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刚才我们引到康德说，人类理性有两种用途，这两种用途不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左边右边，不是这样安排的。人类理性的两种用途，康德说，实践理性有优先性。什么叫优先性？就是生命的学问优先于知识的学问，也就是说，生命的学问可以涵盖知识的学问，把生命的学问开发出来了，它必定涵盖着知识的学问。这是人类理性的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左右的结构，是上下的结构。所以在下位的学问，并不一定能够接触到上位的学问，不一定能够包涵上位的学问，而在上位的学问如果能够明白了，它必定包涵下位的学问。所以知识的学问不一定能够引发生命的学问，但生命的学问必定带动知识的学问，而刚才说我们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学问——因为所有东方的学问都在中国，儒道两家是自本自根生发出来的，而佛教已经被中国所吸收，所以，整个东方文化全部在中国，所以中国的文化就代表了东方的智慧，也代表了实践理性的发用。而实践理性必定涵盖知识理性。这是第一点，为什么中国人要负担起两种理性的融会贯通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第二点，是因为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接触的时候，刚好是中国国势衰落的时候。国势衰落并不一定理性衰落，民族不能够打胜仗，并不一定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比较卑微。不过世间人往往是功利的，中国人也跟着一起功利。当我们的国势，武力不如外国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怀疑到自己的民族心灵是不是比较卑微简陋无用，其实，两种文化都是人类理性的发用，都是应该继承发扬的，而在这个交汇的时候西方文化好像凌驾于东方文化之上。其实是他们的国势凌驾于中国之上，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文化价值就天经地义的凌驾在中国文化之上。我们误解了以后，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东方人崇拜西方人。中国人努力去学西方文化，而西方人并没有努力学中国文化，当然，我们中国大概也没有人值得西方来学习了，因为中国人自己把中国文化打败。所以历史如果是公平的，中国人尊重西方，西方人尊重中国，中国人可以学西方文化，西方人也可以学中国文化，这样我们就不会说整个人类文化的融合要由中国人来完成，但是历史因缘造成中国人要负起责任，不过，中国人现在负不起责任，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打败了。所以今天我们谈文化复兴，应该重新检讨人类文化的根源，以及人类文化的总体，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向哪个方向走。那向哪个方向走现在就很明白，我们平常说的，古今中外，这个古今中外我们是说，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要学习，值得我们发扬的都要发扬。人为何能够如此呢？就是因为人本来是理性的存在，而理性本来就有这么多内容，在他心灵的深处一直要发出来，一直要涌现出来，假如你不让他开发出来，这是对不起自己，当然也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的人，我们就应该开发理性的全貌。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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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财贵，转载自：王财贵教授武夷山演讲《中华文化复兴之基础》。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与教育思想，请关注文礼书院，或购买正版《王财贵65文集》进行学习。
