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一、从两本书说起


《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本节)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绪论

我以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者与撰述者之立场,对中国哲学史所涵蕴的问题,提出全面性的疏导和说明。其中含有:(1)对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认识,诸如中国哲学的源流系别,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中国哲学优、缺、得、失之评判。(2)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分期不明确,即表示欠缺恰当相应的理解,故分期甚关重要。(3)对中国哲学的教与学,诸如说话的立场,生命的感通,智慧的契接,都应该有所措意。(4)现况的省察,诸如中国哲学通史的检讨,中国哲学断代与专题之研究等。(5)中国哲学的前瞻,也即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问题。凡此,皆应兼顾并重,提出说明。

一、从两本书说起

对中国来说,“哲学”乃是二十世纪的新词。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纲领和学门分类,早已形成规格。譬如“经史子集”。“经”有章句与义理之分,“史”有编年、纪传、记事本末之别,“子”又分为诸子百家,“集”则人各一部,包罗尤其驳杂。但中国学问,总是以“生命”(人、人生、人事)为中心,而不同于以知识为中心的西方之学。近百年来,西方文明挟其强劲之势不断冲激东方,使得中国文化招架不住,于是国人只好自居落后,而奉西方为先进。单单“哲学史”这个部分,便使得中“倒架子”了。

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有二本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一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胡氏的书只写到先秦阶段,我们无从知晓它全部的内容。现在只能就其书“以老子开头”这一点加以检讨。胡氏说老子是“革命家”,是“彻底的反对派”。然则——

1.老子这个反对派,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2.如果说老子反对“圣、智、仁、义”(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那末,“圣智仁义”算不算是一个价值系统中的价值标准呢?

3.如果算,它是谁创立的?它有没有发生过正面的作用呢?

4.一个能起作用的价值系统,是否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呢?

5.如果不能否认它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为什么加以割截,而不予理会呢?

也许有人说,胡氏书中列有“诗人时代”一节以代表老子以前的思潮,但胡氏所叙述的其实不是什么思潮,而只引用《诗经》里不满社会状况和政治现实的诗句,以表示诗人们怨怒的情绪而已。依胡氏书中的叙述,似乎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开头便是黑暗混乱,一无是处。在此,我们不禁要问:《诗经》里面是否也有从正面表述清平政治的诗篇?是否也有赞颂先王功业和圣贤德教的诗篇呢?事实上当然有,而且还不在少数。然则,胡氏何以一句都不提呢?而且,《老子》以前的文献,也不止是一部《诗经》,《尚书》里面也有哲学性的观念,为什么一概加以抹煞呢?

一本哲学史,对于这个文化系统“创始阶段”的思想观念,不作一字一句的正面说明,而开天辟地第一个哲学家竟然就是“反对派”;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及格的写法。冯友兰的哲学史倒改向正面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先讲孔子,而且对孔子以前有关“宗教的、哲学的”思想,也有所说明。不过,冯氏的哲学史,却有更大的问题。

冯氏将中国的哲学史极其简单地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他如此分期所显示的意思,主要有三点:

1.他以西方哲学史的分期为模式,来划分中国哲学史的阶段。

2.他以汉代以前为“子学时代”,这是民国以来一般的说法(其实并非妥当。因为诸子之前还有上古三代);以西汉董仲舒一直到清末为“经学时代”,则是冯氏个人的判断。他认为西汉以来各个阶段的哲学思想,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相当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3.基于第2点的判断,于是他颟顸(mān hān)地认为,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

西方“文艺复兴”所开启的,是一种“反中古”的精神方向。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不愿意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而要求恢复希腊传统中哲学独立的地位。在中国方面,宋明理学也是自觉地要求恢复先秦儒家的慧命,以重新显立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如果类比西方来说,宋明儒者“不满意两汉经生之学,不满意魏晋的玄学清谈,不满意佛教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这种精神方向,正与西方近代哲学“反中古”的精神相类似,怎么反而说宋明儒者的精神是“中古的”?而胡书认为宋代以来的儒学,是中国的“近代哲学”,倒显示出他对历史文化的通识。

冯氏以西方哲学的进程为标准,妄判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正所谓“只知有西,不知有东”,不免有“出主入奴”之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无论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诗歌、音乐戏剧、绘画雕刻,以及生命情调,生活方式等等,都显示中国文化的原创性、独立性)。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有自己文化生命所透显的原则和方向。因此,你只能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近代哲学,而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近代。中国哲学的近代,为什么一定要以西方哲学史的近代为模式呢?(至于说,近代西方哲学很有价值,值得借镜学习,则是另一个问题。那是中国哲学的路向问题,必须另说另讲。)冯氏颟顸地认为中国哲学自西汉以下二千年中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拿来和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等同并观,这就表示他对中国文化生命开合发展的“脉动”根本没有感受,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哲学器识,也欠缺相应的了解。

另外,在文献运用上,冯氏也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例如他根据托名南岳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讲天台宗。陈寅恪氏的审查报告,已指出此书为伪托。但冯氏似乎不服善,仍然用这本与天台开宗的智者大师不相干、而又不合天台教义的伪托之书,来讲天台宗的思想。这样,就显得基本的知识真诚也有所不足了。

冯书比较有价值的部份,是对名家的讲述。他对惠施、公孙龙乃至荀子正名篇所做的疏解,都有他的贡献。不过名学并非中国哲学的重点,我们不能通过名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至于中国哲学的主流,冯书的讲述则大体不相应,不中肯。(辟如他说“良知”是一个“假设”,便是显例。)

但冯书写于八年抗战之前,在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反省疏解还不够深入,对“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三个阶段的学术思想,也还没有充尽明彻的了解。所以,冯氏的哲学史写得不够中肯,不够相应,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也是那个时代的客观之限制。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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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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