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自认其学，只是一句“先立其大”（本孟子语）。牟先生亦说象山之学，只是：
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①
如此看来，象山心学，真是简易、直截。然而若要论述象山学，却又甚难。因为象山没有分解，他的分解，孟子早做过了。象山尝云：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既已“十字打开”，系统架构自然显立，便无须再做分解。故牟先生说象山是“非分解的性格”，是第二层序上的学问（与“分解地立义”之为第一层序者不同）。他只是根据孟子而讲实学，以抒发他的实感实见，而归于实理实事之践履。
象山对当时的士习与学风，曾有两句极其中肯的话：“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之蔽，在于意见。”从物欲意见的风习中，透出文化真生命，真精神，以拯救知识分子拘蔽而又虚浮的心灵，是即象山平生志业的中心点。而象山学的基本纲维，亦正是从这个中心点而挺显出来。约而言之，可得三端：一是辨志、辨义利；二是复其本心，先立其大；三是心即理，心同理同。本节先说辨志、辨义利。
一、辨志
志，是行为发动的根源所在。辨志，就是要遮拨物欲、挥斥意见，使世俗的名衔、地位、官爵、权势，皆攀缘不上；使是非善恶、正邪诚伪，皆昭然朗现；使人不能不在这根源究竟之地，作一真正的抉择，以决定自己做人的方向途径。此便是象山教人的霹雳手段。
但辨志亦要有个标准，而利己或利人即是从道德意识中显发出的、简明直接的准衡。利己，即是私、即是利；利人，即是公、即是义。此即象山所谓“义利之辨”“公私之辨”。象山有言：②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了。
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科名、知识、权爵、富贵，皆是物。“附物”者只是依他力，只是气焰薰炙。唯立志者方能持守自立，而有堂堂地做人的精神气概。人首先必须自觉地做个人，有此自觉，即有道德意识之醒豁，以分辨公私、义利。语录有云：
先生尝云：“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何言？乃对曰：辨志。复问：何所辨？曰：义利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陈正己自槐堂归，人问陆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谆谆然只言辨
志。
首尾一月，言不离辨志，可见象山不是据“书”而讲学，而是以“人”来讲学。他讲的是“人学”，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知识性的学问）。若与生命不相干，安得为正学，安得为圣贤学问。
二、义利（公私）之辨
象山讲义利之辨，讲得最恳切精到的，是他应朱子之邀，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兹节录其讲义于后：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君子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也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郷（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下略）
据年谱记载，当时天气微寒，朱子听了，而汗出挥扇，还有人感动流泪的。讲毕，朱子离席言日：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乃复请笔之于书，后又刻之于石，朱子特为作跋，有云：
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疾，盖听者莫不动心焉。
又与杨道夫云：
曾见陆子静义利之说否？曰：未也。曰：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如云，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
象山自己曾说讲义文字发明精神不尽，当时说得来痛快。可惜象山口说的言词，如今已无由知闻了。
① 见牟宗三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第一章。
② 以下所引录，皆见象山语录与书信，不烦一一作注。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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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