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滕文公章句上>第3章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táo)；亟(jí)其乘(chéng)屋，其始播百谷。’

○民事，是农事。于，是往取。绹，是绳索。亟字，就是紧急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种。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礼聘孟子至滕，一见孟子便问治国的道理。这是他锐意求治，可与有为之机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劝之，乃先告之说：“国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那农家耕种之事，不要看得轻了，乃国家命脉所关。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当汲汲然为之经画区处，不可缓图也。《诗经·豳风·七月》之篇述农家相劝的言语说道：“当此农隙之时，日间则取茅草，夜间则绞绳索，急忙升屋修盖，趁早完工，到了来春又要从新播种百谷，无暇为治屋之事矣。”夫时方冬月，而预为来春之计。可见农家终岁之间，无一日不勤于献亩，无一念不在于稼穑，其艰难辛苦，一至于此。人君想着这等情状，可不以民之心为心，而重其事乎！”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pì)邪侈(chǐ)，无不为(wéi)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wǎng)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wǎng)民而可为(wéi)也？

○恒产，是衣食的常业。恒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说人君陷民于罪，就如张设罗网，掩其不见而取之一般。

○孟子又说：“国家事务甚繁，我独谓民事不可缓者，何故？盖以民之为道也，有这衣食的常产，便能相生相养，不去为恶，而常有之善心以存；无这常产，便朝不谋夕，无暇为善，而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者也。苟无常心，则放荡淫僻，邪妄侈肆，凡是一切不好的事都做得出来，将无所不为，而犯罪者众矣。既陷于罪，岂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时不能制民之产，培养他的良心，及其无知犯法，则刑法必加，无所逃避，就如张设网罗，驱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爱养百姓为心者，而乃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则恒产有无所系甚重，为人君者，诚不可不以民事为急急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wéi)富，不仁矣，为(wéi)仁，不富矣。’

○阳虎，即阳货，是鲁大夫季氏家臣。

○孟子承上文说：“恒产有无所系之重如此。可见民事之当急，而取民不可以无制矣。所以古之贤君其持己谦恭，不敢以贵而骄；其自奉节俭，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谦恭，故能以礼接下，托之以腹心，视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于失臣下之心也；惟其节俭，故取于民有制，赋税无额外之征，供输无不时之索，惟恐有一烦扰，至于伤小民之生也。此惟贤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俭，则侮人夺人，无所不至，岂复能爱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阳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并立，若欲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为仁，只得损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阳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于求富。然就这两句言语看来，有国家的，若罔民而取之无制，便是为富不仁；若能制民恒产，取之有法，便是为仁不富。为君者宜所择矣。要之为富固甘于不仁，然财聚而民必散，亦不可以为富。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又岂至于独贫。此则不以利为利，而以仁为利，又孟子未发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徹(chè)，其实皆什一也。徹(chè)者，徹(chè)也；助者，藉(jiè)也。

○ 彻，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做借字。

○孟子举三代制产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说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亩，征其五亩之租，叫做贡法。殷家始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亩画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区，使之同治公田，以给国用，而不复税其私田，叫做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亩，近郊乡遂用夏之贡法。十夫共为一沟，远乡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为一井，耕种则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处合作，收获则计一井一沟之入，算亩数平分，叫做彻法。”这三样田制，名虽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实，则贡者，取五亩之入于五十亩之中。助者，取七亩之收于七十亩之外。彻则兼之，都是十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尝过重也。然谓之贡者，自下贡上，其义固易明矣。至于彻与助之义，却是为何？盖彻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义，继而计亩均分，有均一之义，故谓之彻也；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谓之助也。其义不同，而总之则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轻重适均，公私两便，乃三代之良法，而万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开，列国之赋始不止于什一。而后世暴征横敛，使小民终岁勤动，止足以办公家之税，而无一饱之余，视古法又甚远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国用益诎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龙子曰：‘治(chí)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xì)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yàng)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huò)，恶(wū)在其为(wéi)民父母也？

○龙子，是古之贤人。狼戾，譬如说狼籍，是多余的意思。培壅田禾，叫做粪。盻盻，是恨视的模样。称贷，是借贷起利。

○孟子承上文说：“贡与助，虽皆什一取民，然贡法不能无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龙子尝说：“古来治地之法，莫善于殷人之助，莫不善于夏后氏之贡。”何以见贡之不善？盖年岁有丰歉，则收成有多寡，此天时地利，难以预定者也。今夏之贡法，计算数岁之中多少收获，不管他极丰极歉的时候，只就中定下规则，年年征收这些。所以法格于难行，民苦于不便。且如遇着丰年，粒米狼籍，百姓每充然有余，便多取些不为虐害，乃寡取之，只够这些常数。遇着荒年收获不多，以此为粪田之费尚且不足，却也要这些常数，必满足而后已。是乐岁之寡取，民不为恩，而凶岁之取盈，民实不堪命矣。夫人君为民父母，当勤恤民隐，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尽数输之于官，不得养其父母。又借贷起利，以足取盈之数，致使官粮私债，上下逼迫，仰事俯畜，一无所资，那老稚之民，皆转死于沟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遇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爱惜，又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贡法不善，一至于此。若助法，则随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即龙子之言观之，可见助法之当行矣。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

《诗》云：‘雨(yù)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wéi)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于国，子孙世世食禄的叫做世禄。

○孟子又告滕文公说：“先王之制，有世禄以养君子，有井田以养小人，这两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禄取之公田，实与助法相为表里，有不容不并举者。今世禄之制，滕固见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旧矣。惟是助法未行，得无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时也用此法，观之于《诗》可验矣。《周诗·大田》之篇小民祝告于天说道：“愿天下雨溉我公田，遂及我私田。”这是小民先公后私之意。然贡法无所谓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于周人之诗。这等看来，虽我周盛时，实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禄，其私田足以养民，无非由商之旧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独可不从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当与世禄并行而不废，可也。”

“设为庠(xiáng)序学校以教(jiāo)之。庠(xiáng)者，养也；校者，教(jiāo)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这一节是三代建学之制。孟子举以告文公说：“为国者诚能制民之产，则民有恒心，而教化可兴矣。于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学、校四者，其义为何？盖古之建学以教民为主，而乡饮乡射之礼，亦皆举于其中。故谓之庠者，取养老之义为名也。谓之校者，取教民之义为名也。谓之序者，取射以序贤之义为名也。这三样都是乡学。其地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继，各举一事为名，所以在夏则谓之校，在殷则谓之序，在周则谓之庠，而各有不同如此。惟学则设于国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无所损益焉。要之名义虽有沿革，然原其立校之意，都是要讲明人伦之理，以厚风俗而已。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于上，则民志不亲，而争端之乱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学立师，将这五伦之理讲解宣示，昭然大明于上，然后天下之民莫不率由于伦理之中，以恩相与，以分相维，而亲睦之俗成于下矣。”然则教化所系岂不大哉！《书经》上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可见彝伦之理，有关于百姓之亲，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虽行于学校，而惇伦之本则始于朝廷。盖未有皇极不建，而能敷锡于庶民者。此又作君师者所当知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孟子承上文说：“助法，监于商、周；学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举行之，虽未必即兴王业，然良法美意足以垂范后来。如有兴王之君受命而起，欲举三代之政，必来考子之所已试者，率而行之，以教养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师也，况兴王之业未必不基于此乎！《诗经·文王》篇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刘以来，旧为诸侯之国，至于文王始受天命，而兴王业以新其国。可见修德行仁，不论国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诚能锐然以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奋发而力行之，则人心咸悦，天命自归，亦可以建兴王之业，而新子之国矣。岂但为王者师而已哉！子亦何惮而不为也。”

○按：三代教养之法，乃王政之首务，战国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于兵戈赋敛之中，而不得被安养渐摩之化，故孟子惓惓为文公告如此。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毕战，是滕大夫。井地，即井田。经界，是经画田间的界至。

○滕文公一闻孟子之言，遂以井田为必可行，乃使其臣毕战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来问其详。孟子答之说：“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将行仁政，特选择于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责成，可谓专矣。子必勉力从事，不负付托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个界限。行仁政的必先从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则有沟洫，正阡陌则有道涂，定疆塍则有的封土堆，有的植树木，一一要经画明白，不可紊乱。若经界不正，则田之在民无一定之分，那豪强的人都得以兼并侵夺，而井地遂不均矣。赋出于田，无一定之法，那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谷禄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养得野人？谷禄不平，如何养得君子？故明君贤臣要行仁政，必从此始。而暴虐之君，贪污之吏，则恶其不便于多取，必欲慢而废之，无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诚能知经界之为先务，而汲汲焉正之，则田有定分，虽欲兼并而不敢；赋有定法，虽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养小人，制禄以养君子，皆可不劳而定矣，仁政焉有不举哉。子当是任，亦于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biǎn)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chí)野人；无野人莫养(yàng)君子。

○壤，是土。褊，是窄狭。

○孟子又说：“分田、制禄两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论大国小国皆不废也。今滕国之土地，截长补短，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将必有食禄于朝，而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为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纪，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责也。若在上没有君子，则两贱不能相使，谁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赋役，服力役，以养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没有野人，则两贵不能相事，谁去树艺以养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国家所必不可无者。知其不可以相无，则知分田、制禄不可以偏废矣，安得不以经界为仁政之首务哉！”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野，是远乡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国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赋，是上纳。

○孟子承上文说：“观君子、野人之相须，则分田、制禄信不可废矣。然其法当如何而后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广阔可为井田，则请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画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关之内，比闾相属，难行井田，则请行什一之法。以百亩之田为一夫之业，使输其十亩之入于公家，此即夏之贡法也。能行此二者，则野人之业，取给于所分之田，而豪强者不得兼并；君子之禄，取足于贡赋之入，而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禄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谓彻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圭字，解做洁字。余夫，是余丁。

○孟子承上文说：“田禄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于常制之外者，盖因田制禄，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禄渐薄，不有以优之将祭享不备，而不足以养廉矣。于是有圭洁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亩为额焉，是又以济世禄之所不及也。计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余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给之，则恒产有限，而不足以相赡矣。于是有余夫之田二十五亩，以待其壮而更授之百亩，是又以济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数以制田禄，又有额外之给以示仁恩，于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无不行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徙，是迁居。守望，是防御寇贼。这是详言井田之善，以见助法当行的意思。

○孟子说：“分田制禄，固惟助法为善矣。诚使助法既行，则一乡之民，各有世业，安土重迁。死而葬者与迁居者，皆不肯出其乡矣。盖远乡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联属而不可离，情义自相维系而不能已，故出入往来，则道路之中相为伴侣，而无行旅之虞。昼夜防守，则闾里之间相为应援，而无寇盗之忧。遇有疾病，则视其医药，通其有无以相扶助，而无窘乏之虑。如此，则乡井之民，蔼然相与，苦乐患难无往不同，而亲睦之风成矣。井田之制，有以兴民俗如此，不可以见助法之善哉。”按：此一段即《周礼·比闾族党》之法，后世保甲乡约，其意多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为务，使其情义相联，自无涣散。后世不均田制产，使有乐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离散之民，宜其徒为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yàng)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chí)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又告毕战说：“井田之法，固所当行矣。然其形体之制何如？盖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势，每方一里画为九区，其田如井字的模样。每田百亩为一区，九区共九百亩，中间一区百亩，是供给国家的，叫做公田；外面八区分与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亩，是养赡家口的，叫做私田。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获之时，必先治公田，公事已毕，才敢去治私田之事。虽通力合作，而实有公私之分；虽彼此均劳，而实有先后之辨。这是为何？盖以分别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为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为劳耳。此井田形体之制，殷之所谓助，周之所谓彻，不出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仿而为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润泽，是变通圆活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井田之法，自诸侯去其旧籍，其详已不可得闻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区，辨公私之等，别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顾时势之变迁不同，地力之肥硗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变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这等圆活流通，无所胶滞，则在滕君主持于上，吾子协替于下，同心共济，各尽其责而已，岂吾言所能悉哉？”按：井田之制，最为良法，成周所以体国经野，厚下安民，皆本于此。时至春秋战国，如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尽取先王之法而更张之。后虽有明君贤相，慨然欲行古法，亦无自而考其详矣。惟是什一而赋，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则井田之遗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师其迹，而师其意可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