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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文章，是成文而昭彰的东西，亦即孔子称尧帝“焕乎其有文章”的文章。这是指一个人在人格德业上的光辉成就，所以“可得而闻”。“闻”不是狭义的耳闻之闻，而是见闻、知闻之意。因为成文而昭彰于外的东西，不能说只限于耳闻，亦应该是目之所见、心之所知。下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闻”字，更不是耳闻之闻，亦不是见闻之闻。盖“性与天道”不是耳闻目见的对象，所以必然是“知闻”之意。但从顾亭林以来，一些所谓朴学家之流，却对子贡这句话充满了误解。
亭林心怀明亡之痛，反对性命天道之学，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要讲经世之学。他的心情，自应予以同情的了解。但亭林与友人论学书中，说到“性与天道，夫子之所不言，子贡之所不可得而闻”。因而严责宋明儒空谈心性。这种见解就很有问题了。心性之学是空谈的吗？心性之学不是实学吗？心性之学（内圣成德）与经世之学（外王事功）有冲突吗？这些，学者可试思之，今暂置勿论。在此，我们只想讨论二个问题：
1夫子是否不言性与天道？
2子贡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何以说“不可得而闻”？
第一个问题，说孔子“不言”性与天道，显然是亭林之误解或疏忽。且不论先秦古籍多有孔子论及性命天道之言，即以论语一书为据，孔子不但说过“性相近”，子贡亦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个“言”字明显地摆在那里，如何能说“性与天道”是夫子之所“不言”？亭林一时疏忽失察，自有可谅。但清代学者专以考证为务，何以对论语这个“言”字竟然视而无睹？
第二个问题，子贡何以对孔子所“言”的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上文说过，这个闻字不是耳闻之意。否则，孔子既已“言”矣，子贡既非聋子，何以充耳“不闻”？可见这个“闻”字，必是“知闻”之意。意思是说，子贡对于孔子所讲的性与天道，闻之而不能知之，无法深切了解。子贡“闻一而知二”，是个天资聪颖的人，何以不能了解性与天道？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须知，孔子学问的进路，是暂时撇开了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这个老传统，而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他所积极正视和积极谈论的，是环绕着“仁智圣”的问题。而性与天道方面，自然不常谈论。偶而讲一讲，而其中的深义，亦很难为青年弟子所领悟，因此乃有子贡“不可得而闻”的感叹。然而，子贡的感叹，是表示他根本无所知呢，还是此时听了而有所契悟，所以才发出叹美之言呢？程子朱子都认为这是子贡闻道之后的叹美之言（见论语朱注），陆象山亦说“此是子贡后来有所见处”（语录）。如此说来，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子贡亦终于有所契悟了。二程朱陆的疏通，我认为是可以信从的。即使退一步说，子贡的话仍然表示他不了解，但子贡不了解只是子贡自己的事，而并无碍于孔子对性与天道有着亲切的体证与深切的契悟。
在孔子以前的文献里，已可看出二个传统，一个是从“生”而言“性”，一个是“天命下贯而为性”，前者是儒家人性论的消极面（即后来所谓气质之性），后者是儒家人性论的积极面（即后来所谓义理之性），亦是儒家所特有的人性论。孔子虽没有积极讨论性的问题，但正宗儒家人性论的完成，孔子却是一个总关键。前乎孔子的是预备，后乎孔子的则是承接与引申。如果不通过孔子之“仁”，如果没有这一个德性生命的挺立，积极面的人性论亦将不能出现。到了孟子，便直说“仁、人心也”。他是以心善言性善，而本心即是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仁”即是“性”。不过，由于孔子以仁为宗，对于“性”很少谈论，所以才有子贡不可得而闻的感叹。
至于“天道”一面，则与“性”稍有不同。因为诗书中的帝、天、天道、天命的观念，是一个很显著的老传统。孔子对于这个传统自甚熟悉而亲切，何以孔子亦不常言？何以言之而子贡亦不可得而闻？在此，必须再将天道与性关联起来作一了解。
性与天道，都是客观的自存潜存，天道是超越的存有，性是内在的存有。而孔子并不同于希腊式的哲人，他并没有对这客观的自存潜存费其智测（这亦本非智测所能尽），而是把这存有面暂且撇开，而开辟了另一面——仁智圣；这是从“智测”而转到“德行”。孔子的心思，不是向“存有”以表现智测，而是向“践仁”以表现德行。他没有以智测入于“幽”，而是以德行开出价值之“明”、开出其生命之光。这里当然有智，但却不是智测，而是德性生命的莹彻与朗照：它上达于天即契合了天的高明，它下接于地即契合了地的博厚，它接于日月即契合了日月的光明，它接于四时即契合了四时之生长收成，它接于鬼神即契合了鬼神之感应吉凶。在德性生命的朗照（智）与朗润（仁）之中，他彻通了物我内外与生死昼夜，彻尽了超越的存有（天道）与内在的存有（性），使它们一起彰显而挺立、朗现而贞定。这一切都不是智测与穿凿，所以不必多在言词中讲说性与天道，而性与天道尽在其中（在生命的契会与证知中）。但这是孔子在圣证中所达到的，局外人如何能从言词中加以领会？子贡所以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叹，这才是最深最真实的原故。
在践仁中体证而且体现性与天道，这是“作”（创造人格型范）；继孔子而讲习践仁知天的义理规范，这是“述”。乐记云：“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孔子是作，后儒是述。述而后能明，明而后则庶几可以有成。所以后儒之讲论性命天道，乃是承孔子“内圣成德之学”理所应有的引申和发展。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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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孔孟荀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