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四、|儒学自习室

《中国哲学史》绪论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本节）

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的大学哲学系，都有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中文系与部分历史系也有中国思想史一课。教学的效果虽不可一概而论，但要学生进到研究的层次，基本上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仍然要靠教授学者去从事。

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东海大学成立哲学研究所，我开了一门课程，名叫“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同时还为这门课程撰写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刍议”❼在专题研究的问题方面，我列举了：源流问题、特性问题、分期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资料简别与文献运用的问题、思想诠释问题、系统分判问题、概念运用问题、辟邪显正问题、发展路向问题。

在研究的方式与类别方面则分为：

（1）对“人”（哲学家）的研究；

（2对“书”（哲学典籍）的研究：

（3)对“哲学问题”的研究；

（4)对“学术事件”的研究。

有关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

天人关系、人的地位、个人与社会、思想与时代、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法律、道德与宗教、道德与幸福，以及生与死、有与空、经与权、常与变、体与用、名与实、心与物、道与器、一与多、学与思、知与行、善与恶、义与利、理与欲、理与气等等，都是可以列为专题进行研究。

还有天道、天命、天理、太极、阴阳、中和、寂感、动静、仁、义、圣、智、心、性、情、才、气、命，以及正名、格物、穷理、致知、诚意、慎独、居敬、涵养、察识、体悟、体证……凡此，皆可从观念名词的性格，转为哲学问题来探讨。

此一课程，每年必开。但效果却很难讲。主要是学哲学的人，似乎历史意识比较薄弱，不容易投注心力于通贯数千年的浩浩慧命哲流之中。而一般讲哲学史的人，又多半是知识的角度，欠缺生命心灵的感通。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乃是在文化生命主流涵盖笼罩之下表现为大开大合的发展；“哲学史”就理所当然地要在这开合发展的大动脉上来讲述。（上文第三节之二，笔者主张中国哲学史应分为五个阶段来讲述，即是顺就此义而提出。）

换言之，讲哲学史，必须以文化生命大流之航程为线索。所以，讲哲学史并非只是“述古”，而是要畅通文化生命之流，以豁醒哲学的慧命，而讲哲学史的人也必“涌身千载上”，投入文化生命之流，以与古人智慧相应接，相映发。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和讲西方哲学史不同。对西方，我们是旁观者，是客的身分。对中国，则是主人的身分。我们的生命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合拍合流的。以此之故，我们讲中国哲学史时，绝不可将它推于生命之外，而应将圣哲的德慧引归到自己生命之内，以期与民族文化生命存在地呼应与感通。

大陆各大学的哲学系与各级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一般都有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或研究室的设置，这是台湾地区所没有的。当然，大陆各大学哲学系出版的若干《中国哲学史》，难免会有意识形态的限制。（近年来，此一情况在逐渐省觉改善之中。有些中国哲学史的教本，已做了修正或重写，基本上是走向平正平实，这是很可欣喜的。）

台港两地的学者，则拜“学术自由”之赐，没有这一层的束缚，而可以独立地抒意立说，自由发挥。不过，自由的环境必须真能善加运用，否则，在欠缺积极驱策力的情形之下，人是很容易因循苟且的。多少年来，台湾地区从未办过哲学史的研讨会，现在想来，不能不说是学术心灵麻木之征。（虽然已有间接相关的研讨，但欠缺“史的意识”之觉醒，便不能逃开木之讥。）在著作方面，台北坊间叫“中国哲学史”的书倒也不少，但像样的却又非常不多。倒是书名不叫中国哲学史而内容却于断代史或专题史的性质。这一类的著作，反而显示出丰厚而弘博的成果。（说见下第五节后半）

在此，我还想交代一下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学问不是知识的进路，而是实践的进路，所以有工夫论而欠缺方法论的讨论。

自西学东渐，大家注意方法论，但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却见仁见智，难有定准。譬如系统研究法，是对我们所要叙述的哲学思想作一个系统的陈述。

发生研究法，是著手于哲学家思想的发展变化，依照观念理论的发生程序加以叙述。解析研究法，是解析哲学家所用的词语和论证，以获得一个精确而客观的结论。但是，统研究法过于著重系统，而不免忽视系统以外的观念；同时，为了想把这个系统叙述得更为圆满，研究者往往加入自己的见解，而造成和事实不符合的情形。发生研究法倒是可以照顾事实，但又常常不能掌握这个哲学家的思想系统，尤其对于这一家哲学理论的内在价值和文化意义，更不能通过发生研究法来了解。至于解析研究法，虽然能对理论达到精确而客观的结论，但当我们要求一种连贯性的观点来作全面的综合判断时，解析研究法就无能为力了。

另外，还有一种基源问题研究法，它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而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的设准之下为归宿。这是劳思光提出的，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研究方法。但问题是在：所谓理论还原的可靠性以及设准的准确性与周延性，也常常因为研究者学养识度的限制或者思想立场的差异，而可能引生种种问题。

唐君毅先生曾有“方法随学问而自明”之言。这是一种提醒。有了好的方法未必就可以写出好的哲学史，而且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免有它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特别标举某一种单一的方法，而适当地运用各种方法之长以去其短，这是很有可能的。

❼“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一文，编入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七）页一八一－一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