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公孙丑章句上>第6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chí)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故可矜可怜之事，一触于外，而恻怛好生之意，遂动于中，这叫做不忍人之心。是心也，人皆有之。但众人每为物欲所蔽，故不能察识此心，而推之政事之间耳。惟古先圣王，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满腔子都是不忍人之心，所以随感而发，行出来的，无非不忍人之政。如不忍人失养也，便为之制田里，教树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为之设学校，明礼义，以复其性。皆真心自然，不由矫强。夫有是心而继之以政，则非徒善；行是政而本之于心，则非徒法。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虽大，以此心治之而有余矣。岂不如运之掌上而无难哉！夫不忍人之心一也，众人徇欲，则此心愈削而愈微；圣人无欲，则此心愈推而愈大。愈微，则违禽兽不远；愈大，则与天地同流。故能察识而扩充之，则可以复天地之初，而与先王同治矣。”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r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chù)惕(tì)恻(cè)隐之心。非所以内(nà)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yāo)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wù)其声而然也。

○乍见，是骤然看见。孺子，是孩子。怵惕，是惊动的模样。恻，是伤之切。隐，是痛之深。声，是名声。

○孟子又说：“天下之人，各一其心，我却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从何处验之？盖人情于从容闲暇之时，容可安排矫饰；惟是卒然感触，着不得一毫思虑的去处，才是真心。今有人骤然见一无知孺子将入于井，无论亲疏厚薄，智愚贤不肖，皆必为之怵惕而惊动不宁，恻隐而痛伤甚切。盖触于目，激于衷，其真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这不是要交结那孺子的父母，使之感戴而为之；也不是要乡党朋友，称誉他的仁德而为之；也不是怕人非议，恶此不仁之名而为之。乃卒然感遇，良心自形，发之骤而无暇思维，动以天而不待勉强，一无所为而为之者也。即此验之，可见不忍人之心，果是人人同具，不独先王有之矣。盖人得天地生生之理，满腔子都是此心，故其发见真切如此。推之则舜矜不辜，禹泣无罪，亦不过即此乍见孺子之心，充之以保四海耳。”孟子尝以见牛觳觫之心启齐王，盖与见孺子之意互发，人主能扩充是心，以行如保赤子之政，则仁不可胜用矣，何有于先王之治哉？

由是观之，无恻(cè)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wù)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cè)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wù)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是头绪。

○孟子承上文说：“人见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恻隐之心，又皆发于自然，不待勉强。这等看来，可见好生恤死，人之同情，未有可伤可痛之事交于前，而悲伤哀痛之意不动于中者。若无恻隐之心，则非人类也。观恻隐之心，则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可知。如己有不善，未有不羞耻者；人有不善，未有不憎恶者，此心人人皆有。若无羞恶之心，则非人类也。理所当辞，则必辞使去已；理所当让，则必让以与人，此心亦人人皆有。若无辞让之心，则非人类也。知其为善，则必以为是；知其为恶，则必以为非，此心亦人人皆有。若无是非之心，则非人类也。是人之所以为心，只此四者而已。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触而即应者，为何？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发之为情者耳。盖性中有仁，其慈爱之真，有蔼然而不容已者。故遇有可伤可痛之事，而恻隐之心自形，此乃仁之端绪也。性中有义，其裁制之宜，有截然而不可紊者。故遇有可耻可憎之事，而羞恶之心自发，此乃义之端绪也。性中有礼，其斋庄恭敬，有自然之品节。故出之即为辞让之心，此乃礼之端绪也。性中有智，其灵虚洞彻，有本然之衡鉴。故出之即为是非之心，此乃智之端绪也。性虽观见，而呈露必有端倪，就如丝虽难理，而寻绎皆有端绪的一般。有是性，则有是情，因其情，可以知其性矣。然则扩充之功，岂可诿哉！”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zé)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zé)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加 四体，是手足。贼，是害。扩，是推广。充，是满。

○孟子承上文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固为仁义礼智之端矣，然这四端，非本无而暂有者。人有这心，决然有这四端，就如人有这身，决然有这四体。天下无四体不备之人，则亦岂有四端不具之人乎？既是人皆有之，则扩充之功，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扩充者，是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而自害者也；或谓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扩充之功者，是引其君于不善之地，而害其君者也。为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爱其身者，又岂可自处其薄哉？但人多为私欲所蔽，不能察识而扩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于我者，皆能察识此心，知得扩充的道理。如有恻隐之心，则知以其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以扩充之以求仁；有羞恶之心，则知以其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而扩充之以行义；至于辞让、是非之心，亦莫不然。则本体昭融，真机活泼，引之而即起，触之而即通，其日新月盛之机，就如火之方炽，而不可扑灭，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矣。苟能由此方动之机，而遂充满以极其量，则仁无所不爱，义无所不宜，礼无所不敬，智无所不知，举四海之大，皆囿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无难矣。苟为不充，则仁义礼智，终非已有。性分日亏，彝伦攸斁，虽至亲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而况于四海乎！”夫此一心也，充之，则可以横乎海宇；不充，则不能行于家庭。古之先王，所以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者，惟善推其所为而已。齐宣王知爱一牛，而功不加于百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皆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何足以语先王之治哉！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解】

（一）不忍人之心：不忍他人受到伤害之心，即下文所言之恻隐之心。

（二）乍：犹忽也。

（三）孺子：小儿也，儿始能行曰孺子。

（四）怵惕：惊惧。

（五）恻隐：伤痛。朱注：“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

（六）内：与纳同，结交。

（七）要：求也。

（八）乡党：邻里。

（九）声：声誉。

（十）羞恶：朱注：“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

（十一）辞让：朱注：“辞，解使去已也；让，推以与人也。”

（十二）是非：朱注：“是，知其善以为是也；非，知其恶以为非也。”

（十三）端：绪也，首也。

（十四）四体：四肢。

（十五）贼：害也。

（十六）然：燃之本字。

（十七）四海：犹天下也。

【疏解】

本章首段言王政之本在于不忍人之心。先王之所以能行仁政，使天下苍生都得其所，是因为他满腔都是不忍人之心，不忍见到生民备受荼毒。故不忍人之心，是一切仁政王制的根源。本来王道的实现至为不易，但为政者若真有不忍人之心，便必力求实现王政，虽难，己亦不觉其难。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在上位者若其能行仁政，天下万民必争相趋附，故孟子认为治天下可如运之掌上之易。

孟子接着举例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在这所举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例，是孟子书中最著名，最为后也所广泛引用的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乍见甚为重要，乍是忽然猝遇之意。人突如其来的忽见孺子将入于井，便会立刻生发出怵惕恻隐（恐惧伤痛）之心。而这怵惕恻隐之心的所以会生出来，是没有其他动机所引发的。他不会为了要和孺子的父母结交，或博得邻里的赞誉，或讨厌得到残忍的恶名，因而才生出这恻隐之心，希望去救那孺子的。这即是说，人的见孺子将入井而生出的恻怛不忍之心，完全是纯粹的真心流露，并没有夹杂任何别的动机与目的的。从人能呈现这纯粹无私的心，可知人的心是善的，天下间那还有比这纯粹的恻隐之心为更善的？这恻隐之心便是仁，人而没有仁心，又怎能算得上是人呢？

孟子证明了人皆有仁心之后，便不再举例证明，直接说人亦有呈现义、礼、智的羞恶、辞让、是非等心，这好像是推论得稍快一点，但仁义礼智，本是一理之四面，能证明人之有仁心，那其余的便不烦再证明了。而且孟子在“鱼我所欲也”章中，对人之皆有羞恶之心，亦有非常具体贴切的描述。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欲义更甚于生），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恶不义更甚于恶死），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此是说由人可以由欲义而不求生存，恶不义而不避死亡，可见人是有超乎形躯生理，不受感性欲望的道德心在，这道德心在人的恶不义而不避死亡，舍生取义之时最见得分明。“鱼我所欲也”章后面又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人会因不愿受不礼貌的对待，而宁死不食，这不是羞恶之心的存在于人的最确切的证明吗？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皆是纯然无私的，自然的天理流行，便即是仁义礼智等道德之理，此是孟子仁义内在之说，一切道德之理，莫非由本心中出。当然这呈现一切道德之理的本心，是不能有一刻止息的，而人则常会受到私意欲望的影响，故人一定要努力扩充他的四端之心，所谓扩充，是努力求实现之意。从人之有恻隐之心，便可推证人之性本善，这是从心之善见性之善。

编自《孟子义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