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本节）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中国哲学的源流
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六经以下的诸子百家，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流”。平常提及六经，都认为是儒家的经典。其实，六经本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并不必然地属于儒家。只因为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名家、阴阳家，都不愿意继承文化的老传统；只有孔子，他不但自觉地承述六经，而且赋予六经以新的诠释和新的意义，这才使得六经成为儒家的经典。同时，也因而确定了孔子“继往开来”的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以前，是中国哲学的“源”；孔子以后，是中国哲学的“流”。
孔子以前，是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的圣王之统，那是王者的礼乐之教。孔子顺着这个礼乐之教的方向而进一步创发仁教，使礼乐之教中的“生活的形式规范”，内转而为“生命的自觉实践”，这就是孔子的创造，也可以称之为孔子的传统。而孔子的传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中心骨干，也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总原则和总方向。二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虽然有激荡，有起伏，有曲折，有分化，但无论先秦的诸子，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学，以及宋明的理学，全都是在一个“文化生命主流”的涵盖笼罩之下，所显示的大开大合之发展➊。
（二）中国哲学的系别
关于哲学思想的系别，我认为应该从文化生命的开合发展中来看。“开”，表示文化生命之“破裂”与“歧出”。破裂是开出新端绪，歧出是吸收新内容。在开的过程中，儒家表现的态度是“强固守护”和“孕育新机”。这表示儒家能够“动心忍性”，在忧患中有守有为。“合”，表示文化生命之新的“消化”和新的“融铸”。消化是求量的充实，融铸是得质的纯一。在合的进程中，儒学的功能运作，是“护持政教”和“含弘光大”。
历来对于文化思想“源流系别”的说法，有当有不当，必须重新作相应的了解和妥洽的判定。举例而言，魏晋的玄学，或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是依时代先后而标名，并无多大意义。或又分为名理派、玄论派，这样也失之笼统。盖魏晋名士皆谈名理，前期以谈才性为主，后期则谈易与老庄之玄学。故应分为“才性名理系”与“玄学名理系”，方得其实➋。
又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通常所说的空宗、有宗、或唯识、法相、天台、华严、凈土、禅宗等名称，虽皆各有意指，但就表出佛家的教义系别而言，这些名称仍然不够明晰而妥恰。民国以来，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提出“性空唯名”、“真常唯心”、“虚妄唯识”三系之分，则较能显示佛家教义之系别。今又依佛性与般若观念，判分为“般若系、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这样的讲法，尤为妥适而显豁➌。
再如宋明理学，只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不够周延明晰。牟宗三先生依于心性关系而判为（1）心性为二的伊川朱子系，（2）心性是一的象山阳明系，（3）以心著性的五峰蕺山系，而开端的北宋前三家（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则只有义理之开展，并无义理之分系❹。
从以上有关玄学、佛学、理学分系之简提，可以看出哲学系统的分判，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解是否能够相应，大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的特质，不拟在此详说。现只提出五点简明的对比，以见出中西哲学之差异。从差异对较之中即可显示中西哲学之特质。
1.西方文化“以物为本，以神为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
2.西方文化“首先正视自然”，中国文化“首先正视人”。
3.西方文化“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以生命为中心”。
4.西方文化“重客体性，重思辩”，中国文化“重主体性，重实践”。
5.西方文化“学与教分立”，中国文化“学与教合一”。
同时，西方文化以“知性”为主，它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科学，二是民主，三是宗教。科学是“心与物对列”，民主是“权利与义务对列”，宗教是“人与神对列”。西方文化既然以“主客对列”的格局来表现，所以它的精神是“向外追求，向上攀缘”，是一种单向度的无限伸展。结果是“取单向而无回向，有追求而无反求”。因此，不讲“反求诸己，反身而诚”。而文化生命中的德性主体，也无法独立地透头此来。以是，在西方知性文化的传统里，没有心性之学，没有成德之教。
依中国哲学传统，德性生命上下四方的流通贯注，虽然可以创造“天下一家”、“慧命相续”、“天人和谐”的广大丰厚的价值世界，但在西方知性文化对较之下，我们将会发现近代西方通过“科学、民主”所开创的事功，却正是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传统儒家所讲的“外王”，的确有方式上和内容上的不足。因此，我们又可以说：
西方文化知性强而德性弱：
中国文化内圣强而外王弱。
德性，不是浮泛之词，乃直指德性主体而言。传统的外王，只落在仁政王道上，还不能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所必需的知识条件和技术条件。同时，政权之移转，也欠缺法制化的轨道。由此可知，西方文化宜当取资儒家（乃至道家佛教）的智慧，以期文化生命调适上遂；而中国文化则须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以开出政道（民主政体）与知识之学（科学）。
（四）中国哲学的评判
基于上文之简述，乃可对中国哲学作如下之评判：
第一、中国哲学器识弘大，智慧甚高，而思辩力则较弱。
第二、中国哲学重实践过重识，其理论亦以满足实践为依归。
第三、中国哲学不重立说以显己，而重文化慧命之传承相续，以畅通文化生命之大流。
哲学思想是文化生命显发的“共慧”，不是任何人可得而私。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始终没有“著作权、出版权”的观念。人之为学是要投身于文化生命之流，与古人智慧相应接、相映发，以期有得于心，显之于行。述作之目的，在阐扬圣贤之道，以延续文化慧命；而并非为了一己之名声。因此，“自立一说”的欲求并不很强。中哲学文献之所以多散篇记语，而少有系统的专著，这是根本的原因。
上文所说，都是近五十年来，哲学学者接续省察之所见所得。这种恰当相应的理解和判断，远远超越了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见解。这是后半个世纪台、港、海外学者的学知功夫积渐所致，得之非易，故分为两节，先作如上之简述。
➊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一－十三，对中国文化之开合发展，作了通盘之说明，请参看。
➋参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三初版，一九七四重版。）
➌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七）。
➍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学生书局九六八），综论部。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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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