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哲学慧光的世纪(清代)|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5卷<近三百年——文化生命之歪曲、冲激与新生>弁言

大明亡于满清,顾、黄、王诸大儒怀着亡国亡天下之痛,深切反省民族文化生命的方向和途径,自觉地要求“由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事功”。这一步省思非常中肯。可惜满清入主以后,大汉民族遭受严重打击:

 

第一、是民族生命受挫折(汉族丧失天下)

第二、是文化生命受歪曲(学术转为考据)

 

在这种情形之下,顾黄王三大儒所代表的思想方向,无法得到伸展,加上文字狱的压制摧残,读书人不敢议论政事,更不敢讲民族大义。开始的时候是不得已,因而无奈地转而做一些文字训诂、版本考据之类的学问。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成为学风,读书人日渐忘怀当初“不得已”的委屈痛苦,结果,士人只知面对书本,而不能面对问题,终于使中国人的头脑趋于僵化,驯至也不会用思想了。这麽一个广大的国度,没有真儒,没有器识恢弘的学者思想家,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形成全面性的悲剧。

 

在明末清初(十七世纪)以前,中西文化并没有明显的差距,顶多不过互有短长而已。后来,欧洲有哥白尼的地动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而康德更写出了讲“真、善、美”的三大批判。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却停止了思想活动,只知道埋首伏案,大抄书本,而抄成七大部《四库全书》。这时候,欧西所表现的,是思想的开放上升;中国所显示的,则是思想的封闭枯萎。一个突飞猛进,一个停滞衰微,一升一降,中西文化的差距乃越来越大。

 

乾隆嘉庆以降,中国文化由僵化而封闭、而混乱,这是数千变化最大最剧烈的阶段,偏偏这个阶段的中国读书人,却是最不会思考辨析问题,亦最欠缺因应时变的才能。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清一代,是一个没有哲学慧光的世纪。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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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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