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本节)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二种分期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以朝代为分期的依据。通常分为六个阶段:

 

(1)先秦诸子,(2)两汉经学,(3)魏晋玄学,(4)隋唐佛学,(5)宋明理学,(6)清代朴学。这六个阶段虽然可以概括中国数千年的学术,但两汉经学与清代朴学,和哲学思想的关系是很少的。这种分期,可以用来讲学术史,不宜用来讲哲学史。

第二种,是以西方历史的分期为模式,套在中国哲学史上来讲。这可以胡适的说法为代表。他在哲学史的“导言”里,曾经提出他的主张。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哲学:从老子到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

(2)中世哲学:从汉代到北宋之初为中世哲学:甲、中世第一期:从汉代到东晋之初,为:子学的延续与折衷。乙、中世第二期:从东晋到北宋之初,印度哲学(佛学)盛行于中国。

(3)近世哲学: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代哲学,并以清代为古学昌明时期。

 

胡氏这种“古代、中世、近世”的分期法,很明显是西化派的观点。不过还算不错,他承认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有东西两大支。东支又分为印度和中国二系,西支也分为犹太和希腊二系。(1)在古代时期,这四系都是独立发展的,(2)到了汉代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为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佛学)加入中国系,成为中国的中古哲学。(3)到了近代,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的势力,而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在中国方面,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学复兴,而产生了中国的近世哲学,历宋元明而至清代。他还说到,由于二十世纪东西两支哲学互相接触,他预料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也即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世界的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经学”两阶段的分期法,上文第一节已有述评,兹不再赘。在冯著出版四十多年之后,劳思光先生完成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

 

(1)初期-又名发生期。指的是先秦阶段。

(2)中期-又名衰乱期。包括汉代哲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哲学。

(3)晚期-他称之为由振兴到僵化的时期。指的是宋明理学,再下至清代戴东原。

 

这个分期法,大致与胡适“上古、中世、近世”之分相当。不过,劳先生认为两汉学术是儒学的衰落期,魏晋玄学则是“上承道家旨趣而又有所误解”的一种思想,而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则是乘中国哲学衰敝而流行到中国来的;所以判汉代至唐末为中国哲学的“衰乱期”。他对“中期”这个阶段的分判,当然可以代表一种看法。但我们觉得他对魏晋玄学的价值,似乎承认得少了一点。对佛教在中国传衍发展的线索,以及中华民族吸收消化佛教的意义,也似乎欠缺深切的认识。而他之所以如此分判,和他书中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实相关涉。(说见下文第五节)

 

(二)五阶段的分期法

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我在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讲“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主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可以标题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三个段落,一是孔子以前,二是孔子时代,三是孔子以后。孔子以前是二帝三王发展凝成的“圣王之统”,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初形态(文献是六经)。而孔子的仁教,则更为中国文化开启了继往开来的长江大河,永远灌溉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孔子之后,诸子百家兴起,是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孔子开创的儒家,一方面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统,一方面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所以儒家具有双重身份。如果对先秦的哲学思想,笼统称之为“子学”或“诸子哲学”,则不但忽视孔子以前的文化思想,也无法概括儒家“代表民族文化之统”的那个身份。因此,我们不用“子学、诸子哲学”这种名词来概括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而称之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

 

第二阶段是两汉魏晋可以标题为“儒学转型而趋衰与道家玄理之再现”。这个阶段是先秦“儒、道”二家学术思想的延续。两汉经学是儒学之转型(转内圣成德之教为经生章句之学);儒学僵化而玄学代起,遂有魏晋时期道家玄理之再现。至于其他各家,在思想上都失去傅承,更没有发挥。墨流为侠,法沉为吏,阴阳家也下委而散入医卜星相,名家则断绝无延续。

 

第三阶段是南北朝隋唐可以标题为“佛教介入,异质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异质文化。由于魏晋玄学所显发的“无”的智慧,正好成为接引佛教“空”的智慧之桥梁,这才使得佛教思想在历经三百多年的盘旋之后,终能打入中国的文化心灵之中。但就中华民族的内心来说,是不甘受化于佛教的。所以一方面护持政教与家庭伦常,一方面则大量译习佛经,以期消化佛教。到了隋唐,终于开出了“天台、华严、禅”三宗,使佛教在中国大放异采。而中华民族能够吸收而且消化一个外来的大教,也正表示“文化生命浩瀚深厚,文化心灵明敏高超”。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能结出这样的善果,实在是国族的光荣。

 

第四阶段是宋明时期,可以标题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开展”。道家和佛教的智慧都很高,但毕竟不是儒家圣人“本天道为用”的生生之大道。儒家之学,一方面要上达天德,使性命天道通而为一:一方面要下开人文,以成就家国天下全面的价值。宋明儒者的用心,就是要使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沉晦千年之久的先秦儒家之义理纲维,重新挺立起来。所以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第二期的发展。可惜这一期的发展,内圣强而外王弱,到了满清入关,中国哲学的慧命便进入衰微时期。

 

第五阶段是近三百年,可以标题为“文化生命的歪曲、冲激与新生”。明末“顾、黄、王”三大儒由内圣开外王事功的思想方向,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儒家第三期学术思想的序幕。然而,大明亡了,民族生命受挫折,文化生命受歪曲,三大儒的思想方向无法申展贯彻,学术风气乃一步一步走向考据,形成文化心灵的闭塞和文化生命的委顿。而哲学的慧命也因而断掉了,失传了。民国以来,西方哲学流行于中国,但我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绩并不很好,就算学得不错,那也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不能算是“中国的哲学”。所以,中国哲学必须从根反省,以求“新生”,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使命。

 

按,胡氏之说,是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那时候他只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对文化学术的严肃和艰难欠缺深切的体认,他似乎认为杜威和罗素来中国讲讲学,就可以把中西哲学会合起来,他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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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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