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西元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名宗羲，字太冲，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父尊素，东林名士，为魏忠贤所害。遗命从学刘蕺山。明统既亡，梨洲返里门，毕力著述。其特为重要者有二：
一是《明儒学案》。③
二是《明夷待访录》。
前者是对内圣之学的总持表述，后者是对传统政治之检讨与外王理想之宣说。
《明儒学案》包括明初之理学家、王阳明学派、泰州学派、甘泉学派、东林学派、诸儒学案与蕺山学案。此书有类哲学家评传，亦是中国最早近似哲学史的刍型。钱穆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梨洲《明儒学案》序所说，与自来言心学者，有相异之点三④：其一、从来言心学者多讲本体，而梨洲则多言工夫。其二、从来言心学，多着意向内，而此序则变而向外。其三、从来言心学多重其相同，而梨洲变而言万殊。钱氏并指出，“梨洲自负得理学正统之传，而其为学之务博综与尚实证，则固毕生以之，不俟晚年之改悟。”⑤
钱氏之言，自有所见。梨洲处明清之际，承前启后，而对内圣道统的存亡绝续，与外王事功之时势遭逢，义理如何落实于政教伦常，生民如何措之于袵席之安，皆梨洲诸儒所深切关心之落点，而《明夷待访录》则最能代表他的省思。
《明夷待访录》刻本凡二十篇⑥：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等。其中“原君”“原臣”二篇发挥民主精神，为近人所传诵。但有理论而无制度，故其书虽早于欧洲之《法意》、《民约论》，仍不能开显为民主政治，此即所谓“有治道而无政道”故也。似此之论，尚未达于“孟子政治思想之精义”犹能触及政道之关键也。⑦
据此可知，外王事功之问题，其本质性的关键有二：
一是政治上的“政道”（政权移转之法制化的轨道）。
二是科技之发展（“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要件）。
这亦正是“现代化”的二个纲领。欧西逐步完成于十八世纪，而中国二十世纪初之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亦有此机会，但感受与认知不充分（深度、广度、强度，皆不够），故二十世纪仍然是中华民族放溺沉沦的阶段。所幸后半世纪，台湾、香港、海外艰贞自励的人文学者，动心忍性，以全幅生命智慧，为民族文化之途径，进行深切的反省与批判，终能顺承明末顾黄王三大儒“由内圣开外王”的思路，而完成了通盘的综结。（下文第三、第四两章将分节提出讨论。）
③ 梨洲《明儒学案》成书于六十七岁。刻印出版时，梨洲已八十四，作序时老病不能书，口述其子百家书之。另有《宋元学案》，由梨洲经始，而全祖望完成之。
④ 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商务印书馆）第二章“黄梨洲”之三。
⑤ 同注④，第二章之四。
⑥ 全祖望之跋待访录，言及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勿尽出。
⑦ 参本书上册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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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