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本节)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的大学哲学系,都有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中文系与部分历史系也有中国思想史一课。教学的效果虽不可一概而论,但要学生进到研究的层次,基本上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仍然要靠教授学者去从事。

 

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东海大学成立哲学研究所,我开了一门课程,名叫“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同时还为这门课程撰写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刍议”在专题研究的问题方面,我列举了:源流问题、特性问题、分期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资料简别与文献运用的问题、思想诠释问题、系统分判问题、概念运用问题、辟邪显正问题、发展路向问题。

 

在研究的方式与类别方面则分为:

(1)对“人”(哲学家)的研究;

(2对“书”(哲学典籍)的研究:

(3)对“哲学问题”的研究;

(4)对“学术事件”的研究。

有关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

天人关系、人的地位、个人与社会、思想与时代、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法律、道德与宗教、道德与幸福,以及生与死、有与空、经与权、常与变、体与用、名与实、心与物、道与器、一与多、学与思、知与行、善与恶、义与利、理与欲、理与气等等,都是可以列为专题进行研究。

 

还有天道、天命、天理、太极、阴阳、中和、寂感、动静、仁、义、圣、智、心、性、情、才、气、命,以及正名、格物、穷理、致知、诚意、慎独、居敬、涵养、察识、体悟、体证……凡此,皆可从观念名词的性格,转为哲学问题来探讨。

 

此一课程,每年必开。但效果却很难讲。主要是学哲学的人,似乎历史意识比较薄弱,不容易投注心力于通贯数千年的浩浩慧命哲流之中。而一般讲哲学史的人,又多半是知识的角度,欠缺生命心灵的感通。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乃是在文化生命主流涵盖笼罩之下表现为大开大合的发展;“哲学史”就理所当然地要在这开合发展的大动脉上来讲述。(上文第三节之二,笔者主张中国哲学史应分为五个阶段来讲述,即是顺就此义而提出。

 

换言之,讲哲学史,必须以文化生命大流之航程为线索。所以,讲哲学史并非只是“述古”,而是要畅通文化生命之流,以豁醒哲学的慧命,而讲哲学史的人也必“涌身千载上”,投入文化生命之流,以与古人智慧相应接,相映发。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和讲西方哲学史不同。对西方,我们是旁观者,是客的身分。对中国,则是主人的身分。我们的生命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合拍合流的。以此之故,我们讲中国哲学史时,绝不可将它推于生命之外,而应将圣哲的德慧引归到自己生命之内,以期与民族文化生命存在地呼应与感通。

 

大陆各大学的哲学系与各级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一般都有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或研究室的设置,这是台湾地区所没有的。当然,大陆各大学哲学系出版的若干《中国哲学史》,难免会有意识形态的限制。(近年来,此一情况在逐渐省觉改善之中。有些中国哲学史的教本,已做了修正或重写,基本上是走向平正平实,这是很可欣喜的。

 

台港两地的学者,则拜“学术自由”之赐,没有这一层的束缚,而可以独立地抒意立说,自由发挥。不过,自由的环境必须真能善加运用,否则,在欠缺积极驱策力的情形之下,人是很容易因循苟且的。多少年来,台湾地区从未办过哲学史的研讨会,现在想来,不能不说是学术心灵麻木之征。(虽然已有间接相关的研讨,但欠缺“史的意识”之觉醒,便不能逃开木之讥。)在著作方面,台北坊间叫“中国哲学史”的书倒也不少,但像样的却又非常不多。倒是书名不叫中国哲学史而内容却于断代史或专题史的性质。这一类的著作,反而显示出丰厚而弘博的成果。(说见下第五节后半

 

在此,我还想交代一下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学问不是知识的进路,而是实践的进路,所以有工夫论而欠缺方法论的讨论。

 

自西学东渐,大家注意方法论,但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却见仁见智,难有定准。譬如系统研究法,是对我们所要叙述的哲学思想作一个系统的陈述。

 

发生研究法,是著手于哲学家思想的发展变化,依照观念理论的发生程序加以叙述。解析研究法,是解析哲学家所用的词语和论证,以获得一个精确而客观的结论。但是,统研究法过于著重系统,而不免忽视系统以外的观念;同时,为了想把这个系统叙述得更为圆满,研究者往往加入自己的见解,而造成和事实不符合的情形。发生研究法倒是可以照顾事实,但又常常不能掌握这个哲学家的思想系统,尤其对于这一家哲学理论的内在价值和文化意义,更不能通过发生研究法来了解。至于解析研究法,虽然能对理论达到精确而客观的结论,但当我们要求一种连贯性的观点来作全面的综合判断时,解析研究法就无能为力了。

 

另外,还有一种基源问题研究法,它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而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的设准之下为归宿。这是劳思光提出的,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研究方法。但问题是在:所谓理论还原的可靠性以及设准的准确性与周延性,也常常因为研究者学养识度的限制或者思想立场的差异,而可能引生种种问题。

 

唐君毅先生曾有“方法随学问而自明”之言。这是一种提醒。有了好的方法未必就可以写出好的哲学史,而且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免有它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特别标举某一种单一的方法,而适当地运用各种方法之长以去其短,这是很有可能的。

 

“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一文,编入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七)页一八一-一九八。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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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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