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名穆，原名思鑅，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春改今名，以今名行。为文亦尝署名钱穆、钱宾四、梁隐、公沙、与忘、孤云。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三十四世孙。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年初九（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1990年8月30日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自民元起，先生历任小学、中学教职及燕京、清华、北大、北平师大、西南联大、华西、川大、江南大学、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等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又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选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中国哲学会会员，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人文学博士。
一、少儿时代
先生出生于贫寒的书香世家。七房桥钱氏，其远祖自浙江迁来，曾为地方巨富大族。十八世祖于明正统间尝出粟助赈，有司奏闻，赐敕旌门，授义官。又割田五顷，设义塾以训孤贫子弟。自先生伯父辈上溯六世祖，为五代同堂。传至先生伯、父时，则均已不名一尺之地，沦为赤贫，唯书香未断，诗礼传家。曾祖绣屏公，前清国学生。祖鞠如公，邑庠生，治“五经”、《史记》。父承沛公，幼有神童之誉，奋学，习诗赋，年十六县试入泮第一。后绝意功名，在七房桥设馆授徒，馆学就设在五世同堂大宅内素书堂后进空屋。承沛公尽力族事乡事，诸事皆守礼节，故以文行忠信，受乡里所尊。常为长子声一先生讲述诸书，教督甚严，自己则坚持夜读，至夜半方息，寒暑不辍。承沛公有四子，长子挚，字声一，先生行二，次艺，字漱六，又次文，字起八。声一先生即钱伟长之父，长先生七岁。
先生天赋聪悟，幼即喜学，当不能读“五经”白文时，就与长兄时时把玩祖鞠如公所遗手抄“五经”。稍长，当父为长兄讲述诸书时，辄在枕上窃听，喜而不寐。自知读书后，又受家藏祖鞠如五色圈点及批注本《史记》所启，而爱《史记》。他处此家庭文化气氛，浸染于读书声中，逐慧根早萌，培育起读书明道的志向和爱国爱族的观念。父英年早逝，遗有律赋及诗窗课两册，先生时时喜诵此两册窗课。至耄耋之年，犹能记得写山水的《春山如笑赋》和赋忠义的《岳武穆班师赋》，自谓长而喜诵魏晋下及清人之小品骈文又爱自然山水，即受此影响，并言自幼即知民族观念又特重忠义，亦渊源于此。
先生七岁入塾，读古文，日读生字二十递增至七八十，均强记不忘。岁末，举家迁荡口镇，改华姓塾师，听师讲《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因师病失塾，在家竟日读小说，能通篇背诵《三国演义》，而不失一字。及后，曾效兄作散篇论文，专据《三国演义》写《关羽论》、《张飞论》等数十篇。十岁，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学校，肄业四年。果育为清末乡间新式小学，而尊师重教的传统又未尝衰替，故师资质量甚高，既多宿儒任教，又有留洋学生讲课。因此，先生既得受经史子集的良好的国学教育，又得接触新学。他发奋力学，屡得鼓励。体育教师钱伯圭乃革命党人，启以民族观念与文化意识。高班国文教师顾子重学通新旧中西，尤精历史舆地之学，曾抚先生头当众生赞先生“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先生大震，遂慨然有学韩之志。暑期讲习班教师华紫翔为苏州中学英文教师，讲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诸体古文，先生受益最大。先生因作文优秀，尝获奖《太平天国野史》和《修学篇》两书。《修学篇》为蒋百里所译，选述西欧不经学校自修成名者数十人之苦学事，此对先生后来有志苦学不倦，影响亦大。果育诸师开启了先生后来喜史地、重历史观念，而又兴趣广泛、博学多思的治学蹊径，即终以宋明儒为奉而阐述心性之学亦植根于此。
小学毕业前一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父逝，先生年十二。家徒四壁，为寡母蔡太夫人坚持遵承沛公遗志，定要为钱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先生弟兄失学。次年冬，与长兄同考入刚成立的常州府中学堂，先生读中学班，长兄声一先生读师范班，都是班上最幼的学生。次年长兄毕业，服务桑梓，创办又新小学，举家迁返七房桥。
先生在常中肄业三年余，深得监督（校长）屠元博先生之爱护。监督之父屠奇敬山先生乃史学巨宿，著有《蒙兀儿史记》，晚年乃精研不息；先生言此一形象鼓动他此后向学之心，无法估量。先生有甚为敬山先生及门弟子吕思勉诚之先生所赏识，诚之先生时任史地教席。师生二人此后过从甚密，长期书信往还，内容多讨论经学今古文问题。诚之先生给先生之最后一信中，自比陆象山，以先生比朱子。又师从国文教师童伯章先生学昆曲，习生角，演奏称职，此亦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渊源。且此后遂好吹箫，为先生生平一大乐事。三年级时，喜读《曾文正公家训》。及四年级年终大考前，诸生要求明年改革课程，先生被公推为五代表之一，为代表者尚有后创《国故》的张宣、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侬。未果，先生拒考，自动退学。留校无事，遂得偶读谭嗣同《仁学》，即私剪长辫，时为宣统二年（1910年）。
明年春，由屠元博先生介绍，先生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读五年级。先生“负笈金陵，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诵”（《庄子纂笺·序》）。所诵读者，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唐宋诸大家文，及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而每晨薄暮闻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军学生之壮肃步态，辄涌起民族热血，常思从军出山海关，与日、俄对垒。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自此辍学，结束了求学时代。虽然中学是先生的最高学历，但由于家学渊源与所遇良师特多，却打下了极好的国学根基，培养了好学不厌的精神。
二、无锡乡教
民国元年（1912年）春，年十八，辍学家居读《孟子》。旋因家贫无从筹集学费，亦因乡闾未靖，不忍远离老母，遂奉兄命赴离七房桥七八里地的秦家水渠小学任教，开始了边读书边教书的教读生涯。自民国元年春至十一年（1912—1922年）秋后，先生先后在三兼小学，荡口镇私立鸿模（即果育）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辗转十年半，“蛰居穷乡，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学龠·序》），担任乡村小学教师。
先生承父兄办学服务桑梓的传统，并不菲薄乡教，勤于教学。三兼分高、初两班，先生任高班国文、英文、史地、数学、体育、音乐。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年（1912—1913年）间，七房桥五世同堂宅两遭火灾，无室可居，迁家荡口，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转入鸿模。民国三年（1914年）暑，受聘甫创办的县四高小，仍兼鸿模课。一年后，专任县四高小。民国六年（1917年），先生完婚。民国七年（1918年）夏，因母病，辞县四职，回荡口专任鸿模课，以便朝夕侍母。在县四、鸿模，教国文、史地，国文教学优秀之名越扬外县，至江北南通。先生又重身教。先生旧染烟习，在梅村县四遇教课文“劝戒烟”一篇，自思自不戒烟则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烟。此一戒数十年，直至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长，厌于频繁之会务，始再抽烟。
民国八年（1919年）秋，先生见报载杜威来华所作之教育、哲学之演讲词，极感兴趣，惟觉其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不同，遂思欲从 幼童起作一教育实验，以明中外教育思想之异同得失，及视白话文对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适逢一缘，自荐于后宅镇泰伯市督学前，乃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小学校长，是为先生独立教育行政始，时年二十五。后宅初小原名后宅国民小学，仅教国文。先生到任后，依理想，仗经验，改革旧制，创设理化等新课程，废止体罚，实施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务使两者融为一体，把对学生外加的束缚改为心灵的化导。又开联欢会，常与家长联络；仿汉名臣治郡事，随事诱导，以正校规。致变校风，移化诸生性情。其教育办学成绩为后宅四乡十三所小学之最，深获学生爱戴，家长信任，镇人称誉。后宅初小的教育实验，初现了先生的教育理想与长材，其后办新亚书院亦运用、发挥了后宅的教育经验。
先生十年乡教，授课均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博闻强记又兼中西、勇创见。其当年在梅村县四执教时的国文课本，所选均中外名篇，水平决不在今日大学文科之下，故学生多言先生不是教小学水平。而此实出于先生苦学积学之基。先生幼极向往大学生活，其后一生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撼，于诸书及题跋序记杂忆中屡屡述及；惟自应三兼小学聘，即自念升学无望，又深识教学得以相长，更坚信“学问”来自“工夫”，乃失志自学。惟因“既无师友指点，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故其初在冥索中努力而尤见艰苦（《学龠·序》）。”
乡教工作既繁且碎，先生则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博览群书。先生吃饭看书，如厕看书，寒暑不辍。夏暑为防蚊叮，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及乘船往返梅村县四与荡口鸿模间，辄坐船头读书。又效古人刚读经、柔日读史之例，晨读经子，夜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授课之暇，则阅读报章、杂志，以为读诸书之先导。锲而不舍，自励不息，先生自言“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先是，先生尚多随缘读书。甫入三兼，三兼创办人秦仲立先生见先生喜读书又善读书，乃悉以藏书示之，先生始得通读严复译西学名著，得益匪浅。及转入鸿模，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云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为教本，先生乃求其书勤读，而深受影响。但诸书中，先生总感到亲切有味、时时盘旋于心的，却是有关人生教训的话，如《论语》、《曾文正公家训》，自言“二十四五岁以前读书，大半从此入门”（《人生十论·自序》）。故先生读书重生命修养、知行合一，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在梅村，一日卧读《后汉书》，忽念及曾涤生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遂即痛改散读、抽阅之习，自此读书必毕卷，数十年不懈。又读日人一卫生书，论人生不寿之罪与因，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日必静坐、郊野散步，至老不改。
先生初好古文，兼年少气盛，“以为天下学术，无踰乎姚（鼐惜抱）曾（国藩涤生）二氏”。读书数年，先生对读书当切己体察、虚心涵泳的修为工夫已深有体会，又悟欲探姚、曾选钞古文用意，当遍读其钞外之文，遂决意温古书，先通读唐宋八家，至《荆公集》，“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宋明理学概述·序》）。先生意大变，而又念果育暑期讲习班紫翔先生所授乃从古文转治理学家言者，遂以宋明理学家为自学之新进境，上溯先秦“五经”诸子，遍读《近思录》、《传习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习学记言》等。此外，又读古今史籍、《昭明文选》、《六祖坛经》及乾嘉诸书。
鸿模校长华绎之先生家富藏书，先生民七夏回鸿模专任，华独付先生一书楼钥匙，故是年为先生静坐读书最专、最勤之一年。到后宅之次年，泰伯扇董邹茂如特请先生参与创设泰伯市立图书馆，是为无锡县各市乡设图书馆之第一所；既成，先生任馆长，是先生选读群书又大增方便。如此，先生冥索逾十载，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得治学之门径与方法。先生称此十年苦读为在茫茫学海中，“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历史文化论丛·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而“其得力最深者则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
在渐逢光明、日趋向儒的学问探索途中，先生学无依傍，戛戛独造，渐勤笔耕。还在三兼初，就应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撰《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反日、俄，获三等奖。在梅村，积年成《论语文解》，民国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此是先生正式著述与出版的第一部书。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遂耗精瘁神治《墨子》，著《读墨暗解》《墨经暗解》文。在后宅，受友人鼓动，连续刊文于上海《时事新报》。闻县四挚友朱怀天卒，赶至梅村，检其遗文，合己与朱唱和争论诗文，自编印《朱怀天先生纪念集》，分赠学校师生及国内各图书馆。先生重友情而又极深久，晚年追思亡友犹情不能已，多方寻觅此“纪念集”。
先生这十年苦读，实有更深层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意识。当时的中国，非但时代艰难，受尽列强欺凌，而且时论颓丧，非儒反孔，对本根的中国历史文化信心全无，毁之恐不及，弃之如敝屣。先生生于忧患，对此常感不平，屡自言：“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历史与文化论丛》）。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生读了康有为《波兰瓜分记》、《印度亡国记》等书，刺激更深，对国难忧患于心。自谓这十年乡教的苦读，“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先生对反中国文化的时论，一字、一句、一言、一辞，悉心以求，反而寻之古籍，发现其“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序二》）。先生苦读，“一本之于爱国爱民族，一至诚之大仁”（《中国文化特质》），以能抗争时俗，为中国历史文化“抱不平”（《纪念张晓峰吾友》）。
乡教十年，忧患十年，苦读十年。这表现了先生学而不倦的刻苦进取精神和外绝声华的生命定力及志之所在，亦为先生一生的学术与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努力植定了深厚扎实的根基。
三、执教中学
民国十一年（1992年）秋，先生因见闻初小毕业生除士绅子弟多远出升学外，馀多失学业商而营生于镇上茶肆、酒馆、猪肉铺、糖果摊，大不愉快；自思以心力交瘁积年读书工亦多放弃之教学努力，结果仅此，作一番实验可，若欲久淹于此，恐违向学素志，遂辞离后宅，转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不过一月，即因施之勉先生的推荐，应聘南下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时年二十八。由此开始了九年的中教生涯。
施之勉先生为先生常州府中的低班同学，柳诒征翼谋高足，后亦史学名家，时任集美教务长。当时在集美任教的，还有同乡蒋锡昌先生。先生到校与施之勉先生一见如故；与蒋锡昌先生交亦甚友，每周必同游，然后同至施家畅谈饱啖。先生尝言生平所交，惟之勉为最亲亦最久，而所著《庄子纂笺》，则曾采锡昌《庄子哲学》一书之说。集美寝室宽静，教课又清减，先生乃一意肆力于读书，卷帙最巨者为《船山遗书》。先生于船山辨屈原沉湘，在汉水不在洞庭，深有契悟，遂始注意古史地名迁革。年假后，集美学潮不止，先生拒不受续聘，于六月中离集美返无锡。
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因钱基博子泉先生推荐与相邀，先生入无锡江苏省第三师范。钱基博先生为吴越武肃王钱钺第三十三世孙，与先生同宗，时为上海约翰、光华大学教授，留任三师四年级国文教席，因读先生文而赏识先生。先生在三师，常至其室长谈。当时三师尚学，特重古文，师资又称一时之选；对门是孔庙与无锡国学专修馆。于是先生始进入正式从事著述之年。
先生到三师任一年级国文教师并班主任，依例隨班递升至毕业，每年于教国文课外，兼开一课，自编讲义。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先生因此撰成专讲六书大意的《文字学讲义》和《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二“要略”名曰讲义，实自体例到释义，均先生自学所得，提纲挈领，自成系统。先生极不满意领时代风骚的反孔反儒反中国文化的上层思潮，故特重“语”“孟”学术文化意义之揭示，谓“语”“孟”不仅为儒学正统，亦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所在。先生于《论语要略》最用心处为释仁，谓孔子的“仁”，非一己之心、自然之心，应放入人类历史文化的衍进中去理会，乃大群人心之同然，此即是先生后来诠释的历史心和人文心。《孟子要略》顺指此陈孟子所发明的性善之性义，亦非指自然性，乃指大群千古同然之本体，即孔学中的历史人文心。此历史人文心的诠释，为先生后来长期阐说，是先生文化史论最精粹处之一，亦一生治学最用心处之一。先生一生治学阐扬中国思想文化，阐扬孔孟儒学的意义与价值，可说以此二书为始基。而先生不为时俗所囿，单枪匹马，特立卓行，亦于此已见端的。
先生治学从来推崇独立思考而不盲多数，即尊孔学亦然。自孔子后，咸认孔子作《易传》，惟欧阳修《易童子问》持异。先生认为诸子渊源于儒、始于孔，但孔子之学则见于《论语》、《春秋》，而不见于《易》。自民国十一年梁任公提出《老子》书作于战国末后，老、孔孰先孰后成为时人争论不决的公案。
先生认为《易》与《老子》的思想不明，则诸子学的体统不可说。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前，先成《易传辨伪》、《老子辨伪》（后易名《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以证欧、梁之说。至《孟子要略》完稿，乃专意治《易》。先生又意讲中国文化不当仅述儒一家，故亦重治百家言，检出集美时旧草《墨辩探源》，缮订赓续成篇，刊于《东方杂志》（1924年4月25日21卷8号），是先生之学术论文首次发表于国内一流的刊物上。次年（1925年）1月，浙奉战争起，学校停课，乡郊遭劫，先生家亦不免，生活无计。先生遂卖《论语要略》予上海商务印书馆。10月，战事又起，先生杜门著述，七日而成《公孙龙子新注》。及冬，集诸篇为《惠施公孙龙小传》，又成《易书》三卷。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由三师同事胡达人先生推荐，转入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1929年学制改革，更名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国文课首席，教最高兼班主任。苏中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其址为宋范文正所创府学之部分故址，胡安定讲学于此，清称紫阳书院。清末于此创设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为首任监督。现任校长为杜威高足汪懋祖典存先生，广延人才，提倡学术研究，学校藏书又丰。校园则多山林之趣，附近有孔庙。三元坊、南园遗址等胜迹。先生和汪典存。吴梅瞿安先生相与甚友，课暇尝与吴梅先生等联句为乐；又性喜山林，常终日流连徜徉田野间，自感教梅村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先生因此著述心境大佳。先生在苏中讲授“国学概论”，续撰三师时未竟的讲义。次年春，成后三章。全稿杀青，由吕思勉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付梓。是书编例不采章太炎同名作论经史子集之体，鉴取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之大意，自出手眼，专论经子之学，阐发自春秋孔子至民初诸子每一学术思想流转变迁之大势，于学术文化真相。其尤要者，为民初以来首次集中全面但言简言扼地整理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戴季陶论三民主义等的最近期学术思想，清理现代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西化思潮，欲以唤醒国人之民族文化之意识。书印行后，即为全国各中等学校采用作为教本。先生治《易》，，又倡八卦为游牧时代文字说，其说亦先见之于《国学概论》。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亦有此说，时已在1935年，郭沫若亦曾有文字说，则本于本田成之。
当先生正舒心学问时，忽家遭三丧，是年（1928年）夏、秋之交，儿殤妻殁，长兄继逝。先生“妻孥哭未已，兄死方馀恸”（《戊辰冬至偕翔仲游天池宿山中归以诗记之录存七首之七与山僧夜话》），“椎心碎骨，几无人趣”（《先秦诸子系年·跋》）。盖先生兄弟情深，寒暑在家，先生或箫或笛，长兄声一先生或琵琶或笙，合奏为乐。先生名为声一先生所取，声一先生之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其名则为先生所取，时随先生在苏州读高中一年级，先生裒辑兄遗诗三百馀首，编为一集付印。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先生在苏州续娶夫人张一贯，迎母来居苏州。秋，有友人自沪来约稿，先生乃结爱握管，七日而成《墨子》；至冬又成《王守仁》，并付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印行。为济家困，又将旧稿《惠施公孙龙》卖给商务。《王守仁》后易名《阳明学述要》（台湾版），意在发阳明良知学的真精神，以奋国族人心。
先生有感于学界侈言疑古辨伪，致国史几无可信之价值，自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发意著《先秦诸子系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已大体完成。先生以儒学为诸子之渊源，认史学为会通之学，故此书以史证子，上自孔子生下至李斯卒，论年考世，粲然条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以显露二百年学术真相。适尝与先生通讯学时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四川蒙文通先生，专程南下姑苏访先生，同游灵岩，访梅邓尉，畅谈古今，便中披览“系年”。见其贯通子史，盛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旋顾颉刚先生由东吴大学陈天一教授相偕来访，得读“系年”，谓先生“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在大学中教历史”。时顾颉刚先生甫卸教于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既识先生，乃即向中大推荐，又约先生为《燕京学报》撰稿。不久，中大果来电聘先生，因汪典存盛情挽留，而去函辞聘。陈天一又曾写信给胡适之，谓胡若到苏州，不要忘了见苏中钱穆。五月，胡适之怀信到苏中演讲，先生遂与其识而意见不相得。
顾颉刚先生见先生不能到中大而促文。先生在后宅读书即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言，而其说正流行，遂不虑顾颉刚先生亦主康说，撰《刘向歆王莽年谱》（刊出时由编辑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付刊《燕京学报》第7期，后成书印行。是书为先生成名之作，由史入经，缕举细析康书不可通者二十八端，廓清摧陷，尽扫所谓刘歆编造群经说，为经学撤藩篱而破壁垒，破门户而显真是，解决了清道咸以来经学古文争议，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崭新路径，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有划时代的贡献。故此文一出，北方学界大震撼，令人叹为“学术界上大快事”（《大公报·文学副刊》137期）。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先生自此，在全国卓然名家。
四、北平生涯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后，由顾颉刚先生特荐，先生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年三十六。自此，先生开始了北平八年的大学教读生涯。
先生在燕京，教大一、大二国文。居朗润园，独处一室，环境宁静。入冬则室内火炉沸茶，思想撰述，怡然自得，为“生来所未有”（《先秦诸子系年·跋》）。课馀多暇，遇燕大藏书未见者，以增添修改《先秦诸子系年》，又特制通表，半年即毕。园前有池石林亭之胜，先生常散步园中，时或游颐和园西郊各名胜及城中各园。先生本好不离人生的宋明理学言，而不喜乾嘉诸子于故纸丛碎中之为学，惟感大学已与前乡教三师苏中教学生活浑然一体迥异，只是一职业，而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又念在大学任教，当一意努力学业以授诸生，尽可不问其他校事，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燕大时称各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先生到校之初，即在监督司徒雷登招待宴会上直抒胸臆，谓所谓中国化者实不然，建言以洋文名楼者应改为中国名称。燕大特此开校务会商，纳先生言，并改“M”楼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先生建言及先生与胡适之之名分占一楼，在燕大为一时佳话。惟教会学校环境，先生终感不易适应，故一年后即辞职南归。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先生应聘携眷奉母北上，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兼清华课，旋升教授。年假，因九·一八事变后，风声日紧，乃侍母南返荡口，仍旧执教北大、清华。越两年（1934年），又兼燕京与北平师范大学课。
执教北大史学系，是先生讲历史课程，第一年开课三门；学校规定的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先生自定选修课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自编讲义。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院开过，先生因感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至次年（1932年）秋，“秦汉史”写到王莽，未完编即中停；而专力于“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三年（1933年），复开此课，遂完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为继《先秦诸子系年》的第二部巨著。此书突破旧藩篱，多自创新例，见解卓然不群，一反言清学不及宋学之陈说，高抬宋学，肯认以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本的宋学精神，指陈清代学术渊源于宋学，由寝馈于宋学之晚明诸老所开出。全书侧重叙述晚明以降学术人物的论学思想体系，注意指出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以此为基本线索和内容，来阐明近三百年学术的演变；批评清入室操戈，使学者相率逃入故纸丛碎为博实，指斥言政一以西国为准绳而主全盘西化的时论。
到北大的第二年（1932年），先生不顾史学系有不赞成者，选修课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初政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史学系学生多来旁听。先生力排众议，独倡中国秦以下非专制政治说。此说，人多非议，殊不知先生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政治较多肯定，乃因为先生常想从中国历史上，多寻求中国人的长处、好处，“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历史与文化论丛》，第432页）。出于自得之学，出于一腔爱国热忱。后在香港印行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此课程讲义的简编。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规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教授们集议，一致认为迅速编撰一部足以唤醒国魂的“中国通史”，乃御侮救国的急务。并初议定分聘北平史学界十五位专家分时代讲授。惟先生谓，多人分讲，彼此不明前后所讲为何，实无一线通贯而下，故此通史一课实大不通。再议一人通讲不易，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两人分任。先生复谓先生一人自可独任其全部，议遂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先生始讲授“中国通史”，自聘一生为助教。先生意通史必于一年内讲完，若有首无尾，中途停止，将有失通史的会通精神，故第一年将全部精力扑在编撰讲义上。先生时暂寓南池子汤用彤先生家，距太庙最近，庙侧古木参天，散布一大草坪上，茶坪有茶座，景色幽静，游客甚稀。开学前四五天，先生日去茶坪，或漫步，或偃卧，或思古幽情，反复思索，写定全部课程纲要。开学后，每周连词、四小时，课前一日亦必去太庙，定其取舍，斟酌详略。如此，一年讲毕，得遂初志。凡讲四年，后又在西南联大续讲四年，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成稿《国史大纲》。
北大学风自由，教授各宣其是，而教授讲义则人人可从讲义室预定，以致教者未讲，讲义已流传，众相争论；学生自由串听，教室亦随听者多寡而时换大小，故先生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但先生不避诤议，观点鲜明，刚开讲“上古史”，虽明知座中有疑惑古（钱）玄同之子，犹直言上古史“若言疑古，将无可言”。先生讲通史，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凡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且博引详证，深入浅出，善喻，形象生动。尤要者，满腔激情，激荡全室，即在严冬，先生仍时时拭额不已。故先生尽管一口无锡官话，而“东南西北的人都听得懂”。先生“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钱穆先生》），长期吸引人，院外校外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先生是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能与先生相媲的，只有胡适之一人。
执教大学，治学环境和物质条件均大为改善。北平各图书馆均可利用，书肆又多，尤便搜求。先生在北平八年，前三年利用燕京、北大、清华各校图书馆；后五年，一意购寻故籍，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店主几无不识，历年薪金，除日用外，尽耗于此。历年所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内不乏珍本秘籍，而先生学亦日益光大掘深。先生继续会通经史治经学，著《周官著作时代考》，谓其书乃刘歆伪造与谓其书出周公著作同一无根（《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87页）。先生居燕京朗润园时，适与中西交通史名家张星烺先生紧邻，先生原喜舆地学，故两人常作长夜谈，所谈尽属地理门。于是，先生又以通儒精神精研历史地理学，将地名学、史学、政治经济、人为及民族学融会一体，先后著《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黄帝故事地望考》、《西周戎祸考》等一系列史地论著，论究中国历史上各地经济、政治、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其论文后来在台结集《古事地理论丛》，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先生学问益广，交游亦益广。当时北平人物荟萃，先生在首尾北平八年，与先生过从友密者甚众。先生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先生最友挚，四人时时相聚切磋，梁漱溟、林宰平先生时亦加入。每聚，必争论佛学、宋明理学，熊、蒙两先生争必互为驳难，而先生则必为之缓冲。熊先生又常偕先生与张孟劬、东荪兄弟晤叙，张孟劬先生慕古之意特深，先生常坐其书室谈经史旧学。先生又因汤用彤先生而识交陈寅恪、吴宓先生。当《先秦诸子系年》书成不久，顾颉刚先生曾持去清华，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申查者有三人，一为冯友兰，主此书当改变体裁以便人阅；另一即陈寅恪先生，谓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但终未获通过。陈寅恪先生常穿长袍，不穿西式外套，先生亦效之。先生与吴宓亦常聚谈忘时。吴宓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所特识拔之清华两生贺麟、张荫麟，留洋归教清华后，亦与先生往还甚熟。先生赴清华上课，张荫麟先生必煮鸡一只，邀先生至居处晚膳欢叙，然后送上最后一班校车始别。先生还时去北平图书馆，与刘盼遂、向达、王庸等先生交游。与先生言欢相接、研讨商榷学问有三十四人，皆学有专长，著述有成，一时俊彦。先生晚年忆及当时北平学术界鼎盛而竟遭逢战祸，终于神耗其竭、光彩无有，不胜感慨。
先生既好史地，更常移情山川。先生认为旅游如读史，尤如读一部活动史，故上追太史公遍历名山大川之意，游性极浓。在北大七年，曾屡次出游。近游，曾与吴其昌、世昌兄弟登八达岭、万里长城，不胜古今之悼念；又与缪凤林先生同游卢沟桥，坐桥上石狮旁，纵谈史事，历时不倦；还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先生同游西郊，四人坐清华一农场黑暗无灯大厅，听萧萧叶深，深夜始散。远游四次：第一次民国二十二年（1923年）春，与燕大及门徐文珊、北大诸生结伴登泰山，游济南大明湖，抵曲阜孔林；第二次，与清华诸生结伴西出，游大同，观云冈石刻，在绥远弔汉明妃冢，至包头；第三次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一人南下独游，至武汉参观武汉大学，登黄鹤楼，浮九江游庐山诸胜，至无锡乡间小住；第四次民二十六年（1937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游开封、洛阳、潼关、西安诸古今胜迹，归攀华山，历登诸峰，告诸生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先生可谓古今学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能读书者！
惟不论教读时抑在旅途中，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前途，先生则是常悬在念。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军阀阴谋“华北自治”。10月，先生与姚从吾、徐旭生、孟森顾颉刚、钱玄同等百余教授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促请南京政府确定抗日大计。是年冬12月，《先秦诸子系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被誉为记诵潇博、考订精审、划时代的巨著。其书，至今无其匹。当先生由洛阳而西安，游历西北，沿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将至”，而忧戚于心；游历西北之用心亦是欲从地理风势上“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中国历史精神》第88-89页）。
五、西南流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十五日，先生参加北大各院系教授集会决议通电拥护抗战。29日，日军入据北平。8月9日，北大教授集议，决定分批南下。时北方诸校纷纷迁往西南，北大、清华、天津南开三大学学生亦辗转南下，南京政府因令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十月，因得催电，尚留北平的北大三十六教授，除马幼渔、孟森、周作人等六七人外，其余决定分批南下。先生亦在迁中，去医院话别孟森后，将历年讲授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藏入衣箱底层夹缝。与汤用彤、贺麟为伍，道天津，海行，转道香港，抵长沙。自此，开始了抗战时期辗转流徙的学术生涯。惜五万册藏书，无力迁藏；先生后在广州犹电告汤用彤先生，盼设法保留，然终仍散落。此亦先生晚岁所嗟叹之意事。
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山腰圣经学院旧址。先生是独一室，后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先生同居一室，入夜即孤灯苦读。周六辄晨下山赴衡山市图书馆，借宋明各家集，归而披阅笔记。读王龙溪、罗念庵两集，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先生治理学，原虽于程诸有不敢菲薄意，但尤爱好阳明《传习录》。当民五、六年间执教鸿模，暑假护送诸生至苏州考中学，亦随身独携《传习录》，于考场外客室中研玩不辍；亦认阳明良知之学简易晦翁皆不逮。至是，以为王门有承领本体太易之病，尤失在注重现在心小我心而忽略文化心大群心，致王门末流盛倡人皆可以为圣之高论，而治平大道多不顾及，遂为先生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惟先生之意向程朱，为真契入程朱者，与冯友兰讲程朱截然不能同语。先生以为宋明理学争论要点在心性，心性之学为儒家中心学问。故一日傍晚，冯持其新作《新理学》见先生于南岳居室，先生批评其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此一取一舍，使“新理学”与旧理学不能一贯相承。先生对冯于宋明理学之心性一面后仍无可置辞，终不能满意。
是年暑，《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临时大学奉命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结队南道衡阳入广西，经桂林、柳州、南宁，沿路畅游，饱览山川名胜，出镇南关，绕道河内而抵昆明。4月，赴蒙自，以就文学院。
时学校在播迁流离之馀，图书无多，讲授全凭口耳；而学生纵有兴发，亦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不能深研。先生对此抱憾日深意，欲重续前编讲义。适前曾在燕大选读先生课时亦执教的陈梦家先生，两促先生为全国大学青年为当前时代迫急需要计，写一中国通史教科书。五月，先生从箱底夹缝取出中国通史笔记，后谓这才是先生真正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内有无数红绿笔眉批勾画，一直随身藏于台北寓所。此即先生撰《国史大纲》的祖本。课暇，先生整理旧稿，并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稿未脱，已有很多学生相与传钞。
是年暑，文学院迁回昆明，先生卜居近昆明的宜良西郊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小楼。后迁上寺，景清幽，更适眺瞩南山诸峰。先生每周去昆明讲课三日。其馀晨夜散步，夜看《清史稿》，日即在楼上写《国史大纲》。周四上午应昆明各报约，草星期论文。周日返寺，或下午，或次日上午，携陶渊明诗一册，沿路吟诵，去寺东八里的温泉浴茶。转至县立中学借“二十五史”和“十通”。宜良为云南一名胜地，先生期间又由昔日学生云南大学李埏教师，伴游石林、瀑布、山洞诸胜。如此，经十三个月的两地奔波，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全稿杀青，成八篇、四十六章近五十万言，为先生第三部巨著。书成，先生曾致书友人，述撰成之不易。
在蒙自撰述时，空袭警报频鸣，先生每闻警即抱稿出处旷野，午后四时始返居所，大以为苦。及稿成，昆明亦屡遭空袭，先生虑稿毁失，乃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暑假携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然后，先生经上海归苏州侍母。不久，获悉重庆审查批示云须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始可出版，先生以“原著作人应保持原稿”坚持之。次年（1940年）6月，以原稿印行。
先生在昆明讲通史，依然如昔激情。先生每周四晚间自宜良返昆明开讲，多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坛。此激情来自先生为中国历史文化抱不平的时代感愤和强烈的民族思想、抗日救国的一腔热忱。先生尝自言：“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纪念张晓峰吾友》）。《国史大纲》集中表现了这个“不平鸣”和民族思想。
《国史大纲》正文迄今犹是编纂通史的一新体例，纲目体，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正文前有卷首语，说明信念；二万言的“引论”，为思想总纲。先生宣说历史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观，强调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的民族觉悟，必先认识历史。针对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文化自谴及古史层累造成说，明白宣言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温情与敬意。指陈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详述了自虞夏至民初的中华全史动态，运用《春秋》笔法，精简地驰写了国史中的“时运兴衰”和“人物贤奸”，探究中华历史文化自身的逻辑、原动力及永久生命的源泉，揭示中国文化未必绌于西方文化，以建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又提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即后所谓文化自救思想，以唤醒与建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国史大纲》为先生史学代表作，学术界一直口碑很佳，书甫出即被推为数十年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顾炎武《日知录》式的“通儒之学”，其“立言之正，尤为抗战以来出版界所未见”。学者辗转购置，学生整书传钞，教育部颁为大学用书。
先生还在离滇前，顾颉刚先生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社商得专款，在迁徙成都的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邀先生同去。时北大南来联大的史学系学生已全部毕业，先生自感责任已尽，遂允东归省亲后返蜀即去。待至苏州，夫人亦挈子女自北平返，遂函顾颉刚先生告假一年，择娄门荒废已久的耦园，变姓名，闭户不出，陪侍老母。侍母之暇，半日读英文，馀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又编《齐鲁学报》。先生去无锡乡居取来幸存的古史地理书二十三种，“昕夕握管，越一年而成书”（《史记地名考·自序》）八十万言。此书别具心裁，独标新义，使黄帝、尧、舜以下迄汉武世，每一地名的兴灭变革，均朗若列眉，又将先生历年研究史地散篇结论俱扼要散入各地名下。书成交上海开明书店排版而终未印出，直至1962年冬，香港太平书局始以开明编译所名义付印。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先生经香港抵成都履职，又兼齐鲁大学课，讲“中国文化史导论”；次年六月，顾颉刚先离蓉去渝，旋先生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民国三十年农历新年初五（1941年2月1日），太夫人病亡，先生得家训，心中日夜哀悼。时迁徙嘉定的武汉大学频邀先生去讲，3月，先生到武大讲学一月，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晚无电，有钱树棠和严耕望两生常来伴先生，问学甚勤，严毕业后即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先生学，钱后亦问学于先生。又应马一浮先生邀，至岷江对岸乐山复性书院，专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力辨秦汉以后皆专制政治之诬，阐明孔孟思想的实际价值所在。马一浮先生乃当代理学大师，以为先生之说要比梁任公只讲先秦政治的讲法讲得通。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应张其昀先生力邀，赴迁徙遵义的浙江大学，讲学一月。先生爱遵义的山水，每日必由适在浙大任教的李埏，陪伴出游。先生尝答李埏问，曰：“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自遵义返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尽力专撰《清儒学案》。是屬系教育部奉蒋介石命，特请先生编撰者。先生先特恳请友人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二十种，网罗略尽；至是并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宁都七子书，精读勤思，择要条贯叙述，凡八阅月，成书六十万言。因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副本，径以原稿送国立编译馆。此稿未能即排，抗战胜利，编译馆装置箱中由江轮运返南京，箱至船头，堕落江中，稿遂遗失。
《清儒学案》完成后，又续写《中国文化史导论》。此书初撰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曾络续刊于《思想于时代》。它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化体相、历史逻辑及其在厄运中能生机不息，在东西接触中还能再开新充实的生命力，指陈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表现的弘阔、活泼和宽容的文化精神。用意在《国史大纲》从历史来求国人对自我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从文化史上寻求国人能对自我作深一层的认识。此书亦为近代学术名著，史学界至今无同类著作可以超越。
先生自髫龄爱书，即心慕前儒经世致用，却一直“未尝敢援笔论当世事”（《文化与教育》卷首识语）。抗战以来，感于国难，爱国深切，，遂在大后方奔走讲演，评衡时局，批驳蔑视中国文化之谬误，宣说只有真懂得，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爱中国，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以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先生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月，将蓉、渝两地的讲演和时论二十九篇，集成《文化与教育》一书。次年七月，由重庆国民图书馆印行。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先生为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邀去任教，并参于罗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发起设立之中西文化协会事，为之草拟简章。现著名英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时亦尝与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先生由兼四川大学课，讲“中国政治制度史”。
是年冬，先生胃病大作，遵医嘱静养。开岁，稍愈。先生“病中半岁，尽摒人事，心气乎澹，聪明凝聚”，日卧楼廊，一字不遗地通读了《朱子语类》。暑期，移居灌县灵岩寺，向方丈借读《指月录》。先生私奉宋明理学以为潜学修身的准绳而最多用心，但常自念所见未切，所悟不深，至是始觉“续有窥悟”（《宋明理学概述·自序》），更于“朱学深有体悟”（《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序》），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
入冬骤寒，胃疾复作，将息又几岁半年。至明年（1945年）春，颇能兴起，于是“握笔排闷”，“其所论刊，皆涉时政”（《政学私言·自序》）。至6月，合前国学研究所所著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数篇为《政学私言》，由王云五承印发行。
先生在两次病中，还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对其否定《坛经》代表六祖慧能的思想之新说，极不赞同。遂著《神会与坛经》，首作争议，一一据实驳决其所谓“证据”。之前，又曾刊三篇《论禅宗与理学》，正面叙述禅宗内部思想的不断演进，寻根究底，断然自六组《坛经》来。此均为先生治佛学之始，尔后，续有佛学著述发表。先生佛成绩亦为佛学界所承认，与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同被列名为当代佛学三大流派之一（《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版）。
六、南走香港
抗战胜利，先生因病留川任教一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抗战胜利，先生东归苏州。旋被邀至常熟讲学，时北大复校而先生未得函邀，上海各校则争欲招聘先生。惟先生以时局动荡，而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能力自定取舍，遂立意暂不赴京、沪、平、津各大学校，欲择一偏远地，力避纷扰，闭门读书。在常熟，与同宿一旅馆之钱基博先生谈及此意，甚获赞同。适云南于乃仁、乃义兄弟，拟办昆明五华学院，乃仁专程来请先生。先生以其地正合己意，欣然允诺。秋，只身扶病赴滇，任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云南大学课。于乃义纯谨退让，见先生病弱，绝不以杂务相扰，故先生仅每周作一二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史”，内容详于后来印行的《中国思想史》。先生先居翠湖公园，省立图书馆亦在园中，先生就馆藏读书，以宋、元、明三朝诸禅师的撰述及金、元二代的新道教为主。
然先生多年病胃，终不适离乡旅食，有友人谓先生病胃，正宜乡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邀先生，先生遂决意离滇。10月底，先生归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亦在江大任教务长。次年，先生又在流徙苏州的河南大学兼课。先生居荣巷，与老校主荣德生夫妇同居一楼上下。每周六下午脯后，先生必与荣氏畅谈两小时，由是获知荣氏经营实业最先动机，为救助地方失业。待有成即重视乡里教育，办学校，筑蠡湖大桥，乃益信于中国文化传统有深研讨之独特价值。校舍在西门外太湖滨山坡上，南距鼋头渚仅一华里，风景极佳。时课务轻闲，先生又胃病新痊，下午无事，常一人步至湖边，雇一小舟，荡漾湖中，任其所至，经二三小时始返，时或晨出晚归。即稍得间隙，亦常徘徊于田塍、鱼塘间。先生对着上天下水，风帆浪涛，感悠闲无极，逍遥自然，从而“微及昆虫草木，大至宇宙人至，闲情遐想，时时返现上心头”（《人生十论·自序》），进入哲学沉思。
适渐大哲学教授、先生旧友谢幼伟、张其昀先生为《申报》编《学津》专刊，谢幼伟先生怂恿先生将湖上游思遐想成文付刊《学津》。先生乃坐对夜灯，随笔抒写。《学津》是周刊，民国三十六年（1974年）12月创刊，次年6月停刊。但先生笔下如涌泉潺潺不能止，积成三十篇，名《湖上闲思录》。文如行云流水，从容不迫，侃侃而道。
时有先生执教成都之江浙籍学生洪延彦、钱树棠、吴佩兰、郦家驹等，受招来荣巷，再从先生学。先生乃命诸生标点四部古籍名著百余种，先生总定，以应上海正中书局约。先生方欲作一番新事业，立意仿郑樵《通志》，撰一《中国历史新撰》，已先定目录，分二十馀类，又命诸生从先生指定书籍中，分头钞集资料。后先生感时事日非，时局剧变，遂“把一些约集来的学生都遣散了，国史新编束之高阁，‘闲思录’也中辍了。又回到与古为徒的老路”（《人生十论·自序》）。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昕旭握管，时达丙夜。寒雨雪霰，呵冻不辍”，著《庄子纂笺·序目》。此书仿朱子注“四书”的体例，，以义理、考据、文章兼顾，荟萃诸家，网罗群言，深得《庄子》微旨，识者谓其成绩超过清儒之治“庄”。
江大学潮时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又发生教育危机。春假，适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由王力先生函招先生，先生遂把一切稿本、讲义留在江大，托言春假旅行，别友离去。途上海探望吕思勉先生后，与同时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唐君毅先生，联袂南下广州。
至广州后，先生与同事赵冰一见如故，尝访陈寅恪、熊十力先生；又在接头遇张其昀先生，为其恳邀所感，乃约定去香港办学。秋，先生随校至香港。9月末，先生受邀为孔子诞辰作公开演讲，而重返广州。时谢幼伟。崔书琴两先生已在港教育司办好办校立案手续，校名定亚洲文商学院，推先生为院长。先生去函声明，决践宿诺，惟院长一职万不愿任，恳另商。先生见事已如此，遂勉允之，南走香港，时年五十五岁。
七、香港办学
先生入港旅居十八年，筚路蓝缕，创建新建新亚书院，日夜为校务繁忙，夜又研读写作，出版著述二十四种，先生自称为办学，为一生最忙碌的时期。
先生走港，初意存只求再细读十年书，著一二本书，以为对人生的最后交代。及入港，见很多知识青年失业、失学，踯躅街头，虑及创办学校，能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乃决意办学。时张其昀、谢幼伟先生已离港，先生与崔书琴筹划，又恳邀唐君毅先生与主编《民主评论》的张丕介先生共事。在“手空空，无一物”（《新亚校歌》），无丝毫经济凭籍的极度穷窘下，先生与几位创院教授，怀着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以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千斤担子两肩挑”（《新亚校歌》）的担当精神，及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化的理想寻求，“各自捐出少数所得”（1956年《新亚书院概况·钱穆序》），租九龙伟晴街私立华南中学的三间教室，定名为亚洲文商学院。学校于1949年10年10月开学，夜间上课，学生四十人。次年3月，承新识上海商人王岳峰资助，在香港英皇道租赁教室，日间上课，学生二十人。先生与诸教授日赴香港，夜归九龙，奔波上课；又与唐君毅先生轮番与诸生同宿。
1950年秋，王岳峰先生又斥资在九龙桂林街租下新楼三楹为校舍，乃改夜校为日校，名新亚书院，获香港教育司另行核准注册。又另组董事会，请香港大律师赵冰为董事长，先生为常务董事，仍任院长。先生后在1953年春、夏，手订新亚校徽“诚明”，手撰新亚校歌，手定新亚校规。先生谓亚洲文商学办与新亚书院创办之理想，乃在上溯宋明书院私人讲学培养通才之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融为学与做人为一体。复兴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化，提倡新学术，培养新人才，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先生与创校诸贤以新亚理想凝成的新亚精神，扎硬寨，达硬仗，使新亚在“忧苦中诞生，忧苦中成长，忧苦中前进”（《新亚校歌》）。先是教授大增，吴俊升、刘百闵、罗香林、任泰、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程兆熊等相继来新亚任教，多义务。香港教育司震于新亚教授阵容坚强，特别重视，而对新亚特多通融。学生增至近百人，多免费。
先生讲授“中国通史”，为新亚最大号召力量。除讲课外，先生务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友辅仁，使有志之士，闻风而起，襄力阐扬传统儒学精神，于1950年冬，特设新亚文化讲座，面向社会。讲座每周末晚七时至九时举行，讲室危坐不能容百席，而“寒暑风雨，听者常满，新亚学生仅能环立于旁”（《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钱穆序）。至1955年1月，历时四年，讲一三九处，先生二十一讲。
惟王岳峰先生非富商，未能持久支持，故还在1950年冬，新亚经济山穷水尽，濒临绝境，先生乃受全校同人力促，赴台北募款。事定作中南部之行，在各中学讲演，后择定题目，归纳为《先生十论》一书。其旨在探究人生真理与完成人生的意义及价值，主心神心物合一论，提倡在历史文化中完成一个我。及次年春，北归在台湾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作系统演讲四次，题为“文化学大义”；在国防总政治部连续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后均经整理改定成书。
《文化学大义》后于1952年1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初版，是先生多年积思所得的一部理论性的文化学专著，阐论人类文化发展，定义文化设施时空凝合的某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统一整体。在当代中国学界，首倡应建立研究人生意义与价值及文化原理的文化学。《中国历史精神》是先生史学思想体系的提要钩玄之作，要在阐发中国的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即道德精神，使四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朗现于国人前。提出当前最大的问题，在如何重建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道德道，强调“中国将来的新出路，决不是美国式，也决不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第30页）。此书于次年7月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天声日报》社初版，屡版不已。
时有军界要员挽先生留台定居，于湖山胜处读书讲学，先生虽羡其湖如仙境，惟其时身在台湾，心系新亚，以新亚师生正在惶栗不安中，不能不归去共患难，辞却。1951年夏，先生已返港，香港大学新品中文系主任林仰山，借先生北大学生柳存仁来专访，邀先生去港大任教。先生辞以新亚在艰困中，不能离去。林退以坚请先生兼课课港大，先生犹坚辞，谓新亚事万分艰辛，实不容再在校外兼分心。后为林诚意所感，始应允必要时参加港大中文系集会，惟以不任职、不授课、不受薪为原则。先生不以一己衣食为念，不为物动，可见先生品格之高尚，与生命之定力。
8月，撰成《中国思想史》。此书乃上年冬在台北允张其昀先生编纂《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所约，自子产直写到孙中山，“旨在指示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生命”（《中国思想史·例言》），及“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国史新论·自序》）。此书坚持对中国思想独特性的探究，以认识中国思想对人类探究真理之独特贡献与其价值之应有分际，此即是人生真理与宇宙真理会通合一论：“中国思想乃主就人生内在之普遍共同部分之真理，而推广融通及于宇宙自然界”，“必求此自然真理之与人生真理相会通相合一，始奉之为真理”（《中国思想史·自序》）。
冬，为筹办新亚分校事，先生再赴台北。事未果，滞留数月，于1952年3—4月间，应邀作系统演讲五次，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先生会通前人意见，指陈汉唐宋明清政治制度的沿革、长短、得失，力申不能把中国传统政治定性为专制政治之前说，揭示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的意义，“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以让社会在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8月，补充新资料，修改定稿，付印成书。此书与《中国历史精神》一书，后被香港大学定为投考中文系的必读书。
1952年4月16日，先生又应朱家骅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在谈江文理学院（今谈江大学）新建惊声堂讲演。讲毕，先生方答问，忽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击中先生头部，倒地不省，被送医急治，时年五十八。出院后，由前华西大学的学生陪先生赴台中养病。先生一人旅居在外，于此旧日师生情谊，大感欣慰。先生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新亚学生胡美琦小姐日来相陪，后于19566年1月30日缔结连理。此后先生起居饮食，俱赖夫人精心照顾。
自1952年10月始革，至次年2月10日，先生又为《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撰成《宋明理学概述》。先生谓此书与《中国思想史》，“皆十年来大病大乱中所得”。先生自居乡僻课蒙童，即私奉宋明理学以为潜修之准绳，谓“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者之所赐”，至是“寝馈宋明理学，前后已有三十载”，始作所系统之论述，而犹虑“衡评失当”（《宋明理学概述·序》）。此书为先生积思之作，实有其不淹之价值。宋明理学派别纷歧，此书即力避党同伐异、入主出奴，平实客观地论述宋明儒各家之思想大要、师承、衍变、特点、异同，以揭示宋明儒的真渊源、真精神和真价值，不失为学者治宋明理学之入门门径。
终于，先生创办新亚的理想、艰辛和成绩，以及阐扬中国文化而日隆的学术声望，获得了各方的注意、同情和尊敬。1953年初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教师，受雅礼协会委派，拟在港、台、菲三处择一学校或医院，拔款相助，首约先生晤谈。先生不卑不亢，就办学宗旨诸情，一一直率相告，并表示即获资助，决不愿办一教会学校，雅礼所派代表亦不当预问校政，卢定为先生之人格气度所感动而首肯。7月7日，香港政府正式认许新亚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学校，颁发作为纯正的教育事业的登记执照。卢定去台北数日后返港，明确告诉先生，决定以新亚为雅礼合作对象。7月11日，卢定参加新亚第二届先生毕业典礼，见举校师生均对学生抱十分敬意，深信新亚必有前途。卢定返美后，雅礼即定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新亚乃具函辞谢台北赠款。
紧接着，美国亚洲协会亦来资助，先生乃租九龙太子道一楼，于1953年10月筹办新亚研究所，先生兼任所长。研究所以“为中国文化承先后”、“负担中国文化之历史任务”（1964年度《新亚书院概况》，第153页）培养学术人才。余英时、唐端正、孙国栋、何佑森等海外港台著名学者，都是新亚研究所的早期研究生。至1955年9月，哈佛大学雷少华教授来访先生，定议协助研究所提供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学报，至此研究所正式成立。又因哈佛燕京学社连续两年来函邀请新亚选派一年轻教师到哈佛顾问，遂派余英时以助教名义前往，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其后，新亚学生远赴美、欧、日本各国游学任职者，不胜缕举。余英时后学有大成，与先生、严耕望先生同列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一门三院士，亦为当代学界罕见之盛事。
卢定返美后，又为新亚建校舍事多方接洽，顷得福特基金会应允捐款。先生自此得以按几十年教学心得与后宅办学经验，规划新亚的发展。新亚自得雅礼协款，即在1954年11月于嘉林边道增租一新舍，两处上课。旋又以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拔地，至1956年10月落成。全校建筑，图书馆占地最大，教室其次，办公室又其次，院长办公室最小。福特基金会派员来巡视，对此布局大为赞赏。对先生言：只要观此校舍的建设，就可想见此学校精神及前途的无限。嗣后，继又新建，增添艺术系，成立理学院。
艺术系之创添，为先生一项理想之实践。先生欲使新亚的教学生活，不仅行政制度化、课程学术化，还要实施生活艺术化。故新亚草创时，即亲邀时尚滞港的昆剧名家俞振飞，到校讲演昆曲。后又设立国剧团，在校内演出京剧。1957年2月，创艺术专修课，又组国乐园。先生谓此都是新亚在艰辛中兼具娱乐精神之一种收货。至1959年秋，雅礼又增协款，遂正式成立艺术系。
在繁忙办学的同时，先生继续研著不已，将数十年积思宿学发为讲演著述，推进教学与学术，阐扬民族文化。1954年1月，香港大学《东方文化》刊出先生《孔子与春秋》长文。此文识见精到，实不啻是一部《春秋》经学史，其尤精要处在揭示孔子作《春秋》，开汉儒通经致用之学，而把战国百家言J精神和古代相传王官学精神联结起来，即尊进新兴的一家言。把它悬为新时代的王官学，来代替旧传统的王官学，这便是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精神。故此文被称誉为经学史上“划时代之著作”（吴相湘《钱穆阐扬传统文化》）。在农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礼时埋入地基下的铁函中所藏的，就有《孔子与春秋》一文。
1954年暑，先生年六十。先生在台北应邀作连续四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先生认为文化思想乃社会大众的共业，故就中国历史社会所普遍重视、信仰、探讨的道理、性命、德性及气运，作哲学论析。强调我们应该把握历史传统思想，来开创我们时代的新思想，完成我们时代的新使命。是年，《民主评论》和《人生》两杂志，都刊专号为先生祝寿。
先生声誉既日隆日广，遂更为各界及海外所注重。1955年6月27日，香港大学颁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香港总督兼港大监督葛量洪，在颁授学位的典礼中，称此是港大的一项光荣。《工商日报》为此刊社论，谓被视为学术界泰山北斗的钱穆先生，愿意接受这个名誉学位，对港大也是永留佳话。
国际上亦多方邀先生讲学。10月下旬，先生受邀，任访日文化代表团团长访日，并分别在京都、东京、亚细亚大学讲“老子书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析”、“东方人的前途”。
新亚发展到1959年秋，已有八系、一所、五百多学生，成绩显著。香港遂有意集合美国各教会支持的崇基书院、美国亚洲协会出资组成的联合书院与新亚书院，创办成一所公立大学，并以新亚为其创办一主要条件。新亚铜仁多持异见，先生以为新亚建校之初，本在提供来港青年就学机会，今时局渐定亦仍当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前途着想，且自己精力日衰，校务与研读已难兼顾，必求一校独自发展，已无此信心与力量，参加大小之议遂定。旋美国耶鲁大学来函特聘先生去其东方研究所系讲座讲学半年；不久，伦敦亦来邀先生前往访问，续谈大学校长由中国人抑英国人首任之未决问题。
1960年1月18日，先生在邀得吴俊升先生任副院长暂代校务事定后，离港赴美。途经日本，逗留一周，在东京、京都、亚细亚大学讲学。至耶鲁，先生讲三门课：“国学概论”、“先秦诸子”、“国学座谈”。第三门专为在耶鲁教书求学的华人而开。耶鲁教授李田意为先生担任翻译，始终执弟子之礼。而先生亦被视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精神与情调”（赵浩生《钱穆在耶鲁大学》）。课暇，先生补读英文；撰成《论语新解》，此书从汇集各家旧解中生出新意来。学期结束，耶鲁特颁先生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以示对先生所取得之教育与学术成就，及为东西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之钦佩。接受在6月13日耶鲁第二百五十九届毕业盛典上举行。校长宣读了对先生的颁授词，继请李田意先生译成汉语，学位颁授词用受学位者得本国语言再宣读一次，此次是为耶鲁历史上之创举。
6月30日，先生离耶鲁，先后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大峡谷、旧金山、西雅图、尼加拉大瀑布、加拿大多伦多考察漫游两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丁龙讲座、华盛顿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参观斯坦福大学。9月1日，自纽约飞赴英伦遍游名胜，参观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与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富尔顿交换筹设大学计划，因先生坚持而确定中国人任首任校长，由先生言，定名中文大学。
自新亚决定参加中文大学，先生即功成不居而定去意。1963年10月17日，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四十天后先生向新亚董事会提出辞职。1964年1月，中文大学确定于秋季开学，先生为新亚二教授求公平待遇，与新任校长争执三个多月未果，感不可忍受，遂于20日上董事会辞职书，“表示一种总抗议”（《新亚遗铎·上董事会辞职书》）。7月，获准，惟允先生1965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先生之休假年。先生乃租青山湾一避暑小楼，预定此下闲居生活之计划，首为撰《朱子新学案》，读《朱子大全》。1965年1月，先生自写新年春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达了晚年决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结的心愿。
至1965年6月，先生正式卸任。7月，应邀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讲“中国思想史”，又与人合讲“中国哲学与宗教”。人事稀疏，课暇尽日专读《朱子语类》，手作笔记。期间，又在怡保、太平、槟城等处讲学。听者谓先生以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开导华人，“已下一些新儒学的种子”（竺摩《钱先生在槟城讲学》）。讲学八月，先生因不适南国湿气，胃病遽发。于1966年2月提前返港，寓沙田旧居，日夜撰写《朱子新学案》。
不久，香港治安因故骤恶，“情况不安”，先生与夫人乃“决定回台定居，谋建一家，以求终老”（钱 胡美琦《非法？合法？诉说双溪宾馆事件》）。1967年10月，先生迁居台北，时年七十三岁。
八、台北定居
先生乃一介书生、读书种子，常自勉勉人“课程可以毕业，学问不易毕业”，又尝谓自问确实做到了孔子所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邱秀文《富贵皆作白头看——坦荡淡泊的钱宾四先生》）。入居台北，已年逾古稀，渐至耄耋衰迈，眼疾日剧，犹不让后生，讲学著述，矻矻不休，印行成书三十多种，继续“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纪念张晓峰吾友》）。
先生为避烦嚣而迁台北，故在上年迁台前之八月，预择时甚偏僻之外双溪一清净地，并取无锡五世同堂大宅素书堂旧名，预为新居定名“素书楼”。蒋介石闻先生迁台，令阳明山管理局依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所设计图，建素书楼。1968年3月，在中国史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当选理事。7月，先生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0月，自市区移居素书楼，继续撰写《朱子新学案》；至1969年11月，书成。为便于学者寻究，次年又撰写《朱子学提纲》冠于书端，代序，总全书五十八章，合百万言。撰写初，曾获哈佛燕京学社研究补助费三年；书成又获其印刷补助费，1971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印行。
《朱子新学案》为先生精心结撰的又一部鸿篇巨著。先生于宋明儒中最推崇朱子，谓中国历史前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又极崇朱子的集大成精神，谓朱子融贯古今，汇纳群流，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及发展出一番新理学，提出理气一体的宇宙观，及形上学与一体两分的心性论，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亦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当时儒学1达到理想的新巅峰，使孔子以下的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是两宋以后儒学的主要设计者。
《朱子新学案》一脱稿，先生应张其昀先生邀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在素书楼客舍授课，每周两小时。1969—1971年，两次讲述自《尚书》至章实斎《文史通义》三十部史学名著，综论历代史学衍进，成《中国史学名著》一书。1972—1971年的一学年，讲述孔孟宋明儒学旁及老庄，尤于心性学多所发挥，成《双溪独语》一书。
1969年冬受聘文华学院后，又得蒋复璁先生邀约，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又为先生特辟一研究室，先生上下午皆去，读院藏《四库全书》中宋、明三朝理学诸集，续有撰述；又以吟他人诗如出自肺腑为人生一大乐，选辑成《理学六家诗钞》。谓读者读斯钞，得“内窥其性情”、“进窥理学一新门径”（《理学六家诗钞》）。先生所选，其诗境皆胸怀洒落、情意恬淡，实亦先生之性情。先生谓赖张、蒋两先生之安排，日常生活费亦获解决。期间，在1970年1月又应邀赴台南成功大学史学系，讲“史学导言”，论“世运与衰，人物贤奸”。
1969年9月，因新亚新任院长梅贻宝所请，返新亚讲演。1974年，先生年八十，7月生辰前携夫人南游黎山、花莲等四处，缅怀祖德双亲教诲之恩，感怆万端，遂撰成《八十忆双亲》。先生谓自己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此年，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与文文化学院史研究所《史学汇刊》同出“庆祝钱穆先生八十岁专号”，以示尊重。后三年，先生又续撰《师友杂忆》，追念是有往事。两书平实中溢深情，文简练而意切切，感人至深。
1977年夏，新亚书院为激扬学术风气，阐发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亦是为表示感念先生创建新亚及学术上的卓越贡献，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新任院长金耀基先生专程赴台，坚邀先生为第一次讲演人。上年12月24日，因中文大学废弃联合制改为单一的集权制，先生与唐君毅、吴俊升先生等九人认为，此使先生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无法实现，发表新亚董事会退出中文大学声明。及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次年（1978年）春胃病渐愈，但十馀年之目疾剧已不识人，不见字。因新亚意诚，情不能却，先生遂于10月扶杖赴港，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就平日积存胸中之素念，稍分层次，略抒梗概，凡六讲。后稍加整理出版。
此书从中西比较中阐述先天、后天打成一片，更重后天人文性的中国民族性，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后天，合内外”为总纲的中国思想，以偏重道德的儒家和偏重艺术的道家为两大支柱精神的中国文化结构。全书提要钩玄，深入浅出，晓畅明达，精深透彻，足以振聋发聩，令人耳目清新，拍案称绝。先生自谓此书实是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数十年来运思持论之大纲领所在。
1979年10月，，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先生又赴港，首先热心协助新亚的卢定先生亦来赴会，两人怀念前尘，感慨不已。上年5月21日，先生当选为中国历史学会监事。
1980年8月，先生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二百馀与会者，俱中外著名学者，先生被推为历史与考古组召集人。1981年5月，香港宋史研讨会举行首次大会，先生适在香港，与夫人胡美琦女士同被邀参加。先生受请致词谓：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北宋时期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提议研究者对此多加注意，使研讨会带来高潮。此亦可见先生在学术界之日隆声望，誉播中外，表率群伦。先生著述，精彩之观点，独特之见解，随处可见，不胜缕述。而以宋代为中国近代史之开始，即是先生一大创说，其说与日本京大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不谋而合，且内涵中国历史文化之近代化的意义。仅此一说，即足以使目先生史学为旧。为复古者箝口。
自1978年先生八十四岁双目患黄斑变性症眼疾后，目力大减。未久，不能见字，不能读书，不能阅报，亦不能辨人面貌。惟先生以读书、著书为一辈子正业，不失中国读书人之本色，其外绝声华的高尚情操，使先生耐得住大寂寞，生命得住。先生谢绝人事，长日杜门，以超乎常人的劲毅，潜思握笔，随性抒写，日字八百或千字，但不能引经据典，落笔字又有重叠。故每撰一文，或嘱钱夫人搜寻旧籍；稿成，则赖钱夫人诵读，先生从旁听，再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不畏艰繁，著述不辍。1984年，先撰成《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一书，从知识论立场，按现代学科分门，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侧重阐扬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3月，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寓台期间，先生的讲演著述，皆以文化为中心。文化问题自先生在果育受学起即心中长存，至此，以数十年积学，驾轻就熟，发如滔滔江河。先生角度不断翻新，中心始终不离，内容更深，范围更广，诸如文化与国运，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散播与完整、积累与开新、精粹与渣滓及进退升沉，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最高信仰与最高理想、所理想的人的生活，以及宗教信仰、道德修养、社会经济设计、科学、艺术、法律等方方面面，运思持论，直抒胸臆，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整体感、立体感、系统感和生命感。这些讲演与著述，连同居港、台前的论文，此时均收编为《孔子与论语》、《灵魂与心》、《中国文化丛谈》二册、《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历史与文化论丛》、《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册、《中国文学论集》诸书中。其要旨，均为清除上流社会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无识，阐述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体与独特精神及其永恒价值、永久生命力，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自信心。其所要建立的，是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的（儒家思想大传统）”（《民族与文化》，第19页），植根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本根”（《中国文化精神》）；就哲学上说，先生强调，“这就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个大本体”（王震邦《访国学大师钱穆——谈中国文化的本源》），从而为中国文化开新机运、新生命。
九、退休以后
1986年3月，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谓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和平统一是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性的大理想、大原则之所在。此是先生对整体中国之未来的深切关怀，亦是先生以高远深邃的史识而对国运和世局深思熟虑的洞见，故海峡彼岸刊出后，此岸亦摘载于《人民日报》，是先生时论几十年来首次在内地报刊布行。同时，蒋复璁拟定计划，续编《四库全书》，将邀请硕学鸿儒参与盛事，先生为首邀者。
6月9日下午，先生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讲“中国思想史”。这是先生七十五年教读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不少已任教授或要职得北大、新亚老学生，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也带着市十几位学生，闻讯赶来旁听。先生不减当年在北大上课时意气风发的神态，殷殷寄语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礼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先生强调自己在有生之年，仍将依天命尽一己之力。是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自中国文化大学退休后，先生又屡犯病，但尽心尽力，是年11月终于完成六十万言的思想著作《晚年盲言》。分宇宙天地自然、政治社会人文、德性行为修养三大部，全面讨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以整体论和生命论，集中阐扬中国传统文化。1987年1月，集论文为《中国史学发微》。2月18日，当选为中国文化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在养病中，与夫人共同整理先生在新亚对学生的讲演及有关新亚的文稿，汇编为五十万言的《新亚遗铎》。
1989年仲秋，先生勉力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祝辞》呼唤：“珍重！珍重！我新亚精神。”时谈吐如云，声音洪亮。在旅社中，先生彻悟“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心中快慰莫名。时有梁生一夕叩门入谒，畅所欲言，师大欣慰，谓：“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倡儒学有望于新亚诸子”。
1990年5月，因台湾政事伤及无辜，先生迁杭州南路寓居。迁出前一日，撰成《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稍稍发挥前对天人合一论的彻悟，谓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即在此，而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是先生最后的心声。
1990年8月30日上午九时许，先生心力衰竭，于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九十六。先生生前常自谓一生爱民族、爱国家，始终对中国文化有信心，而书生报国当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先生必自信一生教读，尽到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深信中国历史文化必有一“据旧开新”、不继光大之乐观的未来，故逝象平静安详。而先生得享高寿，则亦钱夫人胡美琦女士襄助先生著述、护理先生生活之功。
先生为一代史学、国学大师，故谢世之日，凡受业与受教，识与不识，知先生之名，慕先生之学，尊仰先生之志节者，闻之莫不哀悼！继台北9月26日先生丧礼后，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校友会等，亦举行“钱宾四先生追悼会”，与会向先生致敬意和悼念的三百多人。
本站编辑：澤之
【本站推荐】
公 开 课 |（36小时）零基础儒学入门自学课程
家长必学|儿童读经教育入门——读经教育六小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