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滕文公章句上>第4章

有为(wéi)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zhǒng)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chán)而为之氓(méng)。”

文公与之处(chǔ)。其徒数十人，皆衣(yì)褐，捆(kǔn)屦(jù)织席以为食。

○为神农之言，是战国时农家者流。因炎帝神农氏始为耕稼，遂造作一段言语，托为神农遗教，以惑人心，乃异端之学也。踵门，是足及于门。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作扣字，是造屦之法。

○昔文公闻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禄，以复三代之法，风声传播，远近皆知。那时楚国之人，有习学耕稼，托为神农之说的，叫做许行，要乘此机会，以售其学术。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门告说：“吾远方之人，闻君分田制禄，举行仁者之政，心窃慕之，故不惮遥远，特来归附，愿分与一廛之居，为滕国的百姓，庶几得沾仁政之泽也。”文公以其慕化而来，不忍拒绝，即与之一廛，以为居止。但见许行之徒数十人，皆以褐为衣，以明自处于贱；不用尊贵之章服，且捆屦织席，卖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费公家之廪饩也。此不惟言称神农，即一衣一食，已别是一种习尚，实欲以并耕之说，沮坏良法耳。

陈良之徒陈相(xiāng)，与其弟辛，负耒(lěi)耜(sì)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méng)。”

○陈良，是楚国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

○文公既行仁政，归者益多，此时楚儒陈良，有弟子陈相与其弟陈辛，负着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来告文公说：“分田制禄之法，乃三代圣人经理天下之善政，闻君有志复古，慨然举行之，是即三代圣人复见于今日矣。吾等生于今时，得遇圣君，何胜庆幸，故移家来附，愿受田而耕，为圣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泽焉。”陈相兄弟是儒家之徒，其闻风归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许行欲售其说也。夫井田之法，一行于小国，而远方之民，翕然向化如此，足以见王政之可行矣。惜乎为邪说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终于不用也。

陈相(xiāng)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xiāng)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yōng)飧(sūn)而治(chí)。今也滕有仓廪(lǐn)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wū)得贤？”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厉，是病。

○许行托为神农之言，以欺世骇俗，这是异端之学，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陈相一见许行，闻其议论可喜，便大悦而慕之，尽弃其平日所学于陈良者，而学许行之学焉，盖邪说之易以惑人如此。陈相既学其道，便非议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乃来见孟子，称道许行的言语，说：“滕君在战国之时，能慨然有志于圣人之政，岂不是个贤君；虽然如此，还未闻古圣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国家也。盖所谓贤君者，宁劳已以养民，不劳民以自养，常时与民并耕，自食其力，不曾费了百姓的供给。且朝饔夕飧，自甘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废了国家的政务，这才叫做贤君。今观于滕，有仓廪以贮谷粟，有府库以藏货财，都是取百姓每的脂膏以自奉养，害及于民，而利归于上，不复知有并耕饔飧之事矣，恶得谓之贤哉？”许行之言，混君子、野人于无别，正与孟子相反，而陈相顾称道之，以阴坏孟子之法。异端之变乱是非，害人国家，良可恨也。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sù)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yì)乎？”

曰：“否；许子衣(yì)褐。”

“许子冠(guàn)乎？”

曰：“冠(guàn)。”

曰：“奚冠(guàn)？”

曰：“冠(guàn)素。”

曰：“自织之与(yú)？”

曰：“否；以粟(sù)易之。”

曰：“许子奚为(wéi)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zèng)爨(cuàn)，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wéi)之与(yú)？”

曰：“否；以粟(sù)易之。”

○釜，是煮饭的。甑，是炊食的。爨，是燃火。铁，是田器，如锄犁之类。

○许行之说，欲使人君身亲稼穑，而兼治民事，此理势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将折其非，先就把他服食器用不能兼为者以诘之，因问陈相说：“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答以为然。盖许子农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陈相答以为否。盖许子穿的是褐，不必织而衣也。孟子又问：“许子戴冠乎？”陈相答说：“戴冠。”又问：“许子所戴何冠？”陈相答说：“是素冠。”孟子就问：“这冠是许子自织之与？”陈相说：“否，许子不能自织，以所种之粟易之耳。”孟子问：“许子何故不自织？”陈相说：“农工各有专务，既要种粟，又要制冠，却不妨了农事，所以不自织也。”孟子又问：“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铁器，许子也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说：“然。”孟子问：“这器物，也是许子自为之与？”陈相说：“否，许子恐害于耕，也以所种之粟易之，犹夫冠也。”此可见许子服食器用，多与人同，有无相须，不能独异。一身日用之事，且不可以兼为，况治天下而可以兼农夫之事哉？

“以粟(sù)易械器者，不为(wéi)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wéi)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shè)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wéi)也。”

○械器，即上文釜甑耒耜之属。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铁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宫中，譬如说是家里一般。

○孟子因陈相之对，复诘之说：“许子以滕有仓廪府库，为厉民以自养矣，今就子之言观之，粟乃农夫之所种，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为，各治一事而各适于用者也。农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济陶冶之所无，非有害于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正以济农夫之所无，岂有害于农夫哉？盖有无相通，则彼此俱利，从古以来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为厉，则许子何不自为陶冶。举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诸家中而用之，岂不省便，何为纷纷然日以其粟与百工之人交相贸易？何许子之不惮烦如此？”陈相乃答说：“天下之事专为则易，兼为则难。许子既种粟而食，则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陈相至此，固已情见辞穷，而不能自解矣。

“然则治(chí)天下独可耕且为(wéi)与(y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wéi)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chí)人，劳力者治(chí)于人；治(chí)于人者食(sì)人，治(chí)人者食(shí)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

○陈相既知农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从而折之说：“尔谓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是矣，然则人君之治天下，视百工之制器，烦简劳逸，相去何如？独可耕且为与？盖心无二用，业有专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计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为，无不具备，如皆出于自为而后用之，则既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无时休息，势亦有所不能矣，况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语有云：均是人也，或为君子而劳心于上，或为小人而劳力于下。劳心于上者，颁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劳力之小人，则唯听君上之治而已。听治于人者，输租纳税，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则唯受在下之养而已。然则以劳心而易小人之养，本是大人之事；以劳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犹农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自神农、尧舜以来，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谓并耕之说乎？”盖许行之术，本欲阴坏孟子分田制禄之法，故此一段指陈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说，将不攻而自破矣。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fū)治(chí)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nì)。禹疏九河，瀹(yào)济(jǐ)、漯(tà)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横流，是散漫妄行。泛滥，即水横流的意思。繁殖，是众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做分字。九河、济、漯、汝、汉、淮、泗都是水名。疏、瀹、决、排，都是开通的意思。

○孟子辟陈相说：“自古圣人，未有与民并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尧之世言之，当尧之时，去洪荒未远，生民之害未尽消除，天下犹未平也。那时洪水滔天，不循着正路而散溢妄行，况滥于天地之间，于是草木得水而日见长盛，禽兽得草木而日渐众多，五谷为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为禽兽所逼，多被伤残，所以人烟稀少，但见兽蹄鸟迹的道路，交杂于中国，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尧既为天子，劳心治人，不日洪水方割，则曰下民其咨，其心独以为忧，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独理，乃访于侧陋，咨于四岳，得一大舜，遂举以为相，而使之分治焉。尧既以天下之忧为忧，而付托于舜，舜遂以尧之忧为忧，而分任于禹。盖此时洪水为害，草木障蔽，禽兽纵横，虽欲治水，而无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将山林薮泽所生的草木用火烧掉，使禽兽失其所依，都去逃躲，无逼人之害，然后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于是命大禹为司空，使他治水。禹于西北，则疏九河以分其势，又通济水、漯水以会其流，使之皆注于海，而北条之水有所归焉。于东南，则决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于江，而南条之水有所归焉。水有所归，自然不至泛滥，而地皆可耕，然后中国民人可得耕而食矣。那时大禹受舜之命，为天下拯溺，随山濬川，至八年在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忘身忘家，这等样劳苦，虽欲与民并耕而食，其可得乎？”观于禹而尧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许行并耕之说，何其谬哉！”

“后稷教民稼(jià)穑(sè)，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煖(nuān)衣、逸居而无教(jiào)，则近于禽兽。圣人有(yòu)忧之，使契(xiè)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fǎng xūn)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劝农之官。树艺，是种植。司徒，是教民之官。放勋，是帝尧称号。劳，是慰勉。来，是引进。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

○孟子叙尧舜忧民之事说：“水土既平，则民有可耕之地矣。于是又命弃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穑，习耕耘收获之事，以种植五谷，由是五谷成熟，天下之民家给人足，皆相生相养，而无复阻饥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饱食暖衣，居处安逸，而无以教之，又将耽于佚豫，习为邪侈，至于灭性乱伦，而违禽兽不远矣，故圣人又有忧焉。于是以契为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伦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而有恩以相亲；使臣以礼，事君以忠，而有义以相与；夫妇则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长幼则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则以诚信相交，而无有欺诈。盖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伦，必设法以教之，而后民性可复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尧命契之辞说：“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强修行者，则慰劳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则引进以来之，所以嘉其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则闲之使归于正；有立志回曲者，则矫之使归于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树立不定者，则扶助而立之；有进修不前者，则诱掖而行之，所以济其不逮如此。既使优游厌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犹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时时申饬，提撕警觉，以加曲成之惠焉。”这等多方造就，教思无穷，然后人伦可明，而百姓可亲也。尧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养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圣人之劳心以忧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释如此，而暇于耕乎？所以说，治天下不可耕且为也。”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gāo yáo)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

○易字，解作治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民，固不暇于耕矣。然其所以为民者，亦非事事而忧之也。在尧则以百揆未叙，四门未辟，思举舜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舜为忧耳。得舜，则尧之忧民者皆付之于舜矣，尧又何忧之有！在舜则以水土未平，五刑未饬，思得禹、皋陶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禹、皋陶为忧耳。得禹、皋陶，则舜之忧民者皆付之禹、皋陶矣，舜又何忧之有！圣人之劳于求贤如此，则其所忧，乃知人安民之要务，实皆治乱安危所关，而未尝屑屑于其小也。若乃躬耕百亩之田，闵闵然忧其不治，乃农夫之所有事耳，岂圣人之忧哉？然则圣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wèi)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wèi)天下得人难。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惟在于得人，诚以得人之所系为甚大也。且如忧人之匮乏，而以财物分之，于人亦有所济，这叫做惠；忧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于人非不尽心，这叫做忠。然天下至广，百姓至众，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这所及犹有限也。惟是忧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贤才以代理，如尧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则不必分人以财，而牧养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广。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无穷，这等才叫做仁。仁则不止于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系于得人，则得人岂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与人，诚若至难，然以圣人之心视之，犹以为易。惟是为天下得人，则必择之至当，选之至公，而后可托以天下，乃为难耳。惟得人之难，此尧舜所以用心于是，而以不得为忧也。”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chí)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承上文说：“欲知尧舜用心之大，观诸孔子之所称，则可见矣。孔子尝称帝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与之准则。其德荡荡乎广远，民无得而名焉，真是与天为一者也。”又称帝舜说：“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虽富有天下，若与己不相关涉，而惟以治天下为忧，真是克尽君道者也。”夫尧称荡荡，舜称巍巍，自古帝王无有如其盛者。则尧舜之治天下，岂诚漠然于兆民之上，而一无所用其心哉？当其时，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兴，思得人以兴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亩为忧而用之于耕耳，使尧舜用心于耕，则是以小人之事为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荡荡之功哉？然则并耕之说，可谓无稽之甚矣。”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孟子既辟许行并耕之非，至此乃直责陈相说：“许行之学，诞妄如此，子乃悦而从之，可乎？夫中国所以异于蛮夷者，为其有圣人礼义之教耳。据吾所闻，盖有用中国之教以变蛮夷之俗，而自归于正者；未闻有学于中国，而反为蛮夷所变者也。子之师陈良，生长于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闻周公、仲尼之道行于中国，悦而慕之，遂来游北方以求周、孔之学。于凡二圣之制作删述，皆心领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学周、孔者，其所造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变夷，而自拔于流俗如此，可谓才德出众之豪杰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亦与闻周、孔之道者，乃于师死之日，遂尽弃其学而学于异端之许行，非所谓变于夷者耶？吾未见受变于夷，而可与论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没(mò)，三年之外，门人治(chí)任(rén)将归，入揖(yī)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qiǎng)曾子。曾子曰：‘不可；江 汉以濯(zhuó)之，秋阳以暴(pù)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是担负的行李。场，是冢傍之地。秋阳，是秋日。暴，是晒。皜皜，是洁白的意思。

○孟子责陈相说：“子之忍于倍师，亦未闻孔门弟子之尊师者乎？昔者，孔子既没，其门人在鲁，皆服心丧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装将欲散归乡里，入揖子贡为别，相向而哭，莫不极其哀痛，至于失声，然后归去。门人之追慕其师如此。子贡犹未忍遽去，又反归墓傍，筑室于坛场之上，独居三年，然后归去。子贡之追慕其师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张、子游思慕孔子，想见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气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礼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往，勉强要他。曾子说：“不可。我辈尊师，当论其道德，不当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极其纯粹，而无一尘之杂，就如江、汉之水洗濯出来的一般，又极其明莹而无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晒出来的一般，皜皜乎举天之言洁白者，无以加于其上矣，岂有若所能仿佛哉？今乃欲以此尊之，则拟非其伦，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师如此，而子之兄弟独忍倍其师，真圣门之罪人也。”

今也南蛮鴂(ju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

○鴃，是鸟名，南蛮之声与之相似，所以说南蛮鴃舌。

○孟子责陈相，又说：“有若虽非圣人，犹与圣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许行乃南蛮鴃舌之人，其所称述皆惑世诬民之术，本非中国圣人相传之道，与子之师陈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师而从其所学，亦异乎曾子之尊其师者也！”盖圣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间，顾人之所从何如。陈良用夏变夷则进而为中国，陈相去正从邪则沦而为夷狄，所谓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者也。司世教者不可不知。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鲁颂》曰：‘戎狄是膺(yīng)，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yīng)，子是之学，亦为(wéi)不善变矣。”

○幽谷，是深涧。乔木，是高树。膺，是击搏的意思。荆，是楚国本号。舒，是楚旁小国。惩，是创。

○孟子责陈相，又说：“子倍陈良之道，而学于蛮夷之人，其于取舍之间，可谓不知所择矣。《诗经·伐木篇》中有云：“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可见鸟虽微物，犹知出于幽暗之中，而迁于高明之处，吾之所闻如此。未闻有自乔木而下，反入于幽谷者也。今陈良诵法先王，如乔木之高明，许行溺于异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陈良而学许行，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矣，不亦异乎吾之所闻耶？又观《鲁颂》篇中说：“周公辅佐王室，于戎狄则击而逐之，于荆、舒则伐而惩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许行蛮夷之人，畔于圣道，乃周公之所击也。子乃舍中国之教而从其学，真所谓变于夷者矣，何其变之不善如此耶？”即孟子之言观之，许行并耕之说必不可从，而陈相倍师之罪诚有不容逭者矣。盖战国之时，邪说横行，故孟子极力辟之，至斥为夷狄，其严如此。后世佛氏之学，自西域流入中国，世之愚民莫不惑于其教，乃至贤智之士亦阴入其说，而不可解。视陈相之变于夷，抑又甚矣，岂非周公之所膺耶？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jià)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bó)长短同，则贾(jià)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jià)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jià)相若；屦(jù)大小同，则贾(jià)相若。”

○孟子辟许行并耕之谬，陈相既无以为辞，乃又举其市不二价之术，称扬于孟子说道：“如夫子之言，则许子并耕之说固不可从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价一节，从许子之术，则市中货物皆有定价，而无贵贱之分，一国之人无所用其诈伪，虽五尺之童幼小无知，适市贸易，亦无有增减价值以欺之者矣。盖天下之物惟是分个等级，则其价相悬而争端易起，今皆一概定价，不论精粗，如布帛只论丈尺长短同，则价相等；麻缕丝絮只论斤两轻重同，则价相等；五谷只论斗斛多寡同，则价相等；屦只取其适足大小同，则价亦相等。物价一定则人情相安，争端尽息，可以还淳返朴，而复上古之治矣。许子之道如此，何为而不可从耶？”陈相之称许行，徒欲以掩其倍师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盖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xǐ)，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bì)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jù)小屦(jù)同贾(jià)，人岂为(wéi)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wéi)伪者也，恶(wū)能治(chí)国家？”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

○孟子辟陈相说：“许子欲市价不二，将谓世间的货物都是一般，更无差别，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与人之所为，自是参差不齐，精粗美恶，判然各异，乃自然之情也。故其价之悬绝，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至相去什百，相去千万，有多至十倍者，此乃万有不齐之理，岂可强同。今子乃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为纷纷扰乱天下而已。何以言之？盖物之有精粗，犹其有大小，就将屦这一件来比方，使大者与小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大者？然则精者与粗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精者哉？若从许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为滥恶之物以相欺。本欲除伪，适以长伪；本欲息争，适以启争，如之何可以治国家乎？许子之道固不特并耕为不可从也。”

按：许行之术，自附于神农，其说有二：因神农始教稼穑，并造为并耕之说；因神农始为市井，遂造为一价之说。总是假托上古以阴坏三代之法，乃邪说之尤者。使其得行于滕，不惟一国受敝，而其害将及于天下矣。故孟子极力排之如此。后世治天下者，只当以尧舜三代为法，其余百家众技，假托先圣之言，皆不足信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