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哲学之古义兼谈“智慧”、“最高善”之意涵（《阳明良知教四讲》 第1讲 道德本义 第2节）（附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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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我们要讲一讲，所谓的“道德”观念，因为道德本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很亲切很明白的一门学问。何必再讲呢？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讲，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其实，讲来讲去无非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用什么来讲呢？我们看讲义，我们用几段文章来说，看看我们读了这文章之后，是不是对“道德”这个观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先说明一下，以下要讲的是借用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序言》引用到康德的一些文章，首先我们就把“哲学”再复习一下，然后接着讲所谓的“道德”。大家心里要有个预备，我们这样讲是很特别的，用一种比较“学术”的方式，“哲学”的方式，用很多的哲学的术语跟哲学的表达方式，大家不要觉得陌生就心里产生厌烦，这个不可以厌烦的。我们说如果它是好的，是对的，它就是客观的，乃至于它的根基所在是来自于内在的理性的真实，它就是有真理性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言辞来表现，所谓“一番拈动一番新”，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意义用不同的文章来表现，它其实都显出另外一种精神面貌，虽然到最后所了解的是一样的，但这种多样的表现也给我们有一种多重的思考，让我们对它更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希望不要排斥。

我们把哲学这个词语用这段话说——牟宗三《圆善论》序言这样说（按：引用部分文章，除明确为牟先生所做说明之外，其它皆为牟先生翻译康德《实践理性之批判》的原文引用）：

向往一最高善是西方哲学一词之古义。

这句话非常警醒人心，原来哲学在西方也有古义跟现代义的不同。康德回归到古义，其实就是康德认为这样来说“哲学”，这样解释“哲学”是比较深刻的，比较合乎原来的本意的，其实也就是合乎人生所要追求的学问的价值的。如果哲学不是这样的学问，那可能康德自己或许说我就不想再追求这门学问了。所以我们一追求学问，人生一起追求、你一立志，就要看看自己所立的志是不是天下间最有价值的志，乃至于是唯一之道。康德既然是一个哲学家，他以哲学为职志，他所做学问是哲学，他要追求什么叫“哲学”，追求到这样，从古来的意思来解释，他认为这种学问是值得的学问。所以哲学一词是古义，括号里是牟宗三先生的注解“（这古义的哲学在中国则宁名为“教’）”。以下为康德说，我念一下，大家一面念一面试着去了解，这个文章很诘曲聱牙。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哲学？就是“把懂的东西说得让我们不懂，就叫哲学。”从现在这段文章，可以印证这句话：

为我们的合理行为底诸格言而去实践地，即充分地（适当地）规定一最高善之理念，这乃是“实践的智慧论”之事，而此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复又即是所谓哲学。

这里讲到哲学，稍微解释一下，不过这解释需要很久，我尽量简单，不过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怎么看这种文章。假如你是一个读经学堂堂主、老师，你是读经的家长，你要培养孩子读经为什么要他读经？想清楚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读经是培养人才，不是去背书，也不是表现你的学问，乃是要“培养人才，开发人性”。刚才说了，人性的表现是多样的，现在的学问也是多样的，我们只问这个学问值得不值得我们去追求，也就说它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不要分东方、西方、古代的、现代的，也不要分它用什么方式表现的。这种方式的表现法有它的价值，因为它很确定，一五一十，概念清晰，而且文章结构环环相扣。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思考非常严密，他思考的底子其实有受益于康德的哲学、康德的表达方式，所以每立一个词语都是再三地斟酌，每发一个议论都是言之有据，不随便发议论，不随便立一个词语，为自己负责，为学术负责，乃至于为后代负责。这种学问不做则已，一做出来，就稳如泰山，不可摇撼。做为近代的中国人，我们要教我们的子弟，我们所为何来？我们教他读经是为什么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生厌烦，因为耐烦也是做学问一个正确的心态，必要的修养。

这样解释这个哲学，刚才我们讲过一段，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很容易了解，他说：“为我们的合理行为底诸格言去实践”，“合理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诸格言”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那个教导，我们心中所发出来的自我教导叫“格言”。为我们的合理行为这些教导而去实践的，就是真真正正去实现，让它“充分地规定一最高善的理念，这乃是实践的智慧论。”为什么要“规定最高善的理论”？“最高善”就是最完整的善，因为一般人都知道我们平常的善不是最完整的，不是最纯粹的，你的善总是含有一些其他的杂质，善要达到纯粹，叫“最高善”。把这个最高善这个理念，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最高善是一个理想的观念，叫“理念”。我们去了解“最高善”，这是“实践的智慧论”之事，“实践的智慧论”就是“道德”的意思，要了解道德的学问，我们必须了解最高善。“而此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复又即是所谓的哲学。”康德所谓的哲学，康德把“哲学的理论”当作是“道德的理论”，也可以说对于“道德”的讨论，才是真正的“哲学”的本义。再接下去：

“哲学”一词是取古人所了解之义，古人以为哲学意谓一种“概念中之教训”。

哲学是一种教训、一种教导，是一种学说，这种教导是什么呢？是“一种概念中的教训”，是用某一种概念来教导。用哪种概念呢？

“概念”乃即是“最高善已被置于其中”的那概念，并且亦意谓一种“行为中之教训”，行为乃即是“最高善所因以被得到”的那行为。

也就是说，去追求最高善这样的行为，去说明如何追求最高善这样的学问，这种学问叫“哲学”；所以哲学是一种“学问”，这种“学问”包涵了“最高善”的“理念”，你把“最高善”的“理念”能够说明，而指导人去追求那“最高善”，这样的学问，叫“哲学”。接下去：

去把哲学一词留在其作为一“最高善论”之古义中……

西方古时候的“哲学”，其实是“最高善论”的意思，就是让一个人去追求最纯粹的善，而去讨论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又说：

（就理性努力去使这最高善论成为一门学问而言），这必应是妥善的。

也就是说，你去“追求最高善”是一种行为，但是你来“说明”这种行为，这样的学问就是所谓的“哲学”，所以哲学是替道德实践服务的，所以哲学就是“道德的实践学”，而这个道德的实践必须去追求最纯粹的善，这样叫道德。本来道德就是善，善的行为叫道德，善的意念就是道德的意念，善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你的意念跟你的行为都趋向于最高，道德观念本身它就促使我们去寻求一个最高明的境界，最纯粹的行为，这个叫“最高善”。所以道德是追求最高善的行为，而去解说这种学问，叫作“最高善论”，而这个“最高善论”就是古代所说的“哲学”。

再来：

因为一方面，“作为一最高善论”这所附加的限制必应适合那个希腊字（希腊字“哲学”一词指表“爱智慧”）。

philosophy原初是philo是爱，sophia是智慧之神，去“爱智慧”，是希腊“哲学”的本意。

而同时它又足以在“哲学”之名下去擁摄“爱学问”，即是说“爱一切思辨的理性一知识”，所谓“爱一切思辨的理性知识”是就这思辨的理性知识在以下两方面均可“适用于理性”而言，即，一是在那个概念（即最高善之概念）方面可适用于理性，一是在“决定我们的行为”的那种原则实践方面可适用于理性，而在这两方面适用于理性亦并未丧失这主要的目的（爱智慧），而单为此主要目的之故，此思辨的理性知识始可叫做“实践的智慧论”。

“实践的智慧论”就是“道德学”，因为实践就是道德实践，而道德实践中含有最高善的智慧，含有最高善的观念是智慧，所以去实践最高善就是道德，而“实践最高善”的讨论，就是“道德学”。从“道德学”这方面来说，道德不只是你去爱这个行为，你去实践，而你也会去爱这种学问。我们最先不是说你有心感，你要有得，这是所谓“兴于诗”，但是你要讨论为何而有德，什么是真正的有德？像这种学问，必须有思辨的理性的加入，这个思辨理性的加入来讨论道德的问题，你不能够违反道德的本义来讨论，于是才能够成就叫做道德学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最高善论。

再来：

另一方面，因着在此定义中（意即在哲学作为最高善论之定义中）执持一个“必十分降低一个人之虚伪要求”的自我估价之标准于一个人之面前，而去抑制那“冒险去要求哲学家的称号”（自居为哲学家）这样一个人底自大，这必是无害的。

“必是无害的”，讲得比较客气，其实是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所谓的“哲学”就是“实践的智慧论”，哲学所实现的是一个哲学家，一个人，那么我们把这个哲学定义为实践的智慧论，是要去追求最高善的境界的一个学说，如果这样来看，要这样来定义的话，就因着这个定义去把握，一个人应该降低他的自大，他不应有虚伪的要求，要求他要做一个哲学家。所以哲学如果是那样的意思，就很少人能够自居为哲学家。

因为一个智慧底教师必不只是意谓一个学者。

智慧的教师，他是一个会讲理论的人，会讲什么理论，会讲智慧的理论，什么是智慧的理论呢，就是去追求最高善，这样子的学说叫智慧。做为一个智慧的教师，做为一个道德的教师，做为一个所谓的哲学家，他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学者。因为“一个学者并未进至如此之远”，一个学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即如以‘达到如此高之目的‘”，达到最高善的目的；“之确定期望来指导他自己那样远，当然亦未以此来指导他人”，一个人很难说他能够达到这样的最高善，他达不到这么远，当然更不可以用这种名号这种自以为是来教导别人。“智慧底教师意谓智慧底知识之师”，所以智慧的教师是“智慧之知识”的教师。“智慧底知识之师所函蕴的比一个平庸人所要求于其自己者为更多一点。”虽然智慧的教师会讲智慧的理论会比一般人多一点，但是他不可以说，他会讲就能够做得到。

哲学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只把它当作学问来说，一个是学问就包涵了你能够亲自地实现出来，你要达到。所以真正的哲学家是你既有智慧之“知识”，而又能够“实现”那智慧，这样才叫真正的哲学家。一般的教师只是做哲学之“知识”的教导，虽然他比一般人境界高一点，但是他不能够认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

这样，哲学如同智慧，必总仍然是一个理想。此理想，客观地说，其被呈现为完整的是单只在理性中被呈现为完整的（单只是完整地呈现于理性），而主观地说，对一个人而言，它只是此人之不停止的努力之目标。

所以哲学其实就等同于智慧，智慧有可以学问地说，有可以生命实践地说。那么假如真的要在生命中实现出来，它可能永远是一个理想，你只能够慢慢地去接近，它是你永不停止努力的目标。

再来：

而无人能展示此理想之不可错误的结果于他自己的人格中以为一范例。

没有人可以说这个理想已经毫无缺憾地表现在他身上，而可以做别人的模范，没有人可这样说。所以孔子“不居圣”，也是这个意思，圣人永远是一个理想，永远是我们接近的目标。而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展示这个理想，完全没有错误的展现在他的人格当中，来做为别人的模范。所以康德论说道德，他是费尽吞吐，说出去又收回来，其中他固然是思考精密，其实也可以想见他对人生有一种相当的体会。

（即在其自我作主中以及在那“他于一般的善中异常地感有之”的那无疑问的兴趣中展示此理想之不可错误的结果于他自己的人格中以为一范例）。

这是另外的翻译，作参考。

而这一点却亦正是古人所要求之以为一条件，以为值得有那个可尊敬的“光荣的哲家”之头衔之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古人所说的“哲学家”，就是把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完整地、无缺憾地实现最高的智慧在他生命中，古人把这样子的成就才称作“哲学家”。

所以这整段下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最高善？包涵了最高善在其中的那种教导叫智慧。《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不是最高的善吗？何况康德的“最高善”是纯粹的善，丝毫没有杂然的、完美的善，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圆满的善”，更难。毫无杂然的善已经可叫“最高善”，而“最高善”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于善的纯粹性达到“极点”，叫“最高善”，另外一个“最高”呢，是“圆满”的意思，“圆满的善”就不只是对善的要求，“圆满的善”是“德福一致”，道德跟福气、福份完全统一。这样是另外一种最高善，而这一种最高善，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语，叫“圆满的善”。现在，在这段里面只讲到道德的“纯粹性”，叫“最高善”，那么道德的纯粹性既然是这么纯粹，尤其康德依照西方人一贯的人生的态度，尤其在基督教成立以后，西方人一直把人当作是被造物，是有限的存在，有限的存在他就有“原罪”，原罪的一个更深的意思是“人是不能完美的”，“不能完美”包括不能有“道德的完美”。所以康德在这里一方面说从希腊以来的对哲学的古义，其实就是对人间最应该追求的学问的本义，追求那个“最高善”，而所追求的“最高善”，其实只是心中的“理念”——理想中的观念——而一个人确实很难达到这种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可以称为“哲学家”。所以我们现在称的哲学家，只是“道德学”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他其实只能够把这个理念宣说出来，并不代表他自己就能够真正拥有而可以做别人的典范，“不可自居为圣人”，就是这个意思。康德这样讲所谓的道德，讲所谓的智慧，所以我们如果念过这样的文章，我们就知道“智慧”这个词语不能随便用，尤其是在哲学范围之内不能随便用，那个“智慧”涵有一种观念，就是“追求最高善”，要不就不叫智慧。追求最高善，这样的心灵，这样的行动，叫道德。而道德的完成，必定是达到最高善的完美，完成最高善的完美代表哲学的完成。能够在他生命中完成哲学之教的人，才可以称为哲学家。所以牟先生在这里有一个说明，说像这样哲学的意思，在我们东方，可以称为“教”，所谓“天命之谓性”，你“率性之谓道”，你去“修道之谓教”。这不是“教”吗？叫你怎么修人生之道，而人生之道要到什么地步呢？在我们中国，是要把“天命的纯粹性”表达出来，在康德就是最高善，表现最高善，所以哲学可以说是东方说的“教”，哲学家呢，就是我们东方说的“圣人”。

我们其实多念几遍，也是能念得懂的。接下去牟先生做一个说明，我们看说明可能更容易了解。

如康德此段话所言，哲学之思考依其发展而至实践理性之批判，充分地去为我们的理性行为之格言规定最高善之理念而言，就是“实践的智慧论”（Weisheitslehre智慧学，“实践的”一形容是阿保特所加）。

这是牟先生翻译康德的第二批判——就是《实践理性批》——康德有三大批判，第一本书是《认识心之批判》，其实它的名字叫《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就是“思辨理性”。第二部大书叫《实践理性批判》。第三部书就是《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思辨理性的批判，这就成就知识论，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是道德理论的探讨，它成就伦理学道德学的基础，第三批判是《判断力批判》是探讨美学，所以康德的哲学又称“批判哲学”，因为他做了三本批判大书，皇皇巨著，对人类的学问有一个非常大的推进。因此牟宗三先生说中西哲学的汇通，他说我们中国面对现代这个时代，做学问应该中西汇通，尤其是哲学思想家一定要中西汇通，而中西汇通之事大，牟先生取径于康德，作为中西会通的桥梁，这是牟先生面对当代学问的方便之举，而它确实有它的实用性——它非常地有用，而且有它的真实性。尤其是第二批判，康德所说的是道德学，刚才说儒家是以“道德”来立根基的学问，因此如果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对儒家的这个学问做说明，那是相得益彰，可以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讲得更加地清晰明白、条分理晰。而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所想的，牟先生是以康德来解释儒家。就有一次，牟先生还在的时候，他晚年了，有一次电视台来采访，因为那时我陪着牟先生一起生活，所以电视台要采访首先是跟我联络，经过牟先生的同意，因此他们来的时候我陪在他旁边。我清楚地记得，这个记者也做了功课的，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听说您是用康德哲学解释儒家？”牟先生立刻说：“不是，我是以儒家的学问来提升康德，让康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牟先生一直强调学问是可以汇通的，依照我们刚才所说凡是理性的成就都是有根的，而最后的根都是同一个来源，来源于人性——人类理性。所以它们都可以在某个角度某个层面相汇通，牟先生秉持这个观念，他一辈子奋斗，就是希望中国文化走入正途。

当代文化的正途是中西文化的汇通，而这个汇通怎么汇通呢？是不是先秉持着一个自己的“本位”呢？新儒家也讲，我们要以中国文化的“本位”来吸收西方文化，来融贯西方文化。当这样讲时，也有一些人不满意，尤其所谓的自由学派的这些学者，自由学派的历史因缘就来自于五四运动，他们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言论，说以中华文化为本位，他们不喜欢“本位”这两个字。他说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那西方人呢，西方人以西方文化为本位，那谁是本位呢？所以清朝末年，中西文化交汇的时候产生冲击，当时当然有各种想法，在我们之先有日本，日本有各种面对西方文化的议论，这种议论总之不出三样：第一种是一面倒，倒向自己，以自己为宗主，那么这个倒向如果太过坚持固执，走得太远，那必定会产生排斥，就是以自己民族为本位，不只本位而已，以自己为完满，来排除外来的学问。第二种也是一面倒，就是以外来的学问不只是为本，而且为完满，于是就否定了自己的学问、自己的文化。这两个一面倒，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义和团，一个是五四。第三种叫“兼容并蓄”，现在中国有没有走兼容并蓄的路呢？一百年来没有。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居然整个民族一百年走不上去，可见人生艰难。为什么走不上去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兴发呢？我们每个人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兴起这个兼容并蓄的态度和观念？”但是你兴得起来吗？你兴得起来，有作用吗？大体都是被学者又压下去了，把你淹没了。而这些学者凭什么？凭他的学问，凭他的辩论。有学问的人有主张，他就有辩论，有辩论，多些时候，就影响群众。所以群众一定要训练他的思考能力，才不会被一些学者所淹没，你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清朝时一诗人袁枚有一句诗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两只眼睛自己用秋水洗——秋水就是秋天的水，水落石出，因为夏天下雨，水容易浑浊，所以秋天的水比较干净，用最干净的水洗我的双眼。双眼自将秋水洗，我的眼睛就明亮了，一生不受古人欺，蛮有志气的，胡适之最喜欢这两句话了，时常引用。其实在孟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周公说“文王是我的老师”，文王又是周公的父亲，又是他的老师。“文王我师也”，为什么以文王为师？就好像你问孟子，“为什么以孔子为师呢？”其中当然有真实的生命的感应，有一种人类文化的担当，所以文王是我师也。公明仪就说“周公讲这句话，难道是引导我走向邪路吗，他欺骗我作什么呢？所以古人常常心里说古代的圣人不会欺骗我吧？到了袁枚说古代的人专门欺骗人，我们要双眼自将秋水洗，不要受古人的欺骗。你看，人生的态度不一样，做学问的态度不一样。那到底是周公比较值得我们学习？还是袁枚？还是胡适之？当然你不可以一口咬定一定是周公，你要有学问才能证明周公值得我们学习，你要有学问才能证明胡适之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学问很重要，而且学问是客观的，不是谁说了算的，所以，既然国家大事来了，民族的动荡来了，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一个民族的转机呀，所谓“殷忧启圣”。这个时候是应该出圣人的时候，很可惜，中华民族并没有走向最好的路，要么就向这边倒义和团，要么就向这边倒五四。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融会贯通，但要融会贯通你也要说出一套，而且说出这一套呢，要比义和团还要高明，要比五四还要高明，因为义和团和五四以是“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你要“莫若以明”嘛。那么牟先生就代表了时代的良心，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永恒的奋斗，真的是提出“中西文化汇通”的观念，那你怎么汇通呢？你当然可以自己独创一套，但是牟先生发现康德的学说既能够非常清楚地表现西方学问的特色——所谓的“知识系统”，他又有一种孺慕之情，他也很认真很深刻讨论“道德的学问”，而且一五一十分析得非常明白，牟先生说真的是“花花相对，叶叶相当”，所以简直是毫无隐曲，没有任何的阴影，所有这方面的学问都讨论到了，而且都摆得非常地恰当、稳定，因此牟先生一生致力于康德的研究，而且引康德进入中国。

虽然康德皇皇大师，但是五四以来的这类学者是很少重视的，纵使嘴巴上说一说，也没有深度的研究，何况连翻译都没有。牟先生以一人之力，把这三大批判完全翻译出来。在西方康德是用德文写作的，要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那是非常简单的，都是同一语种，但是翻三大批判都是某一个人他翻译一本，其他人翻译另外几本，像从德文这种西方的学问要翻译成中文是很困难的，牟先生是透过英文的翻译来翻译成中文，而一个人翻译了三大批判，这在全人类是唯一的一个人。有些人说人家康德是用德文写作，你不从德文翻，你从英文翻。牟先生说我德文还不是那么好，英文还可以掌握，尤其翻这样思想的著作，最重要的还不是“语文的能力”，最重要的“学问的洞察力”。所以牟先生在翻英文著作的时候，讲不通，或者是明明有错误，他就去查另外的译本，往往果然发现另外的译本才比较对，如果两个译本都不对，都不足以让牟先生满意，他就想：“康德必定不是如此糊涂之人”，所以就找学生来——他的学生留德的很多人——就找他们把德文拿来对照，往往果然德文不是这样的。当然最好是由德文翻，但是如果说牟先生因不通德文所以他的译本不可信，如果这样讲也有点过分，所以我认为牟先生的观念是对的，思想为主，一个思想家是表达他的思想的，语言是工具呀，思想如果成熟，而表达力又好——学者都很聪明的，语文能力也要好啊，他的思想才能够如如地表达——康德就是这种人，两方面都成熟，一方面又是思想非常精确，一方面表达力又好，所以没有任何的疙瘩，牟先生翻译起来是如鱼得水，因此在这个地方就有另外一个译著这样说。“实践的”一词是另外一个人所加，牟先生在翻译的时候连这么点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所谓“守先待后”。

哲学之思考而至此是符合“哲学”一词之古义的。古希腊哲学一词意谓“爱智慧”。何谓“智慧”？洞见到“最高善”即谓智慧。

什么叫“洞见”呢？洞如观火，在黑夜中站在远远的地方，“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叫作“洞见”，就像在黑夜中看到火光一样的，洞明、明白的看见。“洞见”不是在眼前，是在远处，但是你看的非常清楚，这叫“洞见”。有洞见才有智慧，所以我有时解释什么叫“智慧”，是“对于深远的道理的了解”。这个深远的道理是不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于深远道理的把握，这叫做“智慧”。那么，进一步不仅是把握，而且清楚地认识，这是更高的智慧，不只是清楚的认识而且是确实的实践，确实在自己的生命中表现你的洞见，这是最高智慧。所以像颜渊，“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他一听到老师的教诲，他就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出来，可以表现出来，这个叫智慧。“不迁怒不二过”，立即表现，才动即觉，才觉即化，心灵一有浮动，就马上警觉，一警觉就化掉，回归光明，回归清浄，像这样叫最高智慧。所以，什么叫智慧？能够洞见到最高善，进一步，不只是洞见，而且是清楚明白，进一步不只是清楚明白，而且是身体力行，这叫“智慧”。

何谓“爱智慧”？向往最高善、衷心对之感兴趣、有热爱、有渴望，即谓爱智慧。这爱智慧就是philosophy。所以哲学或智慧学（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因此，哲学，依古义而言，亦可径直名曰：“最高善论”。（依近世而言，当然不如此。近代哲学甚至已经不讨论最高善了。又古代所谓最高善，如柏拉图之所意谓，以及斯多葛、伊壁鸠鲁之所意谓，亦皆未达至康德所意谓者之境。）

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古代所谓的最高善，柏拉图的“理型”也在寻找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善，但是并不是以这个来做为他终身向往，而且做为人生终极的关怀，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那么柏拉图的哲学并不以所谓的“最高善论”来做为他的最基本的模式，所以柏拉图没有像康德一样从最高善来论说哲学，那么斯多葛跟伊壁鸠鲁是两个对于“福跟德关系”有所讨论的两个哲学家，这个斯多葛是说“德即是福”，有德就是福，伊壁鸠鲁是说“福即是德”，一个人幸福就是有道德，像这些也都没有达到康德最高善论的境界。

至康德，我们可明确地知道最高善即是圆满的善，而即此圆满的善亦未达至圆教下的圆善之境。

这是所谓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到了康德他虽然说了哲学的意思，但我们可以知道最高善即是圆满的善，而即使圆满的善也没有达到圆教善的圆善之境。康德讨论最高善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纯粹的意义，一个是圆满的意义，这个“纯粹”，是毫无杂然的，纯粹的善，最高。另外一个最高善也有是“福德相配合”的意思。但是牟先生说以这个圆满的“福德一致”说这个最高善，也还没有达到东方像佛家以及道家、儒家他们开出的“圆教”教理之下的圆满的境界。所以这里分了好几个层次了，最高善，本来是善，而善有最高的理想，到达纯粹的境界，而类似所谓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一点的杂染，这是最高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最高也可以说是最完满，什么是最完满？既有德，而又关涉到他现实的生命，而不是把这个德在他的现实生命中超越出来，所谓的跳出三界外，去实现他的德而已，他也要关注到他自己的生命，乃至于关注世界的现实，像这样，德才圆满，才达到最高善，这个最高善才有圆满的意义。而康德还没有达到“圆教”下圆满的意义，这里含有一个道理，就是——“圆满”，在康德的系统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连最高善都不可能，它只是我们永远努力奋斗去接近的一个理想；这个纯粹的善都不可能，到达福跟德要相配合，这更不可能，所以康德一定要引出上帝来保他，上帝才可以保障福跟德一一相对应、相配合。牟先生说，依照东方“圆教”的思想，还比康德更进一步，那就是“相即”。这个观念就深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希望大家去读两本书，一本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家的定位之作——《现象与物自身》——现象就是世间的百态，不只是人生百态而已，现实世界“现出来的象”，在我们人类心灵眼前表现出来的世界，叫做“现象界“。现象的界它为什么能够在我们的心灵面前表现出来呢？它或许有一个“底子”，这个底子叫做”物自身”，就是现象还没有现出来之前，现象还没有在我们心灵中感受而去认知之前，它本来的样子，佛教叫“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物如”，“物如”就是事事物物自己的本身，这个讲成“物自身”。所以人类的学问就有这两大层次，一大层次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叫做“现象界”。一大层次是对于“物自身界”，其实就是“本体界”，就是“超越界”，这里不叫了解，我们叫作“领悟”，甚至是“顿悟”，甚至是“彻悟”。

人生就面对这两种学问，这两种学问同样来自于一个心灵。这个心灵不是左边跟右边的分别，乃是上与下的分别，左边跟右边的分别，叫做“经验的分别”，上下的分别叫做“超越的分别”。对于人的心灵以及人所面对的世界有这样的分别，我们的学问才有深度可言。所以请各位去看《现象与物自身》。另外一本书叫做《圆善论》，这是比较正面或是集中的讨论“圆善”的观念，牟先生认为这本书是解决康德的难题，康德对于最高善或是最圆满的善到最后他只是一个理念——理想中的观念——而不能够实现，不能够在人生中表现；牟先生认为这不合儒家的思想，甚至也不合佛家跟道家的学问理想。牟先生在这里有所谓“让康德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地方，我们就要看这两本书，看他如何吸收康德、消化康德、提升康德。中华文化要走向正途我看就刚才所谓的中西融会贯通，怎么融会贯通呢？分清两界，当分清两界的时候，或许就可以讲张之洞那句话了——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以中国文化做为本位，然后吸收西方文化，充实中国文化，重铸中国文化，重铸人类的文明，传给下一代。那么这里就表现这个意思，随时都在表现这个意思，当代新儒家，其实他的理想浓缩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两天大家的讲习，其实随时都要提醒这个心灵，这是中华民族救难之方，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可以有贡献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可以说以自己的文化为本位呢？这有两个意义：确实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以我为本位，因为他只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再去吸收别人，他不可以离开他自己变成别人，你这样子你反而成为游魂，你自己没有理智，你也很难去吸收他人学问，自己底子不深厚，你也很难去见识别人高度的学问，那么每个民族基本都应该站在自己的本位去吸收别的文化。但是，现在我们说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儒家说的“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吸收西方文化”，这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高低层次之分。刚才我们说人类的学问有现象界的学问，有物自身界的学问，就是有现象的学问，有本体的学问。当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用大的眼目，大的方向来说：东方的文化，是比较属于高明一面的文化，它是立根于超越的心灵而开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立基于现实的世界的文化，它的心灵的根源是属于思辨性的理性，东方文化它的根源是属于理性实践上的使用。所以康德分这两个理性的使用，不是左右来分的，他也是上下来分的。康德有一句话说“实践的理性有优先性”，就是理性的实践使用必须做一个领导者。当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以东方文化为本位，其实是为“体”的意思。你可以稍微轻松地说，不要说的那么紧，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你说得比较确定的时候，目前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那我们之所以讲学问，就要讲一讲我们可以不可这样说，可以不可以这样主张，这样主张是不是自大？是不是汉民族文化的沙文主义，还是我们客观地讲，也应该这样讲？各位，一定要分辨清楚。听到这句话，是他主观的意见呢、还是虽然主观而有客观性，什么叫虽然主观而有客观性呢？“凡是意见都是主观的”，什么叫主观？就是从某一个心灵发出来的，从一个现实的生命发出来的。哲学家也是人，圣人也是人，当然圣人的所思所讲，所作所为都是主观的，所以孔子也是主观的。那么，说“孔子是主观的，我也是主观的，谁怕谁呀！”你能这样讲吗？所以有些主观，它有客观性，有真理性，有永恒性啊！如果说“书就是书啊，经典也是书啊，其他的书也是书啊”，你能够这样说吗？有人就这样讲，说得好像他很客观，他非常潇洒，其实这也是一种态度，没有错，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态度，也要同时俱在，到了要讨论真正学问的时候，它是有它的真理性的，不允许混漫的。所以一个人只要有真学问，就敢讲真话，他说话就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像泰山一样安立于自己的地位，你是八风摇撼不动。我们要一定要训练出这样的心灵，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之为非。一者是我们多体谅别人，多同情别人，两种精神同时俱在。

吾虽就此圆满的善而译为圆善，圆善就是圆满的善之简称，然而当吾就圆教说圆善，则此圆善之内容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亦有进于康德所说者，虽然德福一致之意仍照旧。

康德说福德一致，这个意思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圆满还可以更进一步，要达到东方儒释道三家所说的圆满，尤其是要达到儒家所说的圆满。这本书叫《圆善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牟先生写完《圆善论》的时候，他说“人类的学问到此为止”，以后他就不再写书了，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他最后写的一本书。其实他的著作的出版最后一本书是康德的第三批判，第三批判印出来的时候，学生书局新书一印出来——他们就特别赶着要在那年的除夕，就是那一年要过春节的前几天，要在除夕之前印出来，要在除夕之前送给牟先生看，因为牟先生那时生病住院，再过几个月牟先生就过世了，所以牟先生做学问，是做到死为止。

想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取回来经是这么多，有六千多卷，玄奘主持翻译，他带的一批和尚学者来翻译，他们一面翻一面讲习。玄奘是很认真的，号称他是逐字的、逐句的翻译，翻译是这么复杂的事，因为翻译得这么认真，这个团队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先是“读梵”，先用梵文读出来，然后要有讲译，读出来后要译文，汉译，懂得两种语言的汉译，汉译完了后要“笔授”，要写成文字，笔授后要有人“润饰”，因为这文章写的不一定很通顺，所以要润饰，经过这几个手续之后呢，玄奘要亲自审阅然后讲习，这样，这本书才定案。所以翻译是很复杂的，很辛苦的，翻到玄奘老了，他跟唐玄宗说我老了，我不能做了，因为他是奉皇帝旨义来翻译，所以要跟皇上辞职退休，皇帝说“当今天下谁能替代你呢？谁还能翻译呢？您老还是勉为其难吧！”所以玄奘就不退休，翻译到死为止。

我们后代还有这样的学者吗？有，但是这一百年很少了，我们就看到牟宗三先生翻三大批判，第三大批判翻译出来学生书局送给他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段话说这本书翻译出来，这三大批判翻译出来真的是“天下无双，古今无两”。这种翻译康德到中国来的功劳，不下于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不下于玄奘翻译《唯识论》。我们都知道鸠摩罗什跟玄奘是经律论三藏佛经很主要的翻译人，我们中国透过这些翻译吸收了佛教，使佛教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跟中国文化儒道两家携手前进，扩充了中国文化的内容。近代一百年来，我们遇到西方文化，有谁能像牟先生这样，看准了最伟大的著作，而一个人默默地这样几十年，这样翻译。我陪着牟先生住的时候，每天他五点起床，就开始做他的翻译，翻完了要再自己补充，刚才说他翻译是这么认真，一句一句啊，没有一句放过，没有一个字放过，都一定要通过他自己的思考。他的思考就思考着康德的思考，而人类的头脑结构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所以学问到最后也是一样的学问，只是康德先说出来；假如说出来是道理，牟先生也可以跟着他走，乃至于说的有不合道理的地方，牟先生都可以进一步地再加以诠释，甚至更推上一步。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而且当时没有电脑，用笔写的，写完了改来改去，钩来钩去，后来送到书局去印，印出来，牟先生要自己校对，他是自己校的，不是叫学生校的，一个字一个字校，所以要翻译一本书来，都经过了五年十年。所以说我们刚才读这样书，不要认为怎么这么诘曲聱牙呢？怎么讲成这个样子呢？我一下就懂了什么叫道德。各位，你这样讲，也不是错，但是我们要有学问的艰难之感，要有学问甘苦的体会。

依哲学古义为“最高善论”这一限制而言（限制是照顾到近世而言，若依古义，哲学就是如此，无所谓限制）。

也就是说你要讲哲学就要这样讲，别的讲法不行，这叫限制。现代人会说你怎么可以把哲学限制成这样子呢？这是一种古今的不同。

恰如依中国传统而言，这样的哲学就是所谓“教”，哲学一方固是“爱智慧”（哲学一词之原义），一方亦是“爱学问”，“爱一切思辨的理性知识”。

所以既然爱智慧是属于人生的生命境界而说，但是你要把这一门学问表达出来，你也要有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思考能力下说，这里需要思辨理性的学问。而且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一种所谓道德的学问，我们不只是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说明这里需要思辨理性，甚至道德这个含义不只是说做做好事，这个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两者都要止于至善，庄子说的要在内圣外王之道啊，没有外王的内圣怎么可以叫做内圣呢，所以内圣必定包涵外王，你不亲民你的明明德怎么能够完满呢？所以明明德必包涵亲民，在亲民、在外王这样的天地当中，一切的思辨从逻辑数学物理化学到各种的人生的学问，统统都包涵其中。所以真正的大乘佛学一定要开出菩萨道，菩萨是与众生同在啊，这本来是人类永恒的愿望。所以一讲道德千万不要缩小来看，一讲明德千万不要只有讲内圣，它必定要包涵亲民。等一下我们下面的课程会一直强调这一点。

“爱学问”就是使“爱智慧”成为一门学问，有规范有法度的义理系统，这就是所谓“智慧学”。既是一有规范有法度的义理系统，就需要有思辨性的理性知识，如孟子所谓“终始条理”（称孔子者），荀子所谓“知统类”。若是杂乱无章，荀子所谓“杂而无统”，或只是“傥来一悟”，只是一些零碎的感觉，则不成学问，亦不能说“爱智慧”矣。“爱智慧”就是函着爱学问，爱学问就是函着爱一切思辨性的理性知识。这一切思辨性的理性知识当然是就“最高善论”而说的。这些理性知识在界定最高善之理论（概念）中以及在表明实践原则以决定我们的行为中都是对于理性有用的，即皆可服务于理性而有用于理性，即理性可借这些思辨性的理性知识以展现其自己之目的与义用。故虽是思辨性的理性知识，却亦未歧离漫荡，往而不返，而丧失其主要目的，即“爱智慧”之目的；单为此目的之故，这些思辨性的理性知识始可叫做是实践的智慧论（智慧学），这就是哲学（智慧学）——最高善论之为一学问之恰当意义。

我们时间也超过了，我们这一小节就到这里，下午还要继续，再讲道德的本义以及进入到第二阶段心即理讨论。这一节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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