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绪论|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


《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二、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四、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本节)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中国哲学通史的检讨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前一二十年仍然通用胡适和冯友兰的书,接着有人翻印民国初年像谢无量等人的老书。之后又有中国哲学史话以及供作课本用的小篇幅的出版品。这些书虽然都是撰述者的心血,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客观的研究成绩,却是不易作评价的。

到民国七十年,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这才有了一部值得评价的讲哲学史的书。上文第三节曾就劳著哲学史的分期法,作了几句评说,指出他那“发生期、衰乱期、由振兴到僵化的时期”之分判,是和他书中二个最基本的论点相关涉的。

 

第一、他以“自我境界”作为检证各家哲学思想的一个准据,此即所谓“德性我”、

“认知我”、“情意我”、“形躯我”之说。他认为孔孟开启的儒家是中国哲学的正统。孔孟彰显德性我,德性我是孔孟自我境界之所系。而汉儒之经学,魏晋玄学,以及佛教哲学,皆不能透显“德性我”,所以自两汉至唐未,皆属中国哲学的衰乱期。

 

第二、他分儒家之学为“心性论中心”与“宇宙论中心”二大类型。认为孔孟是心性论中心的哲学。而《中庸》、《易传》是宇宙论中心的哲学。又把中庸易传的时代往后拉,拉到了与西汉董仲舒相提并论。西汉哲学已属儒学之衰乱期,而魏晋以,更不必说了。

 

第一点的“自我境界”虽然不失为一个检验的准据,但用得太泛也未必适而中肯。而且,孔孟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之主流,也不只是彰显“德性我”而已。第二点用“心性论中心”与“宇宙论中心”二种思想类型,来考量和解说儒家学者及其文献所表示的义理方向与学术性格,也并无不可。问题是《中庸》、《易傅》是“宇宙论中心”的思想吗?

 

《中庸》、《易传》是“性命天道相贯通”的思想,它并不是“对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而是“对存有作价值的解释”。所以,《中庸》讲天道是以“诚”来规定(诚者,天之道也);《易传》讲天道(乾道、易道)是以“生德”来规定(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庸》所谓“慎独”、“致中和”,所谓“至诚、尽性、赞化育;”易传所谓“穷神知化”,所谓“穷理、尽性、至命”,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都表示,《中庸》、《易传》仍然是“以道德主体为中心”的思想。

 

当然,《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显示了一种从天道天命说下来的宇宙论的进路。但我们必须了解,中庸易传这一个讲法,一方面是呼应孔子以前“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一方面是顺着孔孟的仁与心性而再向存有方面伸展,以透显心性的绝对普遍性(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也正表示此种意向)。经过中庸易传这一步发展,道德界与存在界乃通而为一:讲道德有其形上之根据,而形上学依然基于道德。在此,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所以是“性命天道相贯通”的思想。先秦儒家由孔子孟子发展到中庸易传,其道德的形上学之基型,便透显出来了。然而,劳先生对儒家这一个基本大义,却欠缺相应的了解。

 

劳先生的意思,认为正宗儒家只是“心性论”,似乎不容许儒家有“天道论”。如果照他的意思,孔孟讲仁与心性的“超越绝对性”,便被抹煞了,而“客观性”也被轻忽了,结果只剩下一个“主体性”。能把握“主体性”虽然也不错,但是一个“与超越客观面不相通”的主体性,却并不能尽孔孟之教的本义,也不是陆王之学的究竟义。照他的讲法,孔孟之教被缩小了,儒家“心性与天道通而为一”的义理规模被割裂而拆散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的天人合德之教也不能讲了。简单一句话,“天”与“人”隔而为二了。在劳先生的心目中,整个儒家就只承认“孔、孟、陆、王”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也被讲成“只本心”,而“不本天”了。

 

当初,程伊川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本字,作动词解)。这一句名言,原本就只说对一半。因为圣人之道,固然“本天”,同时也“本心”。心与天并非两层对立,而是上下相通,故本天即是本心,本心即是本天。程明道最明澈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心、性、天”是通而为一的。只因程伊川对于实体性的道德的本心,欠缺相应的了解,而误以为圣人只本天而不本心。而如今劳先生评论伊川这句话,却以为伊川之误正在“圣人本天”这一句。然则,依劳先生的意思,是应该说“圣人本心,而不本天”了。如此,则正好与伊川之言相对反,而结果却又偏偏一样,也只对了一半(虽然两个一半并不一样)。

 

据此可知,儒家的“天”与“人”(天道与心性)是不可以拆而为二的。如果天人不相通,则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将如何解释呢?还有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我,反身而诚”、“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些话又将如何解说呢?事实上,从《论语》、《孟子》到《中庸》、《易传》,乃是先秦儒家在义理上一步很自然的发展。《中庸》、《易傅》这两部文献“成书”的年代可能比较晚,但皆是孔门义理的一脉传承,而并非更端另起,这是无庸置疑的。如今劳先生却判中庸易传为宇宙论中心,以为与孔孟思想不同,又把中庸易传从先秦儒家中排斥出去,而硬拉到西汉时期,这实在是一种颟顸的态度,是不对的。

 

(二)中国哲学断代与专题研究之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很好的《中国哲学史》,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人对文化传统的了解非常不够。不了解儒家道家佛教的义理系统,不了解三教学术的流变演进,如何能讲“中国哲学史”?

 

但二十世纪的后半,台港海外的新儒家学者,却有了空前的开发。他们对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做了通贯的讲述。其中牟宗三先生的贡献,尤其明显。

 

他以《才性与玄埋》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此书比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提出更深切而完整的讨论,可算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而文字之美,也超乎读者想象之外。对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教,则以《佛性与般若》上下二册做了通透的讲述。汤用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虽也是一部好书,但那是佛教史的立场,重在考订,又只属前半段。因此,从中国哲学史的立场来看,魏晋玄学之后,宋明理学之前,这六百年间中国哲学思想的活动,仍然是荒芜地带。而牟先生此书,正是从中国哲学史的立场,来讲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对于中国吸收佛教和消化佛教之过程及其意义,皆作了极其深透而相应的诠表。至于宋明阶段的儒学,则以《心体与性体》四大册,进行全面的疏导。依牟先生之分判,北宋前三家,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此时未分系,到伊川而有义理之转向。此下,(1)伊川朱子为一系(心性为二),(2)象山阳明为一系(心性是一),(3)五峰蕺山为一系(以心著性)。而“性”为“心”形著之后,心性也融而为一。故到究极处,象山阳明系与五峰蕺山系仍可合为一大系。此合成之大系,远绍《论语》、《孟子》、《中庸》、《易傅》,近承北宋前三家,故为宋明儒学之正宗。至于合成之大系(纵贯系统)如何与伊川朱子系(横摄系统)相融通,则是另一问题。于此,我们只能说,这三系都是在道德意识之下,以“心体”与“性体”为主题而完成的“内圣成德之学”的大系统。

 

牟先生表述儒释道三教的三部大著,无论(1)系统纲维的确立,(2)思想脉络的疏解,(3)义理分际的厘清;都已达到前所末有的精透和明澈。魏晋清楚了,先秦道家之学亦随之而清楚。宋明清楚了,先秦儒家之学也随之而清楚。再加上他的《名家与荀子》,又疏解了先秦的名学,于是,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乃真能得其终始条理,而可以做到恰当的诠表和讲论。

 

上面所说牟先生的三部书,等于是中国哲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三个阶段的断代史。而唐君毅先生的大书《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此则属于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唐著各书,最具通识。他和牟先生是当代学人中宏扬中国哲学贡献最大的两位。两人著书的撰写方式极其著重之点,不尽相同。牟先生以透显义理的骨干和思想的架构为主,比较著重同中见其异,以使中国学问的义理纲维和思想系统,得以厘清而确定。这是一种讲哲学系统和讲哲学史的态度。唐先生的书,则以通观思想的承接与流衍为主,重在异中见其同,藉此以通畅文化慧命之相续,以显示承先启后的文化生命之大流。这是一种重视哲学思想之交光互映和相续流衍的立场。

 

同时,两位先生还有一项表现,也是空前的。他们不约而同的做了比天台、华严更为深广的判教(严台判教,只及于佛教内部)。牟先生是采取较精约而集中的方式,就人类文化心灵最高表现的几个大教来说话。此可参阅他的《佛性与般若》《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三书。唐先生则是通观文化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以分判人类文化中各种学问知识,学术思想,以及几个大教所开显的心灵境界。这是一种广度的批判,在人类哲学史上也是前古所未见的。

 

另外,徐复观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虽然标为“先秦篇”,其实并不是单属断代史,而也同时是专题哲学史。这部书很有特色,对青年影响颇大。至于三大册的《两汉思想史》则是通论周秦政治社会结构和两汉思想功力深厚之作。

 

语见《二程遗书》第二十一下。

《二程遗书》第二上。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九),实即《心体与性体》之第四册。

蔡仁厚《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九四),一五〇,注三二。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九)。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于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六先后完成,先由香港新亚研究社出版,后编入全集,由台北学生书局发行。

按此三书,皆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现已编入全集,二〇〇三年联经出版公司。

参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台北学生书局上下册。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大册,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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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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