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读经的教养与德育功能

一、前言

近几十年来，社会在某些方面的长进，是值得喝采的。但，我们是不是只能如此？我们能不能再更好一些？想要更好，首先必须提高国民的总体素质，要提升素质，则主要是靠教育。我们的社会须要更多更好的人才，我们的国民道德质量更须要大幅的提升。所以当前的教育大问题是：第一，有关德行教育问题；第二，有关一般智能教育的成效问题。（其实这两项也是永恒的教育问题。）

首先说德行教育问题。当前的德行教育成效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事。且不说宪政乱象，不说国会打架，不说震灾善款流向不明，不说官商黑金勾结……。如果过母亲节前夕所作的社会调查，竟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母亲抱怨她活在恐惧痛苦之中；而每年六月，温馨的骊歌乍响，国中高中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里，校园内外必须加派警力，以防毕业生破坏公物打杀老师；如果寒暑假不是青少年优游长进的机会，而是无聊学坏刑案剧增的时刻；则大家都感觉到：台湾社会一定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有病并不见得可怕，因为病是可以治的。真正可怕的是一再误诊，药方罔效，眼看着病情日益沉重，而群医束手；甚至所下的药，正好加重其病情，以至于愈治愈病，这是一场一害就是八十几年的大病！这场病我们称之为“文化之病”——人心败坏的文化之病。如今台湾社会所极端欠缺的已不是知识，不是经济，而是“文化教养”。经济再发达知识再普及，如果缺乏了文化教养，人心败坏，则所有其他的成就，也将遭受吞噬。前行政院长孙运浚先生在患病退休后，屡次悔恨他主政当时只注意经济的建设，以为经济先建设起来，然后才做文化建设还来得及，没想到自己却来不及做，看到日益混乱的社会，他相当的自责，引以为终身遗憾，他常常提起这个一生已经弥补不了的遗憾，似乎有意教后起者注意这个问题。可惜的是，我们眼看着诸多后继者，不但没能继成其善愿，可能连这种见识也没有了。

本来，要治文化之病，要给社会带来和祥，是很容易的，因为人之本性依然善良，百姓更是望治心切。只要知道病从那里来，就往那里治就好了。然而病从那里来，其实是很清楚的：有关文化人心的病，不是先天的，乃是来自教育营养的贫乏！我们的教育根本上缺乏了文化的内涵！长期的缺乏！这是造成国民的文化教养严重不足的主因。而教育当局长期以来并不往这里思考，不从这里解决问题。社会上发生严重问题了，责备到教育头上来，教育当局就举行全国青少年学生法律常识考试，但，众所周知这不是根治的举措，因为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据考后统计，考高分的是常犯法的学生）。校园本身发生严重问题了，教育当局就增设心理辅导老师，但众所周知，这是费力多而收功少的办法，因为主要问题也不在这里。甚至当今教育的切要问题，不在升学管道如何多元，不在聘任评议制度如何公平，也不在大班变成小班，更不在合科教学，不在九年一贯或十二年义务……当然，这些也都有意义，但如果社会人心不正，青少年凶狠如常，以上这些只是制度的变动，量上的变动，到底能带给教育多少实质的内涵上的进步，提升多少国民的总体素质，是很可疑的。

笔者以为，当前教育的急切问题在于：如何提升国民的文化教养！有了高度的文化素质，这些社会乱象皆可得到根源的解消，而各种的教育改革方案，也才有正面的成效（比如：人心不正，则新的评议制度不见得更能选才适任，小班教学不见得能教出更健全的人格）。而要提升教育的文化功能，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即：给予有文化内涵的教育！而且给予有深度文化内涵的教育，除此之外，别无良方！文化，本是人心之所呈现，理性之所结晶，因此，文化教育本是最合乎人性的教育，有关文化的学习，本是令人喜悦的，而给出文化教育，更是非常简易的。所以，文化教育是一种教者与学者都尽其性分顺理成章的教育，遗丧了文化教育，是教育最大的悲哀。然而，在当前教育体制多元要求之下，如何多给出文化教育呢？在此教育资源日渐困难的时候，应有一种适当的“文化教育规划”，首先，教材要容易取得，随处皆有；其次，教法要非常简易，人人可教，不必另外训练教师；又其次，花费的金钱、时间都要最少；而最后，又要有长期而深远的教学效果，一举可以截断浊流，培养众多泱泱之国民，堂堂之君子，进而为国家为世界造就有德有术之人才。我称这种教育为“读经教育”，更切中的名称是“儿童读经教育”。

其次再说一般智能的教育成效问题，笔者总觉得可怜的事是：整个社会的孩子从小早出晚归，补习不断，这样子学到了高中大学毕业，依然是一个不见得“成熟而有能力”的人。难道一个人真的须花那么多时间精神，才可以学到那么一点知识技能吗？何况有些学生在国中高中就因为学习的痛苦而放弃学习，而成为教育的不治之癌，成为社会不定时的炸弹。难道学习真的那么艰苦的吗？而堂堂教育部只不过想要“把学生带上来”，真的就觉得那么沉重吗？我们其实很可能把教学做得非常简单而有效，老师轻松教，学生快乐学，而学习成效远远超过当前的教育。只因为我们把握到儿童学习的基本天性，以及不要白白耗费他的学习关键期，就可以事半功倍。因为教育的合理性，我们其实很轻易地就可以培养出人才。纵使不可能人人是大才，也要培养出大部分的有志气，有见识有学养的可用之才。这本是很容易的事，我称这种教育为“读经教育”，更切中的名称是“儿童读经教育”。

二、“读经教育”之今昔

“读经”教学之实录至少可以溯自孔子庭训“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乎？不学礼，无以立。”史记称孔子删诗书、订礼乐、系易、作春秋，孔子当亦以此数书教授，自是以来，历代名师宿儒大学问家大文章家，莫不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读经”，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养才的主轴，有清之末，虽有规仿西洋学制之学堂，犹自蒙学堂小学堂至大学堂（四、五岁至二十五岁）皆开列“读经”一科。直至民国元年，“读经”课程才被国民政府所废止，随着政府教育体制的日渐强化，“读经”这种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教育主轴则日渐销亡，如今甚至大部分国民已不知“读经”一词为何事，往往以为“诵佛经乎”？“查圣经乎”？原来佛教基督教的经教饩羊犹存，而中国基本的文化教养方式早已名实俱亡了。

或许由于文化剥极必复的自觉，或许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已严重到令人不得不重新反省教育功能的地步，台湾的“读经”教育理念的推广，短期之内即受到热列的响应，进展快速，渐次形成一具普及力的活动，若持续这种发展，势将在短期内强力冲激台湾的教育观念，大幅改造台湾教育的质量，预计不出十年，即可对少年犯罪、国中高中校园问题产生有效的治本功能，一二十年之后且将对人心败德、政治乱象有所斧底抽薪的矫治效果，远程而看，乃是一为民族历史文化之传承与重建的浩大奠基工程。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特称此一现象为“读经运动”。以下即依笔者亲自提倡参与的实际经验，对此一“当代台湾运动”之概况做一简略之说明：

三、“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

读经教育推广之所以有效，笔者以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之合理合情适切动人，因其所持的文化信念是亲切而开放的，其志愿是温厚而恢宏的，一改五四以来的偏执狭隘，而给中国文化的长养发展重新带来无限的生机。至于其教育观念，则顺乎自然合乎天性，可以修正当前唯科技主义对教育的扭曲残害，而使 “记忆力”与“理解力”的潜能都顺理成章地得到充分的开发，使科技知能与人文教养在同一生命中有着平衡的发展。笔者在一九九四年推广之初，曾归纳出若干“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可见其概。兹重新整理其基本信念如下：

1、认定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提出“全盘化西论”：亦即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智慧遗产，凡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应加以尊重，加以保存，加以学习并且相信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可以互相成全。每一民族最少应尽自我文化的传承之责，先以自我文化陶育出自我生命的深度，而后才足以谈吸收融会他人的文化。所以中国人此时应效法古人吸收佛教的气魄，全盘“化西”。（“化西”，不同于“西化”。“西化”是把自己变成西方；“化西”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西方“消化”进来，充实自我的生命内蕴。“西化”，只是不负责任的奴性的依附，“化西”是自我作主的勇敢的尽责。）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位在“儒、释、道、西”四家的融通互利的追求上。以造福民族后世，并贡献于全人类。

2、认定经典在文化传承上的重大意义：不管要承继自我传统或要吸收外来文化的方便法门，便是直接从各民族的“经典之作”中去汲取其民族的文化源头活水。尤其中国的经典，不论儒、释、道，都具有开朗涵宏的气象，读中国经典，当有助于开拓一个人的心胸志趣，培养一个人的敦厚好学精神。此外，中国人若想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最好多从其经典作品之研读入手，就像中国古人吸收佛教，极为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乃能成功。近世以来的中国西化论者, 甚至未尝鼓励国人研读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天主基督圣典，便可见西化论者的浅陋，并可预测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之将止于皮毛，而无法从心灵底层取得真实的扩充与改造。所以吸收了将近百年，而民主与科学，依然未能有本有源的植根于本土，纵使只说“西化”，亦未见真正的成功。

3、认定文言与白话的兼容性，而且“文言文”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功能有其不可替代性：举凡经、史、子、集，一切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文献，都是文言文，所以不能读文言文，就几乎等于不能读中国书，而不能读中国书，几乎等于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老中青三代经过偏重白话文的教育结果，几乎普遍不能读文言文，已然造成了文化的严重断层。所以恢复国民对文言文的解读能力，是民族自我寻根的第一步。而 “经典”正是最佳的教材，因为“经典”本身就是最优美的文言文范本，而经典又是人文理想的荟萃，并且是民族智慧的源头。所以“读经”同时具有增进语文能力、培育人文教养、认识民族智慧的三种功能。

4、认定“文言文”之易教易学性：虽然心理学家对人类学得语文的能力犹未完全明白，但在此并不须等待心理学家的建议，人类是很自然而方便地一直在做复杂的语文学习。依照广大群众的生活经验，人人都知道凡是语文，只要不错过教学的适当时机，都是易教易学的。因为语文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多接触，由大量长久的接触中自然培养出语文的亲和力与敏感度。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文言文，本是很容易的，只由于民国以来，在教育制度中有意的剥夺了国民接触的机会，造成国民终身的遗憾。

5、认定儿童是“读经”最适当的年龄。因为语言的学习是愈早愈好，文化的熏陶也愈早愈有其潜移默化之功。所以及早让儿童接触经典，对其一生的人格智慧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因此当前台湾的“读经”推广活动是以儿童为主的。

6、建议儿童的“读经”的特色是“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依据普通大众的认知及一般“潜能开发”学者的研究，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是各有其成熟之时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幼童时的心智特色是善于记忆而不善于理解，故此时应让他多记诵有深度的文化素材，酝酿日久，待其长大，人生经验逐渐丰富，理解力自然成熟时，即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儿童本是乐于念诵乐于反复的，反复多次，即能背诵，常加复习，终身不忘，成为一生的文化资产。吾人今日每觉文言难读经典难解，其实并非文言经典之难，乃因自小不曾接触之故，所以为了不让下一代将来如同我辈之无能，理应自现在起让他“读经”。

观此理论，吾人可以发现其精神要点在于含弘广大融通兼摄，即认定东方与西方之不互相冲突，传统与现代之可以连续，文言与白话之应当并存；又期望知识与德行并重，个人见识与历史文化相通，而注意到儿童与成人是一有机的发展，在儿童期即应适时陶铸一生的人品学养之深厚根基，而不要错用了时下的文化及教育观念，障碍儿童无限的潜力。古人多认为“士人先要有器识，而后有学问”，以上的理想纵使不能人人一下子达成，但至少可以当成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基本“识见”，而其逐步的成就，便见人才的产生。若不从根本识见上培养国民理性的气度，则近七八十年来空有普及的高学历却令人失望的国民素质表现，不在在可以作为吾人之警惕吗？笔者常说：“我们这一代被牺牲了，切勿再牺牲我们的下一代。”是有感而发的。

十余年来，读经教育，几乎完全是由民间主动推广。而凡参与推广或教学者，不论家长或老师，都在三五个月之内，即感受到接受读经教育的儿童，在学习能力的提升和性情涵养上的变化。这些老师和家长常怀着期待之情，希望把这些读经的成果奉献给政府，毕竟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如果读经教育能纳入体制，其功效必更加显著，嘉惠全国子弟。纵使不说纳入整个国家体制，若一县一市，甚至一乡一村，能全面鼓舞实施，则默默中化民成俗，亦有提升一方文化质量之功，此种殷切盼望之情，酝蓄已久，唯在谋国爱民者之取择也。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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