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连载〕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 礼的时代与宗教人文化

第一章 上古思想之趋势

第一节 原初的观念形态

第二节 周初之“敬”的观念

第三节 礼的时代与宗教人文化(本节)

第四节 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

附识:郭店竹简出土对先秦哲学之关系述略

第二章 孔子的仁教

第三章 墨子的思想理论

第四章 孟子的心性之学

第五章 老子的哲学

第六章 庄子的智慧

第七章 名家与墨辩

第八章 中庸易传的形上思想

第九章 荀子的学说

第十章 法家与秦政

一、礼与彝

依据殷周之际的文献,“礼”字多指祭祀仪节,“彝”字则含有“常”与“法制、规范”之义。随着社会时代的推移,“彝”的意涵渐次移殖到原本指祭祀仪节的“礼”里面,使得“礼”的意指丰富了,提升了。所以春秋以后所说的“礼”,实是一个新观念的礼。比殷周之际的“礼”字,内涵大为扩充了。

由“敬”而重视“彝”(常法常则),由“彝”而移殖扩充到“礼”。下至春秋,便成为“礼”观念所笼的时代。

二、礼的时代

春秋是礼的时代。兹举示数则《左传》言礼之文句于后:

(1)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首先,礼可以“经国家”。经,是经营治理之意。经国家的礼,静态地说,指典章制度,纲纪体统;动态地说,是指政治运作的轨道法度。其中含有政治的原理,立国的纲维,为政的原则,和办事的精神。其次,礼可以“定社稷”,古代以社稷象征国家,而事实上,安定社稷也就是安定社会。第三,礼可以“序民人”,人民百姓的生活,必须有条理,有秩序,而生活的条理秩序,正是礼所提供的。第四,礼还可以“利后嗣”,人类生物性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而经过礼乐文化的陶养(化男女为夫妇)之后,生命的传衍就从血统的延续转化为恩泽的绵流。所谓祖德流芳,正是从这个意思上说。从以上四点,可知礼的效用,上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下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同时还可以为人类未来的福祉奠定基础。

(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国语》整民作正民。)

(3)左传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

(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依上引,礼是端正人民立身处世的准则,也是国家安立的基干。而以“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概括礼的功能作用,也正是落实之言,而并无夸饰之意。《国语·周语》还有一句总括性的话,说“昭明物则,礼也。”事物的理则秩序,也都通过礼而昭显出来。

总之,礼乃一切价值之准据,亦是道德之依归。春秋时代最有象征性的观念字,应该就是“礼”了。在政治世界,春秋时代是乱世;而从观念世界看,春秋却是一个有文明教养的“礼的时代”。

三、宗教人文化

(一)摄宗教于人文

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几乎都是宗教为主。其中有的发展为高级的形态,有的停滞而无大改变,有的则随其文化生命之自觉与开发,而有质的转化与提升,华夏文化即是如此。这样的价值取向,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显示出来。中国文化不走宗教的路,而是摄宗教于人文。(按:“五礼”(吉、凶、宾、军、嘉),其中第一项“吉礼”即指祭祀之礼。祭祀本是宗教之事,今将祭祀纳于礼,可以视为“摄宗教于人文”最具体的征验。)

原始宗教的信仰,大体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习俗里面,而“礼”则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新观念。不过,“士”阶层也没有彻底取消宗教,而是对原始宗教信仰加以纯化凈化,此之谓“宗教人文化”。

一般的宗教,大体是顺着吉凶祸福之念而来,而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则转到是非善恶上来作衡量。中国文化中所保留的宗教性、宗教精神以及宗教的功能作用,一直都是循这个价值主线而绵延发展。孔子以后的儒家,也一直含具宗教性与宗教精神,故儒家亦称儒教。这里含蕴很深广的理。在此引而不发,以待后论。

(二)民为神之主(人的地位之提升)

《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对隋侯之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所谓民为神之主,是表示神为民而存在,如果神不能护民佑民,则神有何意义?后来,孟子也有“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言社稷之神,不能保境安民,不能风调雨顺以利民生,乃是怠忽职守,自可加以“变置”。孟子这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华夏文化里是远有渊源的。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史嚚(yín)之言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所谓“依人而行”,自是依民意,依人民之正当要求。这表示聪明正直而始终一贯的神,必不违背民意,必不违逆正理。这仍然是“民为神之主”的意思。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司马子鱼之言:“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可见神为民而存在的思想,在春秋时代是很普遍的。

(三)天神之赏罚以民意为准据

《尚书·皋陶谟》已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畏、通威,天之明善威恶、赏善罚恶,乃以民意为依归。民之所好,天必从之;民之所恶,天必罚之。《尚书·泰誓》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无耳目,无视听,其赏善罚恶,即以吾民之所见所闻为依据。天心民意,其义一也。

《左传》成公五年云:“神福善而祸淫。”襄公九年亦云:“神所临惟信,信乃善之主。”皆表示神之降福祸,是随人之修德与否而为转移。

(四)以“不朽”代“永生”

凡宗教,皆对人的终极关怀有所措置,或往生净土得解脱,或进入天国得永生。等而下之的种种传说,皆就人死之后的归宿作为宣说之重点。而中国文化对此问题的因应,则不从人死后的世界着眼,而要求自己就在今生今世成就不朽的价值。而人生价值之不朽,即是人的终极目的之所在。操之在我,成之在天,本本分分,实实在在。除此,别无他求。试细思之,舍此,还另有更平正更健康的人生观否?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后世根据叔孙此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代表性的思想,表示人文价值高于个体灵魂之永生。再者,人生之评价,最后是决定于史官之书法(而不操之于神之最后审判)此亦是人文精神抬头之一端。

后来,儒家充分显扬人文精神,转小我为大我,既合天人,又通物我,徹幽明,而且还贯古(打通时间之限隔)于是,大我生命与广宇长宙打成一片,人与天地并称三才。所谓“通天地人之谓儒”(西汉扬雄之言)。这是后话,在此一提而已。

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章之二。

见《孟子》尽心上。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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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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