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自序

这部书,虽然只写成上下两册(原先是想依顺五个阶段写成五大册)但就其分卷分章分节的内容看来,大体上是依循当代新儒家(主要如牟宗三先生等)所开显的思想架构与义理规路,而进行表述。

民国以来,由于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隔与无知,常以为中国文化是一停滞不进的封闭系统。其实,在二千多年大开大合的发展中,中国文化本就不断有义理的开新。牟先生除了在《中国哲学十九讲》有精确的疏导,另外也在一次演讲中,举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诤辩:(见《牟宗三晚期文集》三七一-三八三,联经,全集本第二十七册)

 

第一、儒墨的诤辩:

二帝三王之时,没有思想之分歧。到春秋之末,儒家思想建立,而后乃有墨家对儒家挑

战。通过儒墨的诤辩,使儒家在哲学文化之发展中,取得正统的地位。

 

第二、孟子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诤辩:

孟子反对“生之谓性”,而主张“仁义内在”。牟先生说,孟子的主张是一个“伟大的洞见”。能了解“仁义内在”,就能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儒家之所以为儒家。

 

第三、魏晋玄学家之“会通孔老”:

两汉是经学,在思想上并无特出之表现,因而也没有思想上的问题。到魏晋道家思想复兴,而儒道的冲突遂不可免,但孔子地位不能撼动,于是乃有王弼“圣人体无”之说,向、郭注庄也提出“迹本论”。其实,大教的会通,永远都是新鲜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正表示思想境界的新开发。

 

第四、言意之辩:

这是名言能否尽意的问题,也是永远新鲜的问题。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到魏晋人言尽意或不尽意,再到西哲维根斯坦所谓“凡是可以说的,就清楚地说;凡是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也仍然是这个问题。这类的问题,永远常新,值得思量。

 

第五、神灭不灭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而有轮回之说,梁朝范缜反对轮回说,乃作“神灭论”,而引起一场大诤辩。牟先生指出,此一论辩并未发展成型。如今重加反省,便知此一问题并不简单,既可与儒家三不朽、耶教灵魂不灭相对较,而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必须审识明辨,故仍值得注意。

 

第六、天台宗“山家”“山外”关于圆教之诤辩:

这是天台宗内部很专门的问题,对人类智慧亦非常有贡献。山家山外之争,也可说是天台宗与华严宗之诤辩(因山外是以华严宗之思想讲天台圆教)其焦点集中在圆教问题,这是哲学上最高深最终极的问题,西方哲学尚未能触及此一理境,可见其理论之深微。牟先生指出,圆教之义理,无论就中国文化本身之价值,或就中西文化之比较而言,皆有重大意义。

 

第七、陈同甫与朱子争汉唐:

宋明儒内部的讨论,集中在内圣之学(如中和参究、朱陆异同)而此一论辩则属外王问题。朱子站在道德立场,故贬视汉唐事功,他所持的是道德判断,不是历史判断。陈同甫则赞许汉唐事功,他只着眼于英雄生命以论历史,也不算历史判断。依黑格尔,要真正接触历史,必须从知性理性进到动态理性。朱子是知性的理性型态,陈同甫是感性的直觉形态,这二者是对立的,而皆不能在了解历史时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只有在动态理性中(即曲线辨证的理性中)始能引进历史判断。(因为在动态的理性中,知性与直觉之对立已被消融故。)

 

第八、王龙溪与聂双江的“致知议辩”:

这是王门弟子对王阳明“致良知教”之了解的争辩。对于一个教义的本质是否真懂,必须在层层转进的论辩中,看他的思路是如何前进的,再审视他措辞的轻重本末,才能考验出谁是真有所得,谁是真能相应。这是批判真伪的试金石。谁是王学的正嫡,谁是王学的偏歧,皆可以在此一论辩中分判出来。

 

第九、周海门与许庵“九谛九解”之辩:

“九谛”代表许敬庵的主张,主要是对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起疑惑,因而对王龙溪天泉证道之宗旨亦一并辩驳。周海门(龙溪弟子)顺九谛作答辩,名曰“九解”。此一论辩不仅关乎王学,也关乎儒家与中国文化。老子当初讲“无”,是从作用层上说,而作用层上的无,实乃“共法”,为儒释道三家所共许,这是属于“如何”的问题。

凡实践工夫达到某一水准,一定会接触到这个理境。须知分别是非善恶,是属于“是什么”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是非善恶以表现好恶,使好恶皆得其正,这才是成就道德价值的关键所在。故《尚书·洪范》也有“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的话,作意(有意)的好恶,乃是偏好偏恶,所以必须“无”掉。道家所讲的“无”,正是在此特显胜场。因此,作用层上的无,既无须反对,也不能反对(因为是 “共法”故)

我们不能一见到 “无”字,就以为来自佛老,说它不合圣人之道。这个禁忌主要是朱子造成。此不仅妨碍人了解道家之“玄理”与佛家之“空智”,对于弘扬儒家也甚为不利。在道家,只有“如何”这一层的问题,而没有“是什么”的问题,儒家则两个层面同时兼备。周海门与许敬庵的论辩,其重要性即在有助于我们了解此中义理的分际,以开出哲学的理境。(我对九谛九解之辨,曾全文加以疏导,见《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学生版)页二三九-二七六。)

以上九大诤辩,都发生在过去的历史中。但这些论辩所代表的意义,则不可以陈迹论。其中实显示生命的智能和生命的方向。只要一加反省,它就能开启我们的生命,触发我们的灵感,彰显我们思想的光辉。

 

第十、中国文化畅通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课题是会通孔老,宋明时代的课题是对治佛教,我们这个时代又当对付哪些问题呢?总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如何畅通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谁与谁诤辩,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不能畅通,其首要的任务是使民族生命复通。第二个使命,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而其重点是在宗教方面,儒道佛三教,都是东方宗教的型态,与西方基督教的型态有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耶”便成为当前文化使命中第二件工作。中国文化不容许篡窃,我们反对以马列代孔子,也反对以耶稣代孔子。

至于文化使命的第三件事,则不属于消极的破与辨,而是正面的“立本”。本不立,则一切都将落空。立本,是要维护中国的文化传统,要顺由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脉,来恢复中华民族立国的大本。顺立本而来的第四件事,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是洋化,我们要求现代化,但必反对洋化(若洋化,便将失其本)

以上四件事,都是中华民族“自尽其性”的事。人要尽其性,民族也要尽其性。民族不能尽其性,则既不足以言建国,更谈不上文化的开创和新生。

写到这里,或者有人会觉得奇怪,写自序为什么要提这十大诤辩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不能只在文献材料上讲哲学史,而是要在民族文化生命的脉动上来讲哲学史。这十大诤辩,正是顺就文化生命的大动脉,而来讲述我们哲学史里面重大的关节。所以先作简括的提揭。

我这样写书序,虽然有点特别,但化特异为平常,又一直是我生命表现的基本形式。我想要讨论的有关哲学史的问题,其实在本书卷首的“绪论”中,已大致有了相当持平的说明。至于我的书究竟写得如何,我想静待读者的评判,应该是比较好的态度。

 

蔡仁厚 戊子农历重阳

于东海大学哲研所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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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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