笑成一团，居然笑出了母亲的眼泪！那位母亲跟我说：“有了子路做榜样，从此，不怕儿子会学坏了。”

此外，读经教育对某些身心的疾病，亦似有治疗的效果，尤其是过动儿。依据各地读经班的经验，一般的过动儿，接受读经教育四至八周左右即可改善，此例极多，几已为读经班的“共识”。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新竹林益申先生的孩子，过动而且暴力，自幼儿园起，即是老师头痛，其他家长排斥的孩子，国小一年级，肇事不断，几乎被拒于校门之外。自从二年级读经后，明显改善，三年级以后，性格依然活泼，但所有行动都出于礼貌，而乐于助人。现在是五年级，已熟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唐诗三百首》、《诗经》、《易经》、及所有启蒙文章，擅长多种才艺，成为全校闻名的模范儿童。另有高雄左营地区的小区读经班，周凤生老师有一名脑性麻痹的学生，六岁，本来语言能力发展障碍，手眼不协调，动辄跌跤，时发癫痫，医药随身，不能自理生活。参加读经班半年，能背诵全篇《大学》之后，麻痹现象几乎完全解除，于是弃医药，从此不再癫痫，语言沟通能力与正常人无异，能上下楼梯，还能拿刀帮妈妈切菜。原来高雄长庚医院判定只能上启智班的孩子，现在上了一年级普通班，还当小老师。

这种“文化治疗”现象，或许可以用现代脑神经医学解释，吾人不是医学专家，不敢妄加说明。只是案例到处出现，如果班上或家庭有此症状儿童，似乎不必等到医学解释，也可建议取而应用，反正有益而无害。最近台北长庚医院有意作“躁动儿”的读经教学治疗实验，吾人盼其早日得到实验成果。

此种文化治疗工作，其实也可应用在学生的“行为辅导上”，不仅对儿童有效，可能对初中高中皆有效。甚至应用到监狱教育上，台北地方法院有一位监护人叶苾芬与一位名誉监护人李暐，即作此实验，对其所监护的受刑人施与读经教育，发现工作更形简易而效果更加良好，目前还继续实施中。

以上是个别的案例，如果从整体来看，则效果更加显著。如全班教学，则因个个儿童较能自我尽责，班级常规易于管理；如是全校教学，则训导人员自觉其工作量日渐减轻，这都是历历有征的。（台中县光隆国小训导主任感慨地说：“自从全校读经以后，学校的玫瑰花又开了！”）又如笔者深刻的记得，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参加了在台南孔庙举办的一场嘉年华会式的“小壮元会考”活动，三百五十名儿童来自南部五县市，这批乌合之众，加上陪考家长，总人数超过一千人，活动从早到晚，而结束后，孔庙中未曾发现一片纸屑垃圾，带活动之救国团人员亦对儿童秩序之良好叹为观止。其后类似活动甚多，莫不如此。甚至一九九九年间，彰化县在美和国中举办“小状元会考”，参加儿童高达三千人，合计家长，超过一万人，次序依然井井有条，环境依然完好如初，主办者皆以为读经儿童与读经家庭之家长，平素文化陶养所致。

七、读经教育可能的外围扩充及其效应：

在儿童读经渐次展现其教育的功能以证实读经教育理论之后，以读经教育的原理应可应用于其他领域，而开拓其影响范围，以下即是近年来逐渐成形的几个应用方面：

从施教的对象上说，有

㈠婴幼儿读经：婴儿（一至二岁）幼儿（三至五岁）读经可以开发其潜能，如增进记忆力，集中注意力等。最明显的是提早认字，有些幼儿园小班（三岁）开始读经，至中班时，即能开始阅读。[9]

㈡青少年读经：根据读经理论，自小不读，忽然人到国中，几乎已经莫有办法，但还是有若干国中高中为学生之智慧与品德教育而施行读经教学，亦见相当功效。[10]

㈢成人识字班读经：政府利用小学教室及教师推动成人的识字教育，长久以来，都采用白话文，近来澎湖有东卫国小、竹湾国小等因儿童读经的启示，也参酌教以三字经、昔时贤文等蒙学教材，并及于古文、论语等，或拍板按节，或配以弦歌，令受教之老伯阿婆兴致盎然喜形于色，而认字效果更佳。

㈣父母老师读经；因为陪子女学生读经，身为父母教师者也多少接受了经典之熏染，许多人表示自从陪孩子读经以后读书兴致渐渐恢复，性情涵养也有所长进。又因与子弟有优雅的共通语言，无形中和乐了家庭，增进了师生关系。读经家长及老师并很容易因默默中文化的相通相系相结交，形成朋友圈或发挥小区的守望相助功能。

㈤青少年受刑人读经：由于前法务部廖正毫部长认识到犯罪的最深根源来自于国民文化教养的不足，经受刑人辅导专家净耀法师的建议，认同于读经的“狱教功能”，下令自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起，对全省八千多名青少年受刑人在各监所同时实施读经教育，每日至少一小时，成效良好。将来可能推广到成人监狱中。

从科目上说，今正随儿童读经之推广而带起作用：

㈠美育“读经”：亦即鼓励家长老师给孩子多听“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音乐，多看“最好的最有价值的”美术作品，以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其气质。

㈡“一日一书运动”：当儿童读经三五个月，语文能力大幅提高之后，鼓励儿童多阅读，一方面增进其知识，一方面养成其读书习惯，不出十年，社会的读书风气自然酝酿成熟。上文所举朱老师现象，即是例证。而据报导，如今新任教育部曾志朗部长将提倡儿童阅读教育，立意自佳，但笔者以为如不事先周详规划防范，此一美意极易造成扭曲，形成后患。造成扭曲者如：增加老师、儿童及家长的负荷；形成祸患者如：如果所造就的人是“徒有知识技艺，而无智慧品德”，则是相当可怕的事。而如何避免扭曲？应只鼓励“阅读”，而不逼迫写“心得”（详情另文讨论）。如何减轻后患的可能？如果同时注重读经，以读经为主，以阅读为辅，则心性涵养与学问同时俱进，方可长养全方位的人格。

㈢“儿童英文读经”：台湾教育努力施行英语教育，学生学得很痛苦而国人依然多数是英语盲，这可能是因为在教学观念上即发生错误所致，果真如是的话，那是全盘性的失败，而非个别性问题。有鉴于人类的辨音能力、模仿能力、语言天赋、和记忆能力的发展都在幼小时期，而“辨音”和“记忆”又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善加利用儿童精细的辨音仿音能力和强大的记忆能力，把将来必须学的语文趁早在其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强记重要句型及经典作品，当甚有益于学习的成功。例如英语的教学，让国小以下的儿童背诵英语世界中一辈子所须的句形（约一千至一千五百句）与英语世界中重要的作品数十百篇，应不是难事。而一种语文的基础就成形了。[11]至于要学多种语文，方法也是一样的。

[9]如台北市天喜幼儿园、台中县乌日童话幼儿园、彰化中华幼儿园等，皆有实例。

[10]如台北市薇阁中小学、台中市明道国中、高雄市树德高商等。

[11]今有台中县大里崇光国小朱老师实验一年半，儿童大部分能一口气连续背诵英语九百句型全文。台中台北都有读经班兼教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及圣经四福音书，幼儿园儿童也能琅琅上口。

八、“台湾读经运动”的展望：

不管从发生的时间上看，或者从吾人对整个“读经教育”的期望看，“台湾的读经运动”应该还算是初起阶段，而从可预见的将来，吾人可以看到读经的前景可能是：

㈠成立相关的学会或基金会，使推广活动更具客观性永续 性。

㈡组织训练各地方性的“读经教学辅导团”，使推广更普及化深层化。

㈢促请政府将读经教学编入课程纳入体制。[12]

㈣成立“读经实验小学”及“读经实验幼儿园”，作较为集中而长期的以读经为主题的教学实验，以其成果作为理论改善或实践推广的依据。

㈤与学术各界合作，进行相关研究：如读经在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中意义的探讨。又如读经教育在医学（文化治疗）上可能的意义。[13]

㈥以台湾的经验与成效推广到华侨社会及大陆，达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读经”之情况：目前，华侨社会如东南亚美加地区已有多数的读经班，而大陆地区已在三年前开始起步，且求“经”若渴，发展出奇迅速，在深圳、厦门、泉州、彰州、福州、温州、杭州、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曲阜、桂林、成都、太原、武汉甚至黑龙江、内蒙、青海、甘肃、贵州等地都有读经现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由教育学院教授带领研究生在当地小学及幼儿园做现代化的实验教学及统计，一年之内，所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令研究人员感到“出乎意科”“不可置信”。现正打算向世界教育界宣布其实验成果，并且将向全国推介，预计两三年内将会有数百万至数千万儿童开始读经。[14]总之，吾人希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读经”，而且读经风气长继不断。中国人可以因此普遍涵养出泱泱的君子风范，而中国这个国家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礼义之邦”，与世界各民族“讲信修睦”，以迎接下一个新的世纪。

[12]有关纳入体制，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深有疑虑，盖恐落于形式而僵化也。笔者则以为姑存告朔饩羊亦无不可。

[13]近年读经教育渐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如花莲师院研究生王怡芳，以读经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台南师院教授林登顺，以读经教育实验获国科会研究补助。南华大学教育社会研究所翟本瑞教授，亦由国科会补助，带领研究生群做读经教育理论与实务相关的探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与学生群，以一年时间，就一千多名城乡学生做读经实验。各方研究结论，其数据均为极正向反应。至于医学实验方面，吾人甚希望与长庚医院合作，就读经对“儿童躁动”治疗之成效，做科学性的观察实验。因为在读经教学经验中，确有不少治愈实例。

[14]大陆读经的推广是由一九九五年化育基金会补助四川地区成立读经班开始，笔者一九九六年到海南岛，一九九七年到上海演讲后，则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希望工程学校”及北京地区有计划性的推广，一九九七年起由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南怀瑾先生主持）在各地推广，影响尤大。是年，我应邀到天津、上海、北京、武汉、深圳、巡回演讲，一九九九年，到四川成都、重庆，二○○○年，我又到深圳、厦门、福州、温州、江阴、南京、徐州、曲阜、济南、北京、内蒙、西安、咸阳、渭南、成都、宜宾、德阳、桂州、玉林、南宁、柳州、等地推广。各地反应热烈，可以感到人心并未全泯，文化希望犹在的气息。大陆及海外地区也出版多种的“儿童经典导读”课本，都是简体字。我建议在每页之下，特别列出“繁简对照表”，期待顺着大陆“写简识繁”的熏习，可以让大陆儿童将来也能顺利阅读“正体字”。至于海外读经的推广，是透过国内的亲友辗转介绍而开始读经教育的。其实，除了一些有政治偏狭意识的人之外，身处异邦的人，往往反而更能切身地感受到自已文化传统的价值。一九九六年以前，我就曾到香港新加坡演讲，一九九八年，又到美国，在加州、迈阿密、珊瑚泉、奥兰多、亚特兰大、休斯敦、纽滭西、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地推广，一九九八年及二000年，先后到马来西亚的沙巴、吉隆坡、巴生、芙蓉、新山、槟城、亚罗斯打、劳勿、马六甲、怡宝、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地演讲。所到之处，就有人开始读经，尤其马来西亚华侨的感受最为深刻，推广得最为用心，其华裔读经的普及率将超过台湾。我并劝马来西亚华人也要读马来文经典之作，以扩增文化涵量，并且消弭种族之间隙。毕竟经典就是经典，智慧就是智慧，是无时空无国界而超种族的。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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