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


《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本节)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中国哲学的源流

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六经以下的诸子百家,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流”。平常提及六经,都认为是儒家的经典。其实,六经本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并不必然地属于儒家。只因为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名家、阴阳家,都不愿意继承文化的老传统;只有孔子,他不但自觉地承述六经,而且赋予六经以新的诠释和新的意义,这才使得六经成为儒家的经典。同时,也因而确定了孔子“继往开来”的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以前,是中国哲学的“源”;孔子以后,是中国哲学的“流”。

孔子以前,是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的圣王之统,那是王者的礼乐之教。孔子顺着这个礼乐之教的方向而进一步创发仁教,使礼乐之教中的“生活的形式规范”,内转而为“生命的自觉实践”,这就是孔子的创造,也可以称之为孔子的传统。而孔子的传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中心骨干,也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总原则和总方向。二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虽然有激荡,有起伏,有曲折,有分化,但无论先秦的诸子,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学,以及宋明的理学,全都是在一个“文化生命主流”的涵盖笼罩之下,所显示的大开大合之发展➊。

(二)中国哲学的系别

关于哲学思想的系别,我认为应该从文化生命的开合发展中来看。“开”,表示文化生命之“破裂”与“歧出”。破裂是开出新端绪,歧出是吸收新内容。在开的过程中,儒家表现的态度是“强固守护”和“孕育新机”。这表示儒家能够“动心忍性”,在忧患中有守有为。“合”,表示文化生命之新的“消化”和新的“融铸”。消化是求量的充实,融铸是得质的纯一。在合的进程中,儒学的功能运作,是“护持政教”和“含弘光大”。

历来对于文化思想“源流系别”的说法,有当有不当,必须重新作相应的了解和妥洽的判定。举例而言,魏晋的玄学,或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是依时代先后而标名,并无多大意义。或又分为名理派、玄论派,这样也失之笼统。盖魏晋名士皆谈名理,前期以谈才性为主,后期则谈易与老庄之玄学。故应分为“才性名理系”与“玄学名理系”,方得其实➋。

又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通常所说的空宗、有宗、或唯识、法相、天台、华严、凈土、禅宗等名称,虽皆各有意指,但就表出佛家的教义系别而言,这些名称仍然不够明晰而妥恰。民国以来,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提出“性空唯名”、“真常唯心”、“虚妄唯识”三系之分,则较能显示佛家教义之系别。今又依佛性与般若观念,判分为“般若系、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这样的讲法,尤为妥适而显豁➌。

再如宋明理学,只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不够周延明晰。牟宗三先生依于心性关系而判为(1)心性为二的伊川朱子系,(2)心性是一的象山阳明系,(3)以心著性的五峰蕺山系,而开端的北宋前三家(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则只有义理之开展,并无义理之分系

从以上有关玄学、佛学、理学分系之简提,可以看出哲学系统的分判,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解是否能够相应,大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的特质,不拟在此详说。现只提出五点简明的对比,以见出中西哲学之差异。从差异对较之中即可显示中西哲学之特质。

1.西方文化“以物为本,以神为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

2.西方文化“首先正视自然”,中国文化“首先正视人”。

3.西方文化“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以生命为中心”。

4.西方文化“重客体性,重思辩”,中国文化“重主体性,重实践”。

5.西方文化“学与教分立”,中国文化“学与教合一”。

同时,西方文化以“知性”为主,它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科学,二是民主,三是宗教。科学是“心与物对列”,民主是“权利与义务对列”,宗教是“人与神对列”。西方文化既然以“主客对列”的格局来表现,所以它的精神是“向外追求,向上攀缘”,是一种单向度的无限伸展。结果是“取单向而无回向,有追求而无反求”。因此,不讲“反求诸己,反身而诚”。而文化生命中的德性主体,也无法独立地透头此来。以是,在西方知性文化的传统里,没有心性之学,没有成德之教。

依中国哲学传统,德性生命上下四方的流通贯注,虽然可以创造“天下一家”、“慧命相续”、“天人和谐”的广大丰厚的价值世界,但在西方知性文化对较之下,我们将会发现近代西方通过“科学、民主”所开创的事功,却正是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传统儒家所讲的“外王”,的确有方式上和内容上的不足。因此,我们又可以说:

西方文化知性强而德性弱:

中国文化内圣强而外王弱。

德性,不是浮泛之词,乃直指德性主体而言。传统的外王,只落在仁政王道上,还不能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所必需的知识条件和技术条件。同时,政权之移转,也欠缺法制化的轨道。由此可知,西方文化宜当取资儒家(乃至道家佛教)的智慧,以期文化生命调适上遂;而中国文化则须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以开出政道(民主政体)与知识之学(科学)。

(四)中国哲学的评判

基于上文之简述,乃可对中国哲学作如下之评判:

第一、中国哲学器识弘大,智慧甚高,而思辩力则较弱。

第二、中国哲学重实践过重识,其理论亦以满足实践为依归。

第三、中国哲学不重立说以显己,而重文化慧命之传承相续,以畅通文化生命之大流。

哲学思想是文化生命显发的“共慧”,不是任何人可得而私。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始终没有“著作权、出版权”的观念。人之为学是要投身于文化生命之流,与古人智慧相应接、相映发,以期有得于心,显之于行。述作之目的,在阐扬圣贤之道,以延续文化慧命;而并非为了一己之名声。因此,“自立一说”的欲求并不很强。中哲学文献之所以多散篇记语,而少有系统的专著,这是根本的原因。

上文所说,都是近五十年来,哲学学者接续省察之所见所得。这种恰当相应的理解和判断,远远超越了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见解。这是后半个世纪台、港、海外学者的学知功夫积渐所致,得之非易,故分为两节,先作如上之简述。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一-十三,对中国文化之开合发展,作了通盘之说明,请参看。

参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三初版,一九七四重版。)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七)。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学生书局九六八),综论部。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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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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