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真理想与假理想——答季珊蓉问(节录)

时间:2015年12月8日

地点:文礼书院

注:提问者季珊蓉(Sandra Gilgan),为德国波恩大学博士生,以读经教育为博士论文主题。

 

一、教育哲学

 

希望你做研究,除了报告你所做的实地调查结果之外,还能用“教育哲学”的眼光对你所做的调查做个批判,这样才更有价值。几个月前,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学者来访,她就直接用《王财贵儿童读经教育研究》做题目。她不是就着教学的实况做观察,而是收集归纳我的读经理论,整理成一个系统。但她所做主要还是现有的理论归纳,没有上升到读经教育对整个现有教育理论的批判,也就是还没有上升到“教育哲学”的高度,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够除了做整理之外,还做批判,这样才更有深度,而且才可能促动世界教育潮流的反省。

 

全世界首先以“教育哲学”为名出书的,是杜威,后来,“教育哲学”的书就很泛滥,但并不一定有“哲学”的高度,希望将来会有,尤其能注意到读经教育与杜威式教育在哲学层次上的比较。因为对中国来讲,读经教育是反五四的;对世界来讲,读经教育是反杜威的。如果有人能够来做评判,到底是五四的教育比较对,还是读经教育比较对;到底是杜威的教育比较对,还是读经教育比较对。但所谓的对不对,有两种分辨法,因为说到“关系”,有左右关系和上下关系;就是有并列关系和隶属关系,也就是有横面关系和垂直关系,也可以说有广度关系和深度关系;用哲学术语来讲,就是有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用思考的模式说,这是平面的思考和立体的思考的区别。如果并列关系,两边可能都有价值,所以对将来的教育改革怎么办呢,可以各取它们的长处,去掉它们的短处,这样就比较完整了。但是如果这两者的关系是上下关系呢,就要看谁比较高明,谁包含谁了。假如杜威的教育是高明的,杜威教育超越读经教育,我们只要依照杜威的教育,读经教育可以不说了。因为如果了解了杜威的教育,则读经教育已经被包含在其中,读经教育只不过是对杜威的某一方面加以更精细的处理而已,对杜威的教育并没有增益什么可贵的内容。换过来说,如果读经教育可以包含杜威教育,那杜威教育也就不必说了,只要把读经教育做好,就已经把杜威的理想全部实现,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部份。这样,读经教育不只可以代替杜威教育,而且可以让杜威教育更上一层。更上一层的意思就是更接近人性,更接近教育的本质。

 

二、平面与立体思考

 

一般人都只有平面的思考,很少人用立体的模式去思考,很少人有层次感,也就是说很少人有价值感。大部分看了两方面的内容,或许可以知道哪些内容跟哪些内容不同,但是面对这些不同,他不知道是平列的不同,还是上下的不同。而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学问最重要训练,就是要能分辨上下的不同。要发现平列的不同很容易,只要用点功,都知道,但上下的不同,不止是用功所能辨别的,还要有一种特别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可以说是一种“智慧”。

 

三、有其理必有其事

 

如何判断我们应该不应该做读经教育?我们可以直接从理论着手,把理论想清楚了,便可以评判。不过,有其理必有其事,如果理论是对的,实践起来也必有相当的效应,这是可预期的。但也应该从现实的成效做考察,才能证实道理的可靠性。最忌讳的是有人一听到读经就支持而且支持到底,有人一听到读经就反对而且反对到底。一听到就支持的人,或许他们是有智慧的先见之明的,但最好自己去实践或去观察,才好自信。而一听到就反对的人,往往既没有思考过,也没有真的实地考察过,他只是这么一听,和他的“成见”不一样,就开始反对。其实,公理自在人心,如果他能多些实地的考察,多去读经的学堂看看,看那些堂主老师家长学生的表现,或许因为现实的表现对他的成见会有所冲击,可以让他渐渐悟出道理。所以我一面鼓励人多了解读经理论,一面也鼓励人要从现实上考察。不过,最好还是先有理论做基础,才去考察,才看得更清楚。

 

所以要用什么眼光去看,去考察,说起来也不容易。我看过很多学堂——全世界大概是我看得最多了。我看的眼光跟一般人不一样,可以说一般人是带着有色眼光去看的,就是带着他的“成见”、他的“习性”去看,这样便看不出名堂。而我呢,我也是带着有色眼光去看,不过,我带的是“教育哲学”的眼光,这样便可以看出名堂。那我的教育哲学跟杜威不一样,杜威是以“现实世界”为基准来建构他的教育学说,他先承认现实的世界,然后他要教人来适合现实世界,我对教育理念建立的基准不一样,我的教育目的是要教出一个有理想的人,让一个人来适合理想的世界,不是教一个人去适应现实世界。不过,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杜威的学说,因为一般人的人生观只想应付现实,而孩子也很快就能学到适应社会的机巧。

 

四、从人性出发的“真理想”

 

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接受我的想法,因为我的想法初听起来好像跟社会会断了线,教出来的学生恐怕不能适应社会,而且我这种想法也有危险性——如果那个“理想”是错的,很难被检查出来。适应现实世界,就是活得比较顺利,比较风光,这大家都看得到。而追求理想,什么是“真”的理想?是不容易被把握的。比如古代的柏拉图,比如近代的某些思想家,他们都有“理想国”的设计,因为富有“理想性”,所以会激起许多“有志之士”的热血,但如果那“理想”那是错的,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如何有理想而不危险,这是一个很难的学问。现实是比较容易走的,但是走现实的路,其实也是危险的,它的危险是一个人功利了,现实化了,他的“灵性”会渐渐丧失,这就是美国一百年来的写照。现在的美国就是杜威哲学所教导出来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是杜威哲学教出来的。

 

现实很迷人的,欧洲也被美国击垮了,全世界几乎都美国化了。本来欧洲还维持自己的骄傲,现在不敢骄傲了,当然中国是更糟糕的。现在我就想在中国开创出一条既有理想而又能照顾现实的教育之道,也就是要富强有富强,但不会破坏环境而富强,不会欺负别的国家而富强。要教出这种人生态度,教出这种人格,如果世界上有这种人格的人多了,世界就会比较和平。中国这样的人格多了,世界也比较不必害怕中国的强大。要不然,如果像以前的历史,哪一国强大就欺负别人,十八世纪西班牙欺负全世界,十九世纪英国欺负全世界,二十世纪美国欺负全世界。西班牙强盛了一百年,占领了很多地方;英国强盛一百年,也占领了很多地方;美国现在强盛一百年,他没有去占领别人的土地,但是他更聪明,他用思想和经济控制全世界,这更糟糕。所以三百年来世界越来越富有,科技越来越发达,但人生并不见得更幸福,国际之间可能更紧张。二十一世纪如果是中国的世纪,应该要用不同的方式来领导世界,而且是永远的领导——因为不是以中国的私心来领导,所以领导等于不领导,不领导,才能永远地领导。我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类永远和平,这就要让人类普遍有心灵的觉悟,用康德的话来讲就是要理性化,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要仁义化,教育就是要培养仁义的人,培养君子。理性化、仁义化——理性不是某一个人特有的理性,仁义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有的仁义,而是出之于人性自身的愿望,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这种从人性出发的共同理想,才是“真理想”。

 

五、真理想必合乎人性

 

如果理想是自己想一套,不合人性,就是空的一套,象柏拉图和近代的某些思想家也都好像是有“理想”的人,但他们的“理想”并不是从人性的本真出发,是自己想的一套,而想把人类都收在他们所造的框框里,那理想便是空的,所以会产生危险。要象孔子的理想,是从人性出发的,又说:“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既有本源,又能大方,才不会危险。所谓合乎人性,也可以用另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这个理想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客观的就是不止他这样想,人人都这样想,这样的理想就是客观、普遍的,而客观普遍的,就是必然的,也就是人人非这样想不可的。这种客观普遍而必然的理想,当然不可能是谁来“规定”的,而是立基于人人的共感共知上。

 

这样说来,所谓“理想”不是一般人都可了解了吗?但怎么大家都自以为不了解呢?其实不是不了解,而是了解了,却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做,所以反过来说所谓“理想”只不过是“空想”。这样来安慰自己的不努力。比如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对人诚恳,这不是一个做人的“理想”吗?这不是很客观、很普遍,又很明白而必然的道理吗?但为何还会有许多人说理想是不现实的,说有理想的人是脱离社会的?因为大家虽然明明知道这做人的道理,就是不愿意去做,他不愿帮助别人,不愿诚恳。不过,即使大部份的人都不愿助人,不愿诚恳,但道理之所以为道理,还是客观普遍必然而明白的。儒家就从这里立其学问的根基,所以儒家所提出的理想真的非常平常,每个人都能了解,每个人都知道这样是对的,是好的,只要人人这样做,就好了。这就是真理想,没有危险的理想。

 

我们说美国丧失了理想,尤其是从杜威开始,丧失了真理想,而去追求假的“目的”,也就是追求现实的成就。所以如果让美国继续领领世界下去,会把人类推向危险。像有些思想家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让大家都不要有私有财产,认为这样大家就不会争夺,天下就会大同,大家就能过太平的日子。结果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人性的真实,他只看到人性的黑暗面——私心、利益、斗争,把人看成是没有灵性的存在,从黑暗面来建立哲学,那只能引发人性的黑暗。所以他的所谓“理想”推行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黑暗的世界。孔子的理想也是大同世界,“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大家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只付出,不占有。有些思想家不也是这样想的吗?大家都尽力地劳动,劳动就产生价值,但财产不私有,于是都不会抢夺,于是社会的财富就用不完,这岂不是一个富足的大同世界吗?但是这两种大同世界一个是真理想,一个是假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大同世界是从人人都要有道德说起的,所谓“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所以能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以能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每个人都努力工作,但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是每个人都不会去贪求,都不会去占为私有。近代某些思想家不也是这样讲吗?中国前几十年不就曾经要表现这种绝对理想吗?大家一天到晚拼命工作,但每个人都只吃一点面包,这不是很好的人间社会景象吗?结果,垮台了,饿死了许多人,因为那理想是假的。如果是真正的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人人都真的喜欢付出,真的不会去贪求,因为他们有道德。所以孔子的大同理想是从道德教育开始,如果每个人都有德了,以德相往来,这个世界就大同了。我们现在先不说整个世界或一个国家的大同,就说两个朋友之间,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会互相伤害,这两个人的相处就是一个大同世界了。有些思想家讲阶级利益,不讲人生道德,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物”,人都是受经济控制,为经济而活的。他们的哲学里没有人性,只有物性,只有经济性,没有道德性。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大方,尽力劳动而不自私呢?所以他的理想是空的假的。那为什么起初还会有很多人支持呢?因为乍然一听,他的理想很高啊,人们所支持的是那个“理想”,但他们不知道那只是个“假理想”。

 

我的教育是要养成每一个都会思考,都能分清真理想和假理想,每个人都有道德,这是从孔子以来的教育理想。用孔子的理想教育教出有德的人,这就是真理想,真理想是从真人性而来,真人性是人人的共识,是人人共同的愿望,这种理想就不会产生危险。

 

此外,当前还有一些“假理想”的教育观念,比如弟子规学派很也有理想,他们努力教孩子,要求老师要非常端庄,以身作则,孩子要守很严格的规矩,这不是很“理想”吗?但这是假的理想,所以孩子是受苦的,因为他做不到,到最后只能做假。孔子所说的道德,是从自己内心里面觉醒出来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孩子怎么能有那么精细的自觉呢?所以他只能做个表面给你看,做表面工夫,就代表他的心灵坏掉了。所以我常劝人,弟子规教育是很好的,但不要做得太过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要求那么精细,是假的理想啊。我所说的读经教育,是让孩子只是诵读,那是每个孩子很容易做到的。而经过经典的薰习,又慢慢长大了,他很有机会自觉要做一个有德者,于是弟子规那些要求也就自然做到了,成为一个自觉的青少年,那理想就是真的。理想如果是合乎人性的,通过一个人的实践,一步步可以实现,如果是不合人性的,即使再勉强,也不能达到,即使达了,也是悲剧,而且不能维持长久。

 

不过,柏拉图和近代某些思想家,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做恶,他们也认为他们的理想是合乎人性的。所以我们要有头脑,要能批判,我们要去考察它的所谓的理想是真的还是假的。人类如果不时时保持清醒,常是很愚昧的,不只一般人是愚昧的,即使柏拉图和近代某些所谓思想家,他们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书,好像很有学问了,但也难免于愚昧。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清明,有学问的人或许是聪明的,但不一定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相信有知识的人,不可以相信有名的人,只能相信有智慧的人,相信圣人。

 

六、高明而平正的理想

 

圣人又分好几等,孔子是圣人,佛陀是圣人,耶稣是圣人,穆罕默德也是圣人。用新儒家的判法,孟子说“圣,譬则力也,智,譬则巧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相信这些圣人的境界都达到超越的层次,但他们对人性的体会和所开出来的教法,有中正和偏向的差异,偏向又有小偏跟大偏的差别。所以说要学圣人,也不可轻易就信圣人,如果见了圣人就信,如果怎么信都好,那近代的世界就不需要再强调所谓“全球伦理”了。你硕士论文所研究的刘述先先生是我们新儒家的师友,是我的老师辈,他参与全球伦理的阵营,他曾送给我他写的有关讨论全球伦理的书。现在全球伦理要解决谁是圣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宗教的冲突,因为自从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宗教冲突问题更加紧张,主要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冲突,杭丁顿教授号称“文明冲突”,但是把儒家也带上去,是不必要的,儒家不会跟人起冲突。

 

难道真的是宗教起冲突吗?或许不能完全怪宗教,而是人心本身的贪求,宗教只是在后面助长。往往宗教不但不能解决人的贪心,反而因为信仰而助长了贪心。当贪心而有宗教做背景以后,那贪心好像找到了理由,披上正义的外衣,奉了他的上帝的使命,自我认定他所实行的就是上帝之意志,那就很可怕了,他就可以杀人不眨眼,杀人变成了荣耀上帝的“仪式”,宗教的可怕在这里。宗教似乎也是教人为善,教人向往于和平啊,但宗教的理想还有点阴影,有点虚假性,不是大中至正的理想,所以不能完全安顿人生,每到一个时候就要出来害人。

 

柏拉图不是有一个“理想国”吗?他构想的已经不错了,他的王是哲王呀,接近儒家的圣王。但是他的社会制度很奇怪,他为了理想国里面的教育要很完美而且公平公正,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父母不懂教育,不能教孩子,就要所有的孩子都变成孤儿,都交给育幼院,而所有的老人都要“享受”国家制定的老年生活,所以都要到养老院去。康有为就学柏拉图,也写了《大同书》,更彻底,夫妻只能一年在一起,第二年就要换夫妻。人死了以后去埋葬太可惜了,要把他的身体骨头烧成灰,做肥料,所以火葬场旁边要设肥料厂。这些人很有“理想”对不对?但想得太过。他忘记了他是在人间,他所设计的国家是“阿修罗”的国家,不是人的国家。他忘记了他是谁,他只管想一套,他的理想是“超越”了,却没有照顾现实。康德常讲超越和内在的关系,要能够实现在世界上的超越才是真正的超越。

 

当然,要做到高明而平正,是很不容易的。而新儒家就是继承了孔子的精神,追求这种既高明又平正的理想的人。新儒家其实不止是要继承儒家的学问,它比中国的宋明儒更开放,它同情道家和佛家的学问。在现代,它更对全世界开放。五四运动要“全盘西化”,我现在换一个词语,说要“全盘化西”。西化的“化”是形容词,要中国变成西方的样子。化西的“化”是动词,是消化,把西方消化进来,全盘化西是把西方文化全盘消化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如果西方听了不愉快,我就再另外讲一句话,譬如你是德国人,算作西方人,我劝你要“全盘化中”,那你也了不起,但你不可以“全盘中化”。当然,西方没有人像中国人那么笨,笨到到“全盘中化”,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要“全盘化中”。从这一点,我看到西方文化的危机,将来中国人有自信了,把西方都消化进来了,中西结合,而西方人一直只有西方,请问西方人不应该早点警觉吗?

 

如果中国消化西方,融铸成一个新的学问,那西方消化中国,西方也成就一个新的学问,则这两个新的学问刚好一样,那世界就大同了。这是我解决世界争端的方法,我认为这方法比“全球伦理”更好,所以刘述先老师在讲全球伦理的时候,我说也不错,但不是最后的。

 

七、客观普遍而必然的人性

 

不过,所谓“世界大同”,学术一致,是不是大家都同一个脸型呢?不是的。陆象山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的心灵和理想是一样的,所以学问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世界好,至于表现出来的成就不一定要一样了,只不过他们都可以相互了解、相互赞叹、相互学习、相互融会。就如孟子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大禹,夏朝治水的天子。稷,是后稷,是舜的一个农官,教民稼穡。禹是帝王,稷是大臣,颜回是一个穷学生,他们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做的事不一样,他们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但是孟子说禹、稷跟颜子换个位置,让颜回去当帝王当大臣,让禹稷在陋巷,他们的表现都一样,意思就是说颜回也能当好天子当好帝王,那禹稷他们在贫民窟里也很安乐。要让人人讲的话一样,做的事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你有你的才华,我有我的专长,但是为什么这样表现,因为你是为了世界好,我也是为了世界好,这就可以多彩多姿,而可以互相欣赏,互相体谅,互相提升。

 

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掉自己的私心,让人理性化,让心灵客观化。一个人的见解具有普遍性,那就是永恒的心灵,必然的心灵,这种心灵康德称为道德的心灵。所以康德定义道德,就是以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来定义的。一个行动如果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那么这个行动就是道德的行动。我们想一想吧,比如说谎,说谎为什么是不道德的呢?因为它能不客观化普遍化,如果我说谎,你也说谎,那人间的交往就没有意义了。而帮助人是可以客观的,可以普遍永恒的。康德的这种定义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儒家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人都有这颗心,心的道理不是某个人特有的,而是大家共有的,这不也是客观吗?而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客观性就是普遍性,而且人心一定会如此,这就是必然性,这种不知其然而然的同心同理的性,又是很自然的,本来如此的,中国人叫做“天性”,人性通于天性。有人认为说人性跟天性一样,好像很神秘,其实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在说人心人性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如果进一步说这客观普遍而必然之性又通于物之性和形而上的天道之性,那就真神秘了,但这神秘是开诚布公的,是人人可以通达的,就又不神秘了,在每个人透过道德的实践自我领悟而已。

 

既然人性是一样的,都是道德的,但为什么人间还有那么多的过错和罪恶,并不符合道德?其实他原来是可以表现道德的,当他表现得不道德,甚至在心思上不道德的时候,他自己是知道的,只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也就是他“自私”,所以不能依照真正的心性所知所觉做人做事。所以教育最重要的工作是去掉一个人的自私,让他的心合乎普遍而必然的道,让他的心合于天地的精神,合于圣贤的气象,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我们“读经教育”的理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构的。但是,杜威并不是,杜威没有想到这个层次,杜威的智慧不到这里,杜威没有文化意识,杜威的智慧是很差的,杜威也反德国的哲学,反德国的理想主义。德国的理想主义者如康德、黑格尔,都是不错的,都有文化意识。新儒家中的牟宗三很敬仰康德,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讲得很好。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之所命叫做“性”,我们率这个“性”就是人生之道,人生不一定合道,于是应该去修,使人生回归于道,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教育”定义为“启发人性的工程”,通过这个工程,以化解人生的自私和习性,让人生能因着“修道”而回归于“人性”回归于“天命”。

 

若进一步精细地检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说我们的性是从天命而来,而我们的行动要遵守那天命的性。这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是不合乎道德的,这叫“他律”。所以《中庸》在这里是犯了哲学的错误的。那我们应该了解道德呢?道德要从“自律”来了解,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老天这样命令我。所以康德是反对基督教的,基督教说我们要奉上帝的恩典,做一个正义的人。康德说这样的正义,是假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要从自己认为应该而做,儒家的道德学说正合乎康德的说法。那《中庸》为什么还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难道有错吗?如果只从这三句话来讲,它是不到位的,不是真的儒家思想,但是《中庸》的后半部讲“诚”,就弥补了前面的缺点。其实,仔细读书的人,不必看到讲诚,就在最先讲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时,讲“慎其独也”就知道《中庸》也是从心上讲起的了。从性讲,是他律,从心讲就是自律了。所以《中庸》虽然文章一开头从性开始讲,但其实也是心学。对“心学”的把握,也就是对自律道德的把握,是中国哲学智慧的一个试金石,要考核一个人对中国哲学对道德哲学有没有深度的认识,就考这一题。宋明理学擅讲心性工夫,不过就是《大学》的诚意跟《中庸》的诚意,《中庸》的诚意从性而发,是莫见、莫显,《大学》的诚意从心而发,是好色、恶臭。莫见莫显和好色恶臭,都讲到“慎其独也”,这两部经典的“慎其独也”撑起一个道德哲学。从“性”上说,是较隐密的,从“心”上说是较显现的。孟子就完全从心说,讲“本心”,把道德意识说得很透澈,而王阳明继承孟子学,讲良知,就讲得更明显了。

 

八、客观普遍而必然的制度

 

本心是什么?良知在哪里?从《大学》和《孟子》看,就是这么显明,“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只要一反躬自省,你就知道什么是本心了,你就知道良知在哪里了。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从本心良知顺着人性而制作的,如果不了解周公的礼乐是出于本心良知,只在现实上行礼如仪,便会渐渐觉得它外在而系琐,到东周的时候号称“礼坏乐崩”,礼坏乐崩不是没有礼没有乐了,而是没有心了。所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为什么要去告朔之饩羊?因为礼定在那里,一般人不知道礼的意义,就以为行这个礼没有用,干脆废掉算了。所以孔子重新提出“仁”的观念,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让仁心充实礼乐,这样礼乐就可以复兴了,纵使古代的礼乐消亡了,不能复兴,我们也可以依照仁心,重新制作礼乐。

 

任何一个团体要制定规则,一定先有个“理想”,这个理想又要照顾“人情”,依据理想和人情而订定。而好的规则一定要从仁德出发,不是为了主管者的方便而订,而是为了整个团体的利益、目的而订的。主管来定规则应该这样想,任何一个员工来定,也要这样想,那就是一个好规则,因为那规则就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

 

所以我跟书院的学生说,书院的规矩好像很多,但是不是为了我管理的方便?还是你认为做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假如你认为做人本应该这样做,这些规的定,其实是你心灵自我的制定,所以你遵守法规就是遵守你自己的心灵,这样的话所有的师生就在这法规里面自由自在,因为这就是你本来的愿望,你原来就想过这种生活啊。这种情况,我用康德的哲学叫“目的王国”,在这王国里,人人都是目的,没有人是工具。但既然规则都是自己的愿望,那每人只要照自己愿望做就好了,又何必有礼乐有规则呢?因为人在清明的时候是能合理的,但人难免昏沉,违反自己的理性。有了规则可以帮助他在偶尔昏沉怠惰的时候有个防线,让“真理想”能够永远保障其“真实现”。

 

一二十年来,台湾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个人意识高涨,所以有些学校的学生就抗议学校,说你定这样的规则不行,那样的规定不行,弄的学校没有办法,要退让也不是,不退让也不是。退让的话学校会乱,不退让的话,学生一直抗议。我就说这个学校活该,因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没有教导一个学生有“目的王国”的观念,没有教学生要遵守他的良知,人们往往自私,为了自己的方便,他想横行霸道,认为别人都他的阻碍,认为所有规定都给他不方便。如果心灵不成熟的学生,人人都为自己方便,那学校怎么办?不过,学校方面也要自我反省一下,学校的规则是不是只为学校单方面着想,想控制学生?如果这样当然要改。所以订规则要合理又合情,就是要客观化,普遍化,必然化,这样每个人都服了。

 

我办教育就要办这种教育,像“文礼书院”的规则是我订的,但我订了,就问学生“我们做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如果你认为应该这样做,那就不是我在拘束你。如果你感到拘束,是因为你自己违反你自己的道德,违反你自己良心,所以你一时之间感觉被限制了。”这些规矩是学生们都承认的,所以这些学生,如果有犯了错,他们会自己责备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责备我的。他们怎么可以责备我呢?这是他们自己的良心所订的,我是替他们事先公布出来而已啊。我想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精神吧,这就是“真理想”的表现,治校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不是天子之位,不能作礼乐,没有圣人之德,也不能作礼乐。那是指治国平天下的礼乐,固然要慎重,但一个小书院的礼乐,也应以此精神来制定。

 

治国平天下,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制度,一方面也要提升国民的素质,让所有的人有良心,所以也要有所教导。在“文礼书院”里,有些学生是比较清明的,他很快就上路了,有些人习性比较深重,难免起起伏伏。其实用心去观察一下,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如果严格一点,可以把他点出来,教训一顿,如果放松一点,可以暂且等待,相信他以后会更好。这就看一个人处事的善巧了,也是一个人待人的风格。像我待人比较宽松,我常不说话,相信学生再多读书,就好了。像净老师就比较严厉,一看到有错,认为再错下去是不得了的,非得马上纠正不可。不过,整体来说,书院的学风一直在进步中,现在整体看去,渐渐有“君子之风”了。文礼书院是以新儒家的理想做为教学的宗旨,希望人类的“真理想”可以在文礼书院具体而微的“真实现”。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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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财贵,转载自:《王财贵65文集》第三辑《永恒的理想:文礼书院》。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与教育思想,请关注文礼书院,或购买正版《王财贵65文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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