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5卷第1章<明清之际:三大儒的思想方向>第1节

顾亭林(西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崑山人。明亡,抗清失败,乃北游,往来鲁燕晋陜豫各省,遍历塞外,垦田于雁门之北。后又往返河北诸边塞,直到六十七岁,才定居陕之华阴。他以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据此可知亭林苦心坚志之卓绝。

 

他有言曰:“亡国,士大夫之耻;亡天下,则匹夫匹妇之耻也。”亡天下者,亡文化也,故无人可逃其责。其学之大要,尽于二语:一曰行己有耻,二曰博学于文。此二语乃儒家通义,但必须践而行之,方为通儒。

 

清廷开国史馆,数度招请,亭林移书却之,曰:

 

先妣未嫁过门,奉姑养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指明朝)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再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亭林冒死不出仕,又冒死六谒明孝陵。其心耿耿者,岂为朱明一家一姓耶?既痛愤华夏之统断丧,亦深恨士大夫之忘本无耻耳。

 

亭林虽不谈心性之学,然其行己有耻之精神人格,足为世范。唯亭林深斥讲学,则实乃偏见,不足信取。

 

亭林之著述,一曰《音学五书》,一曰《日知录》。尝自言之曰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心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音书”属于经学。《日知录》则乃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深切著明。总之,其书乃经世致用之书,故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另外,又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列述各地山川险要、交通、物产、民情、风俗、人口多寡等等,属于国防地理之性质,足为佐治天下之资藉。

 

唯亭林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以增加抗御外患之凭借,此则迂阔之论。国家之治乱兴衰,其故非止一端。而中国传统政治有一本质的缺憾,是即“有治道而无政道”牟宗三先生语。下文第四章第二节将有论述)。因此“改朝换代,治乱相循;君位继承,骨肉相残;宰相地位,受制于君”,成为历史上不断轮转的恶性循环。何以如此?因为政权移转从来没有客观的法制,没有和平移转的轨道。即使顾黄王诸大儒怀着亡国亡天下之痛,对传统政治作深切的反省,但所举各点如恢复宰相、太学议政以及封建井田等,也仍是属于“治道”的层次,而未言及政权移转之轨道(政道)问题。如此,那作为政治罪恶之源的皇帝仍可专制如故、独裁如故。明乎此,可知西方先发展而成的民主政治体制,正是中国“求之不可得”的政治之新轨辙。完成民主建国,再加上科学技术,中国之全面现代化,乃可达于成功。

 

 

见《顾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有“中国文化开合发展的方向”一文,对中国文化之演进及其发展之路向,有综括之论述,可供参阅。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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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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